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巧云［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一、建安风骨产生的文化生态

建安文学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指出：“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慷慨”，实质上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具有悲忧色彩的感情激动，建安文士们“酣歌”“慷慨”的潇洒行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内心深处的生存危机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种历尽沧桑的“速老”心态，因此，建安文学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慷慨悲凉之气。

（一）建安文士的生存困境汉末社会动荡不安，自黄巾起义之后，各地军阀割据一方，相互混战，加之疾疫盛行，生灵涂炭。“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曹操《军谯令》）；“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曹植《送应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粲《七哀诗》）。除此之外，瘟疫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曹植《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阎门而痘，或覆族而丧。”连绵不绝的战乱和瘟疫共同吞噬着人们的生命，可以说战争和疾疫是剥夺人类生存权利的两大罪魁祸首。面对“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这样一幅幅凄惨的社会图景，文士们的感官怎能不受到强烈的刺激？他们的灵魂怎能不受到苦难的折磨？于是，一种“人生苦短”的生存之叹油然而生。

人生短促，即使是正常颐享天年，然与悠悠历史相比亦如掠过天际的流星，转瞬即逝，更何况汉末文士又处在硝烟弥漫的多事之秋呢。敏感的文士们对此是有深切领悟的，曹操就曾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曹植也说：“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曹植《瀣露行》）；徐干亦云：“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徐干《室思诗》）。人作为具体的生命存在物，有生就有死，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然而汉末的战乱、瘟疫、灾荒却又在无情地吞噬着人的生命，生命在死亡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以至于它的存在如同“朝露”“暮春草”一样短暂。因此，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忧虑是时刻萦绕在文士们审美视界上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二）建安文士的精神迷惘如果说建安文士的性命之忧还仅仅是表层困惑的话，那么精神上的价值失去归所则是他们的又一困境。由于一些强力人物纷纷而起挑战帝权而造成的战乱和政权频繁更迭，“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和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遭受严重破坏，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开始瓦解。加之老庄哲学的传播，士人群体逐步将关注的目光从外在的社会责任，转移到自我的内心世界，关注自我，重视个性，在以关怀民瘼、建功立业为主潮的建安时期，这种思想越来越为士人们所接受。这一特征更重要的是功业下面的内在精神和人的自我价值，即个人价值及其实现是以功业追求为表征的，这也反映了汉末建安时期人的精神面貌：世俗的神灵、皇权在强力（权）面前日渐式微的历史背景下，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士人，他们一方面与强力人物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争，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抗争中，他们认识到了自身力量的渺小以及这种抗争本身的无意义。于是他们希冀从真实存在的自我中找到这个完整的、内在的、自由的“我”。这种愿望作为个体性而普遍存在于文士们的心中。

在两汉儒学中，天人一体是宇宙至美至善的系统：天道任德不任刑，天意重生不重杀，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的灵长，然而汉末长时间的大规模战乱所造成的生灵涂炭，无疑在现实层面上消解着两汉儒学的根基。既然人可以与天地并存，为什么性命如风中之残烛，转瞬间就灰飞烟灭了？既然天道重生不重杀，为什么众多黎元都死于非命？这一系列发自内心深处的诘问，不仅反映了人们从对生命个体本身的忧虑，扩展到对生命个体之外的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的忧虑。“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曹植《箜篌引》）诗人在极乐之时，麻醉的神经突然清醒，开始思索宇宙与个人，生命与死亡的永恒难题。“知命复何忧”所告诉我们的绝不是诗人知命无忧，消解了心中的沉郁与悲凉，而是无能为力的自慰。再如曹操《短歌行》所言：“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忧思不绝如缕，所忧的是什么呢？魏武虽未言明，但是那种难以言传的深层忧患——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的忧虑——这样一种模糊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建安风骨的审美属性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个性化创造活动和结果，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要体现创作主体的情感、思想、意志和愿望。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创作主体的生存境遇必然会影响其审美判断，从而影响其创作风格。“现实的社会生活绝不是艺术家的敌人，它造成痛苦和失望，但对于艺术激情的产生来说，这恰恰是必要的准备。”①正如刘勰所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因此，建安风骨所透露出的悲凉慷慨之气使人触目惊心，其忧郁悲凉之感让人心绪颤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心雕龙·明诗》）刘勰的这段话可谓是对建安文士创作情感的最好描述。生存的困境与精神的迷惘，这双重困境必然会在建安文士们的审美情感上留下深刻的痕迹。

