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达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在中国当代文坛，福建作家陈希我是一个异类，是处在边缘写作的特立独行之人，其文章往往能写他人未敢写之事，抒他人未敢抒之怀，勇敢地书写现代人或“人类”所固有的存在困境，常常被评论家称为“黑暗写作”：通过描写人性、存在的令人难以逃离的巨大黑暗来寻找光明，即使这样的挣扎、寻找，也往往是徒劳的。陈希我在评价萨德时写下这样的句子：“他书写黑暗，把厚重的黑暗砸向读者，猛然溅出光来。这是黑暗底下的光，令凡常的眼睛短暂失明。”①陈希我的写作也大抵如此。在2016年发表于《花城》的中篇小说《父》中，陈希我以“寻找走失的老年父亲”这样一个在现代社会中看似稀松平常的故事作为小说叙述的对象，在阅过众多新奇文章的现代读者看来，似乎是缺乏足够戏剧性的。但陈希我却能在平淡如水的故事表层注入波涛汹涌的内里，使读者读后不禁大汗淋漓，久久思索。小说主线在将原本温情脉脉的亲情撕裂给读者看，迫使读者审视亲情之“恶”时，也涉及了众多复杂的问题，如从“文革”时代走出的精神异化的人，老年人的精神空虚、精神自卑，宗教对中国人精神重构的可行性等问题，可谓是内涵驳杂而丰富，迫使读者直视生活真相，拷问自己的灵魂，使作品的思想维度、深度、力度大大超越了原本叙述载体的承载容量，让作品在黑沉的人伦、狂暴的社会里绽放出耀眼的理性光辉。

一、“父不慈，子不孝”的黑沉世界

“对陈希我的阅读，会在事先就让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感觉。说到底，对陈希我小说的阅读过程，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是一场严酷异常的人性与精神的炼狱之旅。”②“他（陈希我）是从最日常的生活细节开始，他将那些平常细微的故事和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举止聚拢起来，全神贯注地往痒处推，往痛处推，往极端处推，往荒诞处推，终于它逸出了我们的经验，打碎了我们的阅读期待，穿透我们漫不经心的人生。”③这些评语同样也适合于《父》这部小说。《父》 中的父亲从头到尾都没有出场，属于“不在场的在场”，但这样不在场的设置，使得四个儿子“原形毕露”。年迈的父亲走失了，按情理来讲，家人会很着急，会到处贴发寻人启事，往往复复地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寻找，会通过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找人。但小说中的家人却有所不同，大哥、三弟很沉得住气，能躲避责任就躲避责任。父亲的四儿子在国外，仅通过电话对父亲表示关心，从没有实质性的孝敬，即使他被外国公司炒鱿鱼后曾对父亲的不孝做过一番忏悔，但忏悔的效力无疑是短暂的。作为父亲二儿子的“我”似乎更有责任感，会为没找着父亲而焦虑，会担心父亲，会为寻找父亲张罗，但“我”也并不是真正的孝子，通过文本可以发现，在“我”内心深处，其实有两股不同的声音，一是坚持道德伦理、家庭伦理之音，坚持真善美，善于自我反思，这是类似于“超我”的存在；另一种是向现实妥协、苟且之音，常常朝着趋利避害的方向前行，而前者往往会因现实的沉重压力等原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后者的流波里。所以，在父亲走失之后，四兄弟没能齐心协力共同寻父，反而彼此之间形成了把“赡养父亲”，甚至“寻找父亲”的责任推来推去的斗争场。当没人愿意承担这些责任时，儿子们就将责任推给了警方这一公权机关，甚至故意弄僵与警方的关系，让警方放弃搜寻父亲的努力，以便使父亲彻底消失。

如果陈希我仅仅把笔停留在批判不孝、批判子女的恶行上，那《父》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儿子虐待老弱父亲的故事。陈希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往往能将最普通平常的事情通过艺术化的处理，挖掘出尖锐、犀利的问题，并直指人心，逼迫着读者去直视，去面对，甚至是一同血淋淋地剖析自己。“陈希我的小说，一开始总是从一个平常的人或事件入手，但在那束潜在的存在眼光的打量下，人物和事件很快就改变了它原先的逻辑和演变方向，转而向存在进发。”④这篇小说亦是如此。这篇小说拥有足够艺术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父”与“我”这两个角色的设置。该父并非如朱自清《背影》中脉脉温情的父亲形象，也非《红楼梦》中以贾政为代表的传统的严中有爱的父亲形象，而是“狮子”形象——“狮子不仅凶猛，外形也邋遢，还秉性苟且。”⑤父亲专制、严厉、不顾家、“知生不知养”⑥、自私自利，甚至是“文革”时代“恶”的化身，对儿子、对家人都可以说是极度缺乏温情与责任心，且常人非常难与之相处。小说将父亲的形象夸张化、极端化，便使得“孝”化为沉重的枷锁：从传统伦理道德来讲，尊老爱幼、孝敬长辈理所当然；可对于如此可恶的父亲，“不孝”似乎又是恶有恶报，天理循环，且父亲极难相处，一不小心就与人发生矛盾，像个火药桶般；但对一个赋予你生命的人来说，他年老无力是否就应该被抛弃？小说中的二儿子“我”不像父亲的其他儿子，是“狮子性”的继承人，而是懦弱善良的普通人，他代表着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他想让父亲在晚年有所保障，至少不会无依无靠，但父亲的难以相处、兄弟们的不肯担当等原因使他在“孝”与“不孝”之间苦苦挣扎，反复无常，并最终滑向不孝。

