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晶［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72；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70］

一、引言

在爱伦·坡（1809—1849）创作的小说中，“猩猩”(Ourang- Outang) 是一个多次出现的意象，它不仅是故事层面的情节素材，还具有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深层内涵。

在爱伦·坡生活的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猩猩与黑人是非常相似的。例如爱德华·朗在其代表作《牙买加历史》中就宣称“猩猩是较为低级的人类……在外形上他和黑人之间的相似性比黑人与白人的相似性大得多”。

居维叶在其著作《动物界》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把所有人和动物进行了等级分类，构建了一座著名的种族金字塔。在他看来，非洲人 “是人类最低级的种族”，而猩猩则是与黑人最为相似的物种。

总之，在坡所处的时代，黑人与猩猩之间几乎被画上了等号，而这种流行一时的看法也为下文分析坡作品中猩猩意象所体现出的种族问题打下了基础。

二、 暴力的猩猩

坡作品里最有名的猩猩当数《莫格街谋杀案》里的那只了。这个短篇被公认为是侦探小说的滥觞，最初刊载于1841年4月的《格雷厄姆杂志》。它讲述了一只从主人家里逃走的猩猩手持剃须刀闯入一对母女家中，残忍地杀死了她们的故事。鉴于猩猩和黑人之间的种族联系以及猩猩残忍杀死白人母女这一事实，一些学者把《莫格街谋杀案》解读为赞同种族主义的文章。

文中的猩猩虽然颇为血腥地杀害了白人母女,但被这些学者们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这只猩猩并非自己来到巴黎,而是被白人水手在婆罗洲捕获、禁闭并准备用来贩卖的。这里提及的婆罗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种族语码，它是世界第三大岛，猩猩的著名发源地之一。17世纪，这里被荷兰人统治，18、19世纪又成为英美奴隶贸易的中心。“水手在婆罗洲抓住猩猩，并装在船上运回国准备卖掉”，这很明显是对当时奴隶贩卖的影射。水手回国后暂时把猩猩关在了自己家里。“他一向用鞭子压服这头猛兽，哪怕野性大大发作时也压得住。”猩猩也是因为惧怕主人手中随时扬起的皮鞭而遁入遇害者家中的，这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奴隶主惩罚和管制奴隶常用的手段——鞭刑。

此外，文中更值得一提的是猩猩手持剃须刀的细节。不少评论者都谈到了剃须刀所隐含的种族话语，如艾丽斯·莱米尔指出坡在写这篇故事时身居费城，而当时在费城不少黑人都是理发师。坡笔下挥舞着剃须刀的猩猩和当时常见的黑人理发师有着很多的相似性。结合很多黑人依靠理发致富这一事实，莱米尔最后指出：“黑人理发业对很多白人来说象征着黑人社会地位的上升。通过让理发师的剃须刀成为杀人工具，坡意在表明黑人地位上升可能会带来的可怕危险。”这些学者们的解读非常具有启发性，但他们常常忽略的是剃须刀是猩猩主人的，猩猩最初拿着剃须刀是为了模仿主人刮脸。关于这一细节，文中是这样描述的：“它拿着把剃须刀，满脸肥皂泡，坐在镜子前，打算刮脸，不用说，准是从前它打密室的钥匙洞里看到主人这么做的。”而当猩猩逃到受害人家中，最初也是“挥着剃刀，在她脸上乱刮”，可见它的行为都是对主人的模仿，这从一个侧面影射了奴隶制内部潜在的暴力循环机制——奴隶主残忍地对待奴隶，奴隶也同样残暴地对待奴隶主；奴隶主的残酷有可能成为奴隶实施暴动的直接动因，这一点在《跳蛙》里得到更充分体现。

三、管理员成了“猩猩”—— 被奴役者的反抗

与《莫格街谋杀案》不同，短篇小说《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 (1845)中的猩猩意象和小说本身一样经常被学者们所忽视。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845年的《格雷姆杂志》。

小说讲述了一个貌似荒诞的故事。叙述者到法国一间精神病院参观，院长邀请他共进晚餐以了解该院的运作。正在晚宴即将到达高潮之时，一群像“猩猩”一样的人突然冲了进来，开始大打出手。这时叙述者才知道院长和所有参加晚宴的所谓“管理者”都是精神病患者，而真正的管理员则被这些精神病患者涂满焦油，粘上羽毛，关进了地牢。被关了一个月以后，管理人员终于逃了出来，制服了全部精神病患者，恢复了原来的“正常”秩序。