袁济喜先生指出，建安文士们所崇尚的“梗概多气”、激昂慷慨无疑是一种属于“崇高”范畴的美。他认为：“所谓崇高，从审美心理学来说，就是由于对象空间的无限，力量的狂暴，冲破主体审美对象时想象和知觉的和谐运动，引起恐惧、悲哀等心理阻塞现象，最后唤起人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由于主体具备的理性和道德感能够承受和抗拒对象的威力，从而就产生了一种先惧后喜的愉悦感，即崇高的审美情感，它是一种不和谐的美。”②审美肇源于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自我实现的不同表现，就会使审美主体相应地产生不同的审美情感，从而分别给予不同的审美判断和评价。崇高作为反映人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审美意识形态之一，与审美主体自身因素（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等）以及在审美过程中与审美客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频繁的战乱和疾疫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大批建安文士的生命，“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丕《与吴质书》）如果说生命在瞬间的消逝只是一种命运的劫数，或是顺应自然规律的话，那么精神价值的失衡和无所皈依就更促使文士们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一方面，正是人们面对战争的摧毁强力，感觉生命的存在力量在它面前不堪一击，另一方面社会价值的整体失衡，可以说又毫不留情地给了人们本已脆弱的灵魂以沉重一击，似乎他们所做出的种种抗争、追求是毫无意义的渺小。“崇高体验大都是艺术家遭受心理挫折时的异常体验。在自然界的外物面前，不管是数学的还是力学的巨大或宏伟，都首先给艺术家以威慑和震撼，迫使他自惭形秽，反躬自问：在如此苍茫的宇宙中，作为如此渺小的生物，我的存在是否太可贵是否太可悲、太可笑、太脆弱，不值一提？”③因此，我们可以说建安时期的战乱、疾疫和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失衡是崇高感产生的契机。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指出：“（崇高的情感）却是一种仅仅间接产生的愉快，因而它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④“在审美评判中，克服障碍的优势只是按照抵抗的大小来评判的。但现在我们努力去抵抗的东西是一种灾难，如果我们感到我们的能力经受不住这一灾难，它就是一个恐怖的对象。所以对于审美判断力来说，自然界只有当它被看作是恐怖的对象时，才被认为是强力，因而是力学上的崇高。”⑤对于康德所说的“瞬间阻碍”，朱光潜先生是这样解释的：“这不是在日常现实生活中某个个人觉得危险迫近时那种恐惧，而是在对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审美观照中产生的恐惧，这种不可知的力量以玄妙不可解而又必然不可避免的方式在操纵着人类的命运。”⑥康德的这段话为我们阐明了崇高产生的心理机制。借助于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追溯建安文士在当时客观社会环境下的独特心理历程。如上文所述，战乱、疾疫所导致的人的生命存在犹如草芥一般不值一文，社会伦理道德的整体失衡、精神家园的无所寄托又将他们推入了迷惘、忧虑和失落的万丈深渊。这种生存浩劫与信仰危机，对建安文士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尽管如此，但是对于具有“拯世济民”优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无疑又是激发他们“在痛苦中将对人类命运的沉思负载在自己肩上，以寻求人类幸福的曙光和达到目标的突破点”⑦的最好动力。

“艺术家的崇高体验的最大特点就是：他可以借助于各种表现手段，把其内在复杂的感受和激情体验物化为可以供俗世各种人感知和玩味的形式，别人亦可借此以窥知人类崇高体验的生活。”⑧朗吉弩斯也在《论崇高》中指出崇高的五个源泉：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感情，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辞，严谨的结构。并且他还认为：“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⑨崇高风格是伟大思想在语言上的反映。什么是伟大的人格呢？朗吉弩斯的答案是：“胸襟旷达、志气远大”，也就是说，须有旷达的感情和远大的思想。在他看来，胸襟旷达，志气高远，内心对真理充满渴望，才能使思想变得崇高。

至此，建安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崇高感就不难理解了：明净的大自然与错综复杂、肮脏丑恶的社会人事形成鲜明对比，此时文士们极易领悟山川草木之不朽和个体生命之卑微，便不由自主地升腾起崇高的愿望，从而努力把有限的自我融入无限的宇宙天地之中。在对物质不灭而人生短促的崇高（审美）体验中，一股浩然正气不可遏制地冲击着作家的心灵，激发他们的人格力量和向上的决心去与巨大狰狞的外物抗衡，以超越挫折，最终实现“我”（人格力量）的升华，使“我”获得非凡的能力和意料不到的观世高度。