这样的人物设置使“孝”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存在的种种矛盾更为集中地凸显出来，将人们在“孝”面前或隐或显的虚伪完全揭露了出来：“孝”虽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某种情况下却是一种枷锁，“孝”也可能并非真孝，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且让读者扪心自问，自己的孝是否又是真孝呢？而要将“孝”还原为真孝又有多难？小说中通过“我”类似“超我”的反思之力，以及小弟借助宗教力量来对其不孝行为进行忏悔等方式对此进行了探讨，结果都只是获得了短暂性的效力而已，小说中有一些描述父亲赡养问题的句子用于此也正合适：“简直是障碍重重，隔墙林里，军阀割据，山河破碎，无法解决了！无法解决，无法解决……”⑦将“孝”还原为真孝的路任重道远。

陈希我将原本的“父慈子孝”变为了“父不慈，子不孝”，兄弟间本应和睦互助的关系也变成了互相猜忌，互争互斗，这就给小说的文本世界蒙上了一层黑沉的色调。除此之外，小说也涉及众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如中国人身上较为普遍的“狮子性”；父亲的暴血遗传给了“我”这一代，也有遗传给孙子辈的可能性；老年人拿羸弱的生命耍无赖等蛮不讲理的现象，而这些，无疑更增添了文本世界的黑沉。

二、黑暗下的点点星光

陈希我塑造的这个文本世界尽管如浓稠的黑暗般使人压抑，但黑暗中依然有光，尽管“我”最终滑向的是“不孝”，但“我”彷徨过，怀疑过，扪心自问过，在“我”心里还是有向善向好的因子；虽然小弟借助宗教更多的是为了获取“义”，让自己“不孝”的灵魂得到安宁，并不是真的为了“孝”，但这些起码说明他们都曾努力过，说明叙述者设法让孝回归到“真孝”的努力，即使这样的努力到小说末尾仍然是一场空，但这些都是黑暗中曾经存在的点点星光。

小说中的情境比较极端，但其中父母与子女间因“孝”而产生的苦痛，可以说在现实中是广泛存在的，只是或多或少而已：一方面出于对父母的真情，希望父母能有幸福、安康的晚年；但另一方面由于父母性格的固执，难以相处，甚至相处在一起就有火药味，就有苦痛，但若是分开了，父母缺乏亲人照顾会很可怜，“孝”的良心伦理对子女来说又是种折磨。这让我们不禁反思，这个几千年来已融入我们民族潜意识，已化为我们民族基因的传统美德，难道真的对每一户人家都是“美”？在这“孝”的张力中，国人又将何去何从？

除此之外，在文本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叙述者的批判意识，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视角，叙述者与人物“我”——父亲的二儿子合二为一，这样就方便向读者展示“我”的内心世界，将“我”在“孝”中的挣扎、纠结与自我批判深刻清晰地显露出来，不仅如此，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我”的设置，也容易让读者在阅读之时不知不觉地将自身替换进去，“我”在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同时，其实也在拷问读者的灵魂、拷问人性。

作品还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经常性地对大哥、三弟、四弟等的语言行为进行评述、分析，如三弟在批判父亲“出轨”时说：“这样的人，我们做子女的为什么要认他？”⑧在这后面则直接附了“我”的评价：“三弟不是说‘爸’，而是说‘这样的人’；不是说‘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做儿子的’，而是说‘做子女的’，这使得这指代超越了我们具体单个家庭。这样的人，是社会公德也不能容许的，大家都不能原谅，我们怎么能？”⑨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到三弟对父亲的憎恶，但也说明在“赡养父亲”这种摆不脱的“义务”面前他不想承担，只想推给其他兄弟或干脆否定掉这种义务，呈现了三弟外表义正词严，实则居心叵测的嘴脸。但假若没有这样的分析，那读者可能会被三弟的想法牵着走，看不清三弟言语行为背后的真相。这种叙述之后的议论评价，像一柄利剑般，将大哥、三弟等人正义外表下的丑恶给赤裸裸地挑了出来，暴露于阳光下，从而增加了批判的力度。