虽然这个故事看似是一场疯人院里的闹剧, 但它却不仅仅表达了坡对疯人院管理体系的讽刺和反思。该故事文本中的诸多隐性记号均表明这则故事在影射美国南方及奴隶制问题。首先，故事发生在19世纪法国南部外省的一家疯人院，这个地点设置颇耐人寻味。虽然是在法国，但更重要的是它在南方。而当管理者冲进晚宴大厅时，乐队成员吹奏的竟然是洋基歌（Yankee Doodle）。由于美国南方人多用yankee指称北方人，而北方人赞成废除奴隶制度，这很明显是对美国南方奴隶制度的一个影射。

此外，疯人院这个设置也暗含了很多玄机。19世纪的疯人院是让人痛恨的地方，鞭打、监禁、戴手铐、穿紧身衣等手段被说成是治疗，福柯曾指责这种对疯人的虐待时说: “这些不幸的人戴着手铐脚镣与罪犯关在一起……平静的疯人受到的待遇比罪犯还要糟糕。” 狄更斯在《游美札记》中曾描述了脖子和脚踝都戴着铁链的奴隶，并对奴隶制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在华盛顿,在那个以美国自由之父命名的城市里,任何治安法官,见到任何在街上走过的黑人,都可以给他戴上脚镣,把他关在监狱里。”而19世纪的疯人又何尝不是经常遭受相同的待遇呢？

疯子和黑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都被认为缺乏理性。众所周知，疯子是失去理性的人，而在19世纪，黑人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 “人人皆知，黑人在理性、判断与预见力上有缺陷，他们目光短浅，从不考虑将来，仅满足于当下的兽性娱乐。”在《莫格街谋杀案》中，象征着黑人的猩猩杀死母女二人也是毫无缘由、毫无理性的。当侦探杜邦问叙述者是谁犯下了如此骇人的罪行时，他答道: “一个疯子，一个刚从附近疯人院里跑出来的疯子。”结合上文所讲的黑人和猩猩的相似性，这个回答相当于把黑人和疯子画上了等号。

在理清疯子和黑奴之间的相似性之后，精神病患者们的造反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代表了黑人奴隶对奴隶主统治的反抗。坡在描述疯人们的造反时这样说道：“十名管理人员被突然制服之后，首先浑身被涂满焦油，再被精心粘上羽毛，关在地下的监禁室里。”这里的焦油和羽毛不仅构成了标题中所谓的“疗法”，还因其经常被用作折磨黑人的私刑而具有了浓厚的种族色彩。本来用在黑奴身上的私刑被用到了主人（管理者）身上，原来的主人（管理者）成了被管理者。

可惜的是被管理者的反叛只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管理员从牢房逃了出来，镇压了这场叛乱。有的学者因此将该故事理解为奴隶制度的最终胜利，并认为坡意在警告奴隶主们，万不可对奴隶手软。但他们忽视的一点是叙述者的态度，他对“被管理者”给予了同情和支持，而对管理者却感到无比的恐惧和害怕，坦言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看到这幅景象时的那种惊讶和恐惧的感觉”。他的害怕不是毫无道理的，尽管只是一个访客，他还是被管理员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狠狠揍了一顿”，这无疑是对南方奴隶制度的一种质疑。更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对管理员平叛这一场景的描述：“很快，几乎是同时，十扇窗户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被人撞开。一堆乱糟糟的东西从窗户跳进来，冲到我们中间，奋力搏斗、跺脚、抓挠、吼叫，我以为冲过来的是一群非洲的黑猩猩或是好望角的大黑狒狒。”

这里猩猩的意象有着深刻的寓意。《莫格街谋杀案》中猩猩象征着黑人奴隶，而在本文中主人（管理者）却被比作了猩猩，这颇具有讽刺意味，正如戴扬所说“奴隶制的暴政让奴隶主变成了野兽”。主人变成了猩猩，这不仅是对奴隶主的讽刺，更是对奴隶制的一种批判。

四、“八个带铁链的猩猩” —— 被奴役者的胜利

如果说在《莫格街谋杀案》及《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中由猩猩意象所体现出来的种族问题还只是潜文本，那么它在《跳蛙》中则毫无疑问地走到了前台。

《跳蛙》最初于1849年3月17日发表于《合众国旗帜报》 （Flag of Our Union）,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坡使用的标题是《跳蛙或八个带铁链的猩猩》，猩猩意象在文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它不仅是故事赖以依托的支点，更体现出了坡对南方奴隶制的思索和质疑。

