⊙张振霞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蒋学镛（约1736—1820），生于清乾隆初年，卒于嘉庆年间。字声始，号樗庵，鄞城柳汀街(今宁波华侨饭店址)人。蒋学镛是浙东学人全祖望的表弟，师事全祖望最早，学习精勤刻苦，读书无所不窥，经学尤为深研，自言“姑借经史以遣岁月”①。共著有《樗庵存稿》八卷、《鄞志稿》二十卷及《三礼补笺》《读经偶钞》。其代表作是《鄞志稿》和《樗庵存稿》。本文重点关注和赏析的是《鄞志稿》。

乾隆五十年（1785）鄞县开局修志，蒋氏参与编撰，但后与共事者议不合，故而辞去，自著《鄞志稿》，后改为《甬上先贤传》《水利考》。不过《鄞志稿》当时并未刊行，直到民国间收入张寿镛辑的《四明丛书》第三集中。《鄞志稿》现今也未得到重视，但笔者仔细辨析后发现其背后蕴含了很多重要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求真求实的历史客观主义精神

蒋氏在作史态度上具有历史客观主义的精神。《鄞志稿》是蒋氏的代表作，蒋氏当初退而自著《鄞志稿》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地志之列传，与国史相表里，书法当据实。后之论者，谓志与史不同，因著其长，而讳所短……今志乘之体日益繁芜，乡里先达，罔勿登载，岂容以一邑之公书，概用曲笔，与家状墓志等！……惟张司马《嘉靖志》以后，则虽九品下中之人物，亦概立佳传。无如其人本末已具正史，而区区欲相复护，果能以一手掩天下目乎？”②即在蒋氏的撰志观念里，写方志也应该和写国史一样，要求真求实，不应有所隐讳，这体现了蒋氏在作史态度上是客观直书而非曲笔逢迎。“今窃裁以史法，凡欲败行显著者，俱削而不录，其余自巨人长德外，虽一节之长，姑令附书，而终不敢曲讳其失……既以备枌榆掌故，且得一洗旧志之秽焉。”③可见，蒋氏所编撰的《鄞志稿》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不隐恶，直笔实录，一扫旧志之秽。而民国张寿镛在《四明丛书·序》中也写道：“然鄞之志鄞作之也，非志局之人作之也，又何讳焉。”对于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蒋氏写《鄞志稿》算是私著，不是为公家而写，没必要为尊者讳，也不用顾忌太多，不需要隐恶扬善，狃人情而乖史例。

二、经世致用

《鄞志稿》除了在编撰态度上求真求实，更有经世致用的思想。蒋氏认为修志时注重水利这一块不仅对于后世做文献考订有利，更是关系国计民生和服务地方政治的大事。他说旧志不好的地方在于“当郡邑修志，率委之兔园之徒，专据旧乘，剽掇大略，诸所讹阙，不一考补……而文献脱落，茫然无可措手。夫以前人纂录之苦心，而后之秉笔者又不收拾，其可悯叹”④。可见，蒋氏对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有明确的认识。还有就是“……今新志水利乃象山倪生分修，仅附载于山川卷中，专据胥吏案赎记，现存襟辟丈尺之数，即旧志亦不甚加采取，诸书只更束东阁”⑤。故而蒋氏修成《水利考》，因蒋氏是鄞县人，其浙江水利考尤其详细。今天再读蒋氏的《水利考》，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初蒋氏的著书修志要为现实需要服务的思想。“经世致用”也是浙东学派治史的一大特色，由此可以看出蒋氏的写作思想多多少少受到了浙东学派的影响。

三、与钱大昕《鄞县志》比较

《鄞县志》是清代钱维乔修，但主撰是曾参与编纂《热河志》《续通志》《一统志》等有着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的钱大昕。《鄞县志》共计8册，30卷，以内容翔实、考据精审、注重地理变迁而著称，成书于1787年，堪称乾嘉时期学者修志的典范之作。值得一说的是，蒋学镛曾参与过《鄞县志》的分撰，但后来因与主编意见不合而离去，退而著《鄞志稿》。对于《鄞县志》，沈松平曾点评：“门类更加齐全，如新增的‘海防’卷。在金石、艺文方面收录宋元及之前的碑刻全文，明代碑刻的代表，显示了修志的思想。在艺文篇章中，还把以前散佚的文献都尽可能记载了下来。还有收录的图，比例更加精确，制作更加精细，包括天一阁、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当时的风貌一目了然。此外，资料索引注明出处，提高了志书的学术性；对人物编写的重视，也是一个亮点。”⑥确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鄞县志》从卷十二到卷十七都是人物卷。而蒋氏的《鄞志稿》，总目列有《列传》 《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孝友传》《特行传》《隐逸传》，附录《水利考》一卷。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鄞县志》和《鄞志稿》都重视对人物的编写。

