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燕［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昆明 650500］

受过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影响的辜鸿铭（1857—1928），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身份，借助这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观察过往的历史和文化，在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之后，再把祖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收入囊中，以期慢慢享用。正是辜鸿铭的这种人生经历，使他成为“第三种”人，即中国和洋人之外的又一种人——他既是中国人，但又是受过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影响而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辜鸿铭的女性伦理思想虽然受到女性主义者的严厉评判，但从女性伦理与礼仪文化观点来看，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女性伦理思想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有值得我们肯定的一面。

一、辜鸿铭作品中女性礼德思想

（一）东西方之女性理想辜鸿铭在英文著作《中国妇女》（The Chinese Woman）中对比了不同族群的女性理想。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现代东西方文明，认为现代欧洲小说如《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是虚伪的华而不实的文明；现代赶时髦的中国妇女，手不离钢琴、鲜花，穿着紧身衣，头戴金饰，同样远离真正的文明。他说，一个民族的女性是这个民族的文明之花，是一国之花，并提出，古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中国人都认同：女性理想是家庭之主妇。

（二）中国女性理想之“四德”辜鸿铭论述了中国女性的理想“四德”：首为“女德”，次为“女言”，三为“女容”，最后为“女工”。“女德”并不意味着特别有才智，而是要求谦恭、腼腆、殷勤快活、纯洁坚贞、整洁干净，有无可指摘的品行和完美无缺的举止；“女言”，不要求妇人有雄辩的口才或才华横溢的谈吐，不过须言辞谨慎，不使用粗鲁的语言，并知道什么时候当讲，什么时候该住嘴；“女容”，不求漂亮或美丽的容貌，但是要收拾得整齐干净，穿着打扮恰到好处，不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女工”，不要求妇女有什么专门的技能，只要求她们勤快，专心致志于纺织，不浪费时间玩耍嬉笑，要做好厨房里的事，把厨房收拾干净，并准备好饭菜，尤其当家里来了客人，更该如此。

（三）无我教与忠诚教辜鸿铭说一个妇人的主要生活目标，不是为她自己而活，或者为社会而活，在中国，一个妇人的主要生活目标就是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和一个好母亲，这种“无我教”就是中国的妇女尤其是淑女或贤妻之道。那些辛辛苦苦支撑家庭的丈夫们，尤其当他们是一个士人的时候，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责，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责，甚至为国服务，还要献出生命，这难道不也是在牺牲吗？辜鸿铭说，男人之道或君子之道是“忠诚教”。外国人只有弄懂了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他们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女人。

（四）中国婚姻礼仪之精神辜鸿铭对中国婚姻的描述秉承了《礼记·昏义》的精神。他说，在中国，婚姻是一种社会婚姻，一种不建立在夫妇之间，而是介于妇人同夫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她不仅要对丈夫本人负责，还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通过家庭再到社会——维系社会或公民秩序，实际上，最终推及整个国家。辜氏指出，正是这种婚姻的公民观念，促成了家庭的稳固，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和公民秩序，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固。

二、作品评析

（一）什么是女性伦理与礼仪文化女性伦理就是研究女性在其一生中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以及相应的道德问题的学问，它是女性在性别角色中所面临的特殊的道德矛盾，也是社会对女性提出的特殊的道德要求。礼仪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对一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

（二）辜鸿铭女性礼德思想的渊源及内涵辜鸿铭的东西方女性理想与男权社会息息相关。辜鸿铭谈到东西方女性理想时说，无论在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里，最理想的女性角色是家庭主妇。此番观点源于西方社会的“父权制”妇女观以及传统中国社会中父权封建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

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都把妇女视为“文明的敌人”“罪恶的根源”，西方妇女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都处于一种被动的无权状态。在西方伦理学历史上，“父权制”妇女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其核心是主张男尊女卑、男女异德，这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贬低和藐视在伦理学中的体现，因此对男性和父权制社会的批判是女性主义对外界做出的第一反应。

《周易》是一部中国知识和思想的奠基作，也是我国最早阐述男女两性关系的儒家经典。它以阴阳、乾坤为核心概念，对天道、地道、男德、女德等问题进行了思考。有天尊地卑而致男尊女卑，开启了古典伦理的运行轨迹，奠定了其后中国传统社会男女道德人格的基础，成为处理两性关系的指导性原则，也带来封建女性伦理观念的形成。

辜鸿铭的女性礼德观的“四德”、无我教、忠诚教，究其源也离不开儒家传统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女性礼仪道德观念由于受儒家“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个人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早在先秦时期，祖先就提出了“以公灭私”“主忠信”“忠、德之正也”等“公”“忠”的礼德概念。其目的就是要求人们奉公尽忠。女性礼仪的道德行为：以忠为国、博爱大众、见利思义、诚实守信、尊老爱幼、歉敬礼让。儒家提倡“仁爱”，墨家崇尚“兼爱”，道家主张“慈爱”。这些都包含着博爱大众的概念，也是女性礼仪最基本的道德行为。母爱是最质朴、最纯洁的，但把母爱提升到女性礼仪道德行为层次，就不是局限于给某一个人，而是要把这种纯情的爱给予社会和大家。

而辜鸿铭所谈到的婚姻礼仪，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事物“恭敬”的礼仪文化观。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读《礼记》即可知。开篇阐明，对待一切人事物，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恭敬。《曲礼》曰：毋不敬。《曲礼》说：对一切人事物不要不敬（礼的主体是恭敬）。《礼记》的内容侧重于阐明礼的作用和意义，而专篇《昏义》是探讨制礼深义的。头一句话阐述了为何要重视婚礼，《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是说：婚礼，就是将结合两姓的欢好，夫妇对上要事奉宗庙，往下要接续后代，所以君子重视它。

《昏义》曰：“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经过专敬、恭慎、隆重、堂堂正正的一系列礼节之后才去亲她爱她，这是礼的原则，从而用以形成男女间的分限，并建立起夫妻间的道义。男女间有分限，然后夫妇间才有了道义；夫妻间有了道义，然后父子间才有了亲情；父子间有了亲情，然后君臣间也就有了正确关系，所以说，婚礼是礼的根本。

三、结语

从西方女性主义的视角看，辜鸿铭的女性礼德思想充满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理应对其进行评判和否定，然而，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却不难发现其存在的客观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当然，社会是追求进步的，而社会的进步在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儒家的社会责任——礼德只强调和界定了个人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却忽视了社会对个人的权利的尊重。这种只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不强调社会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的礼德观，其积极的一面是如果作为个人自觉自愿地接受，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积极践行，确实有其惊天动地的礼德力量。然而，其消极的一面是，这种道义和责任使得个人和社会可以借此礼德约束向女性进行无限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使女性的自我发展受到极大的妨碍，女性的心理受到伤害。而西方女性很少讲伦常和礼仪，西方的主流礼德观念强调社会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与尊重。这种礼德对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也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但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也会导致行为的放纵，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由此看来，中西的礼德观念都不是完整的社会需要的效果。中国既要界定礼德的个人社会责任和义务，也要界定个人的权利。西方的人权礼德也需要改造，使其更具有社会责任的内容。若能把个人的社会责任界定于个人权力范围之内，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和谐，应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女性礼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