三、建安风骨与审美超越

“审美是超越有限的最佳方式和摆脱悲剧性困境的唯一出路。”⑩审美何以能使人超越有限呢？这是由于美乃是在有限中“终于被表现出来的无限事物”（谢林语），“是永恒事物的启现”，“是瞬间的持续（永存）”（乌纳穆诺语）。加之人对无限、永恒有着极强烈的本能渴望，因此人在审美过程中便很容易投身于这位在有限中漫游的无限女神的怀抱中去，从而臻于永恒圣洁的人间天堂，这便满足了人超越有限的本质欲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先生说：“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最完满的展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级的峰巅。”⑪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柏拉图、庄子到康德、席勒、谢林以及尼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宗白华等无数先哲都对审美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殷切的期望，并赋予审美以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重任。

正是由于连年的战乱、疾疫、灾荒和政治纷争，建安文士们才从残酷的社会现实中意识到人生的短暂与无常，进而探索一种超越有限生命的永恒价值。换言之，正是由于死亡所规定的人生有限性逼迫人们去寻找一种东西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迫使人去参悟死，去从必死中追求永生，从短暂的有限生命中创造出永存的终极价值。雅斯贝尔斯说得好：“生命像在非常严肃场合的一场游戏，在所有生命都必将终结的阴影下，它顽强地生长，渴望着超越。”⑫个体的生命存在如果单从物理（时间）的维度上来看，它与整个人类历史相比简直就是“渺沧海之一粟”，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如果个体生命能够不断追求那“不可企及”的无限、永恒，踏上超越有限的悲壮征程，那么就有可能超越有限而达到不朽与永恒，他的有限生命就可能获得永恒的意义。因此，当死亡、痛苦、灾难接踵而至的时候，建安文士们没有沉沦，而是昂起高贵的头颅！他们没有在灾难面前消极避世，以求得个体生命苟延残喘，而是勇敢地担当起了拯世济民的重任。“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名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曹植《与朱元思书》）曹植虽未能像其父兄那样有功业之实，但他建功立业的欲望是很强烈的。陈琳也在《游览》诗中说：“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建功以救世，是中国知识分子“兼济天下”心理模式的反映，但更为深层的意义，即建安文士们在对死亡的参悟中领会到了：只有在必死中追求永生，在有限中实现无限，才能使短暂的生命得以永恒，最终获得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故而曹丕乃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典论·论文》）

审美超越何以能实现呢？我们知道，真正的审美超越是深深植根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的，它只能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审美观照的基础上，并对现实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方式深邃洞察，从而随时使自己处于一种超然物外的“无我之境”，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应物而无累于物”（王国维《人间词话》）。因此，审美超越要求审美主体积极入世，在实践中不断体认现实生活，实现人在现实世界的“诗意地栖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社会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基石，也是价值论的支柱。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既解决合规律性的求真问题，又解决合目的性的求善问题。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实践，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自然人化。“自然的人化包含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前者使客体世界成为美的现实，后者使主体心理获得审美情感。”⑬只有审美的人生才能给人一种积极的思维方式，既能不断地追求，又能潇洒地超越，既能洞察人生的本质，又能从容地把玩现世的人生，而又不至于玩得梦里不知谁是客，从而获得人生的自由感。既如此，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综上所述，审美是最高的生存方式，它充分地体现了生存的精神性、个体性和超越性。审美本质的超越性，是对现实的超越，对现实意义世界的超越。人只有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渺小、短暂、脆弱、有限，才能在灵魂的痛苦挣扎中，理性地把握人生。譬如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知道了自己的大限，就懂得了珍惜自己的小限。就能通过“倒计时”的方式来审视、定位自己的人生，寻求积极的人生价值的合理取向。这种“向死而生”的思想从哲学理性的高度，用重“死”的方式激活了重“生”的欲望。虽然这种倒计时方式，多少会给我们的生活罩上一层“悲剧”的色彩，但是它所激发出的对有限生命积极把握的进取精神，却使有限的人生绽放出了生命的异彩。

① 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② 袁济喜：《六朝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③⑦⑧ 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第144页，第144页。

④⑤〔德〕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第99页。

⑥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⑨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 （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⑩ 赵建功：《人的悲剧与审美超越——无限超越论初探》，《人文杂志》1994年第5期，第102页。

⑪ 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⑫ 〔德〕 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见《雅斯贝尔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4页。

⑬ 陶伯华：《美学前沿——实践本体论美学新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