重视人物的编写可以说是我国方志的传统，那蒋氏和钱氏在各自志书的人物编撰上又有何不同？为什么不同？这是值得探究的。为此笔者将《鄞志稿》和《鄞县志》中的人物部分拿来做了仔细的比对。仔细比对后发现其主要不同之处有三点：其一，《鄞县志》中对于人物的评价有褒无贬，而蒋氏在《鄞志稿》中撰写人物时则不忌讳，有褒有贬。如《鄞志稿》和《鄞县志》人物部分中都有关于南宋史弥远的描述。蒋氏的《鄞志稿》是这样写的：“丞相史弥远惩韩侂胄用兵事，不欲声讨，韶与范楷言于弥远曰：‘扬失则京口不可保，淮将如卞整、崔福皆可用’。弥远虽从之，疑其逼己不悦，卒罢政归。”⑦而钱氏的《鄞县志》则是：“史弥远惩韩侂胄用兵事，不欲声讨，韶与范楷言于弥远曰：‘扬失守则京不可保，淮将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适福至，韶夜与同见弥远，言福实可用，弥远从之，遂讨全。”⑧仔细看这两段关于史弥远的描写，前半部分都是一样的，而后面部分，蒋氏写弥远虽然从之，但怀疑自己被逼迫而不高兴，给读者一种史弥远斤斤计较之感，这样无形中就贬低了史弥远，但钱氏却没有这样直白地写出来。其二，《鄞县志》人物卷不立标目，按朝代顺序排列，不列儒林和文苑。而《鄞志稿》则相反，不仅有名目，《儒林传》有二卷，《文苑传》有三卷。其三，《鄞县志》的人物卷中所写之人，一律以本地籍贯为主，《鄞志稿》则不同，有一些是迁移鄞县安家的，如“黄龟年，字德邵，其先福州人，后葬父于鄞，因家焉”⑨。《鄞志稿》中所记载的这些人是因安葬父母而在鄞县安家的。而《鄞县志》的人物卷则没有类似的记载，所记人物生长之地都在鄞县。

观其不同之处，笔者认真探寻了不同的原因。钱大昕说：“郡县之志，与国史不同，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公论所在，固不可变黑为白。”⑩所以，造成两志不同的原因首先就是修志的主导思想截然不同。钱大昕认为修志和修国史不一样，修志应该有褒无贬，存忠厚之心，蒋氏则认为“地志之列传，与国史相表里，书法当据实”⑪，这也是《鄞志稿》相对比较好的地方，“鄞之志鄞作之也，非志局之人作之也，又何讳焉”⑫，即蒋氏更不用顾忌体例乖张，言辞不需忌讳太多。其次，在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中，舆地、官制、氏族是史家所必备的三种最基本素养。⑬钱大昕认为史家修志必先通官制，故而所编写的人物中多官人，而蒋氏则不然。蒋氏认为：“虽九品下中之人物，亦概立佳传。”⑭再次，钱大昕《鄞县志》人物不立标目在当时是创举，钱大昕认为用儒林和文苑这种方式不仅表示尊卑且容易导致纷争，所以概用人物作为总题目，这种做法对今日修志也是有借鉴之处的。蒋氏的《鄞志稿》则用《儒林传》和《文苑传》以示尊卑。笔者认为，不列名目固然有它的好处，但要用起来，翻阅查找之时，却需要耗费一些时间，如果列名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最后，对于籍贯之事，钱大昕曾说过：“至若魏晋以降，士大夫以门第相尚，王必太原、琅琊，李则陇西、赵郡，谢称陈郡，裴号河东，虽去其乡国更数十世，犹必溯其本望，此乃氏族之学，无关地理。而后之志州郡者，昧其疆域，滥收乡贤之数，甚可笑也。”⑮即钱大昕认为在方志学中的籍贯应出自生长之地，不应为攀附而滥收乡贤。笔者认为这样的籍贯处理方式相比《鄞志稿》来说是更进步的。通过一系列的探究，我们可得出《鄞县志》和《鄞志稿》在人物编写上不同的原因首先是二人对修志的主导思想截然不同，其次是二人的史学指导思想也大相径庭，再次是对儒林、文苑的理解不一样以及各自对于籍贯的处理方式不同造成的。

① 蒋学镛：《樗庵存稿》（卷三），《送董小钝游燕序》。

②③⑪⑭ 蒋学镛：《鄞志稿·列传叙论》，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3集）,广陵书社1981年版。

④⑤ 蒋学镛：《鄞志稿·水利考叙论》，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8集）,广陵书社1981年版。

⑥ 吴海霞：《闪耀历史与未来——乾隆、同治〈鄞县志〉发行》，鄞州新闻网,2016-4-1.http://yz.cnnb.com.cn/system/2016/04/01/011376479.shtml.

⑦ 蒋学镛: 《鄞志稿·列传三》，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3集）,广陵书社1981年版。

⑧ 钱大昕：《鄞县志·卷十三·人物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⑨ 蒋学镛：《鄞志稿·列传二》，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3集）,广陵书社1981年版。

⑩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九·跋新安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⑫ 张寿镛：《四明丛书·序》,广陵书社1981年版。

⑬ 王记录：《钱大昕的修志实践及其方志学理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35—39页。

⑮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三·同志馆同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