而这些批判、这些暴露、这些拷问，都是黑暗文本世界里的一道道精神之光，它们是作者对这世界的恨，但同时也是对这世界的爱，说明作者对现实并没有苟同，并没有与之和解，而是勇敢地直面了现实的惨淡，逼迫读者一起直面存在的真相。“尽管陈希我的小说所呈现的，更多的是关于存在的那些破败而黑暗的景象，但这也是一种‘肯定’——因为他敢于在人的存在处境里承担存在的重量，哪怕是黑暗的重量。在陈希我的小说中，你很难看到精神的屈服性，他对生活是有抗议的，尽管这样的抗议常常与生活一同陷落在荒凉而绝望的光景之中，但带着这样的荒凉和绝望生活正是勇气的象征。”⑩这，就是黑暗中的光。

同时，我们通过文本可以看到，这汇聚成“光”的议论是大量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议论性的话语才使文本有了饱满的美学价值，是作者的思想和议论撑起了整个文本的精神骨架，这也是陈希我写作中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假若将这些话语抽掉，文本将轰然倒塌，只剩年老父亲走失后，儿子们因种种原因未能寻找到父亲的一个干巴巴的故事。然而这种方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议论性话语的大量存在，使作品难免成为作者思想的传声筒，有主观先行、思想大于形象之嫌，具体到这部作品，则使得“我”大大逾越了作为不太富裕的“推销员”所具有的思想境界，使“我”——父亲的二儿子的形象不够真实，打破了小说人物原本具有的思想逻辑。这样的缺点在陈希我的其他作品中也存在，但这些并不能抹灭其作品的独特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缺陷也是一种风格，风格与缺陷一体两面，有人批评莫言的作品“泥沙俱下”，语言太不节制，但若让莫言的语言变得节制，那还是莫言的作品吗？同样，陈希我也是如此，假若陈希我将其所想表达的思想通过人物的形象、行为等方式间接表达出来，那他还能将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表达得如此充分吗？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三、结语

陈希我的写作与现今文坛主流的写作并不一致，后者更强调、更注重营构故事性，而在《父》中，故事只是个引子，只是个载体，这个载体有不有趣已无太大的意义，而作者的思想、叙述者的思想倒是成为撑起文本张力与寓意的主干。陈希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有这样的特征。且其作品书写现实，直面现实，常常通过存在之镜来观照人的生存困境，以及文化中不合理的一面。这种特异性让陈希我被视为先锋作家。“先锋”这一称号肯定了陈希我在当代的意义，肯定了其与众不同、敢于独辟蹊径的锐气。但他的先锋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并不一样，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是形式先锋，更注重形式、技术、艺术等方面的突破与创新，而陈希我并不太看重这个，其大多数小说的语言也并不难懂，《父》中的语言也简单朴素，其追求的更多的是思想的锐利以及精神探索的力度，可以说是“思想、精神的先锋，形式的传统”。陈希我的先锋与传统先锋的错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先锋的意义和内涵。

陈希我这种思想、精神的先锋、锐利，直面现实的勇气以及在黑暗中闪烁着的精神之光，让人不禁联想到了鲁迅：“如果拉回视线，从文学史角度理解陈希我，那么，我们会发现，陈希我自觉传承了由鲁迅所开启的‘抉心自食’的传统。”⑪陈希我可能没有鲁迅那么深刻，但他与鲁迅一样，都是敢于揭露现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勇者，也自觉地将自己沉溺于黑暗中，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他们虽然书写黑暗，但却热爱光明：“写作就是写黑暗。世界本质是黑暗、令人绝望的……写黑暗必须有深度……什么是深度呢？就是打破黑暗，在黑暗之下寻找光。……只有对黑暗有着充分的认识，才有充分的悲悯，宽广才由此而生。”⑫陈希我这种在“黑暗中闪烁的精神之光”——直面黑暗、对人性与自我不断逼视的姿态与以现实为题材进行深刻挖掘的文学实践，在这越发庸碌的看似歌舞升平的现实世界中，并不多见，这也更加凸显了写作者的勇气与担当。

① 陈希我：《伟大的作家都是上帝的私生子》，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50922/44704471_0.shtml，2018年5月6日。

② 王春林：《现实主义主潮地位的加强与拓展——2009年长篇小说印象》，《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③ 申霞艳：《黑暗中的舞者——陈希我论》，《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④⑩ 谢有顺：《为破败的生活作证——陈希我小说的叙事 伦理》，《小说评论》2006年第 1期。

⑤⑥⑦⑧⑨ 陈希我：《父》，《花城》2016年第1期，第140页，第123页，第129页，第146页，第146页。

⑪ 郭洪雷：《人应当心明眼亮，走在黑暗之中——陈希我论》，《文艺评论》2017年第10期。

⑫ 陈希我、张莉：《“写作同时也审视写作者自己”——张莉VS陈希我对话录》，《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