小说主人公跳蛙的家乡在“一个闻所未闻的蛮荒地区”，他还有一个异性伙伴，名叫特里佩塔，也是一个侏儒，二人家乡近在毗邻，一同被“国王手下的一个常胜将军强行从家中带走”，并“作为礼物送给了国王”，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被从非洲贩往美洲的奴隶。在17、18世纪的一艘艘贩奴船上，不只有跳蛙、特里佩塔，还有更多和他们一样被强行从家乡带走，锁上铁链，运往美洲的黑人奴隶。

此外，跳蛙在外形上活像一个猩猩，不仅走起路来一半像跳一半像扭，而且有一双力量巨大的胳膊，“使他能在树木绳索之类可攀缘的物体上进行各种异常敏捷的技艺表演”。文中说，实际上他更像“一只猴子，而非青蛙”。在当时许多白人的心中，黑奴的形象大概也是如此吧！

有一次，国王决定举办一个化装舞会，这对小伙伴奉旨前来侍候的时候，国王正与众臣饮酒作乐。他知道跳蛙“不喜欢喝酒，喝酒会让这个可怜的跳蛙变疯，那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国王喜欢搞恶作剧，强迫跳蛙喝酒。特里佩塔苦苦哀求国王开恩，饶过跳蛙。国王怒目圆睁，使劲把她推开，将满满一杯酒泼在她脸上。至此，忍无可忍的跳蛙决定对自己的主人实施报复，他诱骗国王与七个大臣扮演猩猩，先让他们裹上窄小的弹力布衬衣衬裤，再浸透焦油，焦油上面粘了厚厚一层麻（当时“有人建议往焦油上粘上羽毛”，这和《焦油博士与羽毛教授的疗法》形成了有趣的互文），接着又取来一条长铁链，把国王和七位大臣一一绑好。舞会进行到高潮时，“猩猩”们冲进了化装舞会的大殿，来宾们立刻乱作了一团。由于亚麻和焦油都很容易着火，跳蛙借着辨认他们身份的机会，把他们引燃了，众人眼睁睁地望着，却无能为力。跳蛙控诉了国王的恶行，并趁乱与特里佩塔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跳蛙》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学者的注意，而此后却因其“主奴换位”和结尾的私刑意象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文本。琼·戴扬在《传奇文学与种族》中说：“这篇在麦波特看来仅仅只是暴露了人类灵魂阴暗面的可怕故事其实是坡对这个国家奴隶制罪行的最后揭露。”八个主人被受他们奴役的跳蛙化装成了猩猩，像奴隶一样被用铁链锁住，并最终“被烧成了臭气熏天、狰狞可怕、黑乎乎的一团”。正如戴扬所言“这个流行的诅咒——作为黑人或者是被变黑的悲惨命运——最终应验到了主人身上”。

但在很多批评者看来，当跳蛙揭露国王和大臣的残忍天性时，也暴露出了自己的冷酷无情。“开始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同情他，但是和他受到的虐待相比，跳蛙的报复似乎太过了。”跳蛙的复仇是否太过了呢？坡早些年发表的《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中就给出了答案。该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因福图纳托侮辱了自己而把他引诱到自己的地窖中，将他活生生地砌到了墙里。在此之前，坡通过二人的对话引出了“我”的家族格言“犯我者必受罚”(Nemo me impune lacessit)。申丹教授在分析此文时曾指出：“这句格言是以拉丁语的形式出现的，文中另一处拉丁语是最后的‘愿他安息吧！’(In pace requiescat!) 两者互为呼应，似乎在暗示：犯我者，就该死。”由此可见，在坡看来跳蛙的报复并不为过，而跳蛙在复仇之后的成功逃离更清晰地表明了坡的态度:跳蛙的复仇是合理的，不应当受到惩罚。换言之,坡绝非如琼斯所说的那样意在警告奴隶主们不能对奴隶手软;事实恰恰相反,他旨在借助相关作品唤起人们对奴隶制体系中主奴关系陷入紧张这一现象的反思。

五、结语

坡的种族思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爱伦·坡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坡一直以南方绅士自居，并曾撰文嘲笑朗费罗的诗集尤其适合“北方亲近黑人的老年妇女”，更猛烈抨击洛威尔是“最狂热的废奴主义分子”，再加上极尽所能美化奴隶制度的《保尔丁—德莱顿评论》，他自然被很多学者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坡对朗费罗等新英格兰废奴主义者的斥责更多是对激进主义的反对，而不是要明确表达对奴隶制度的支持，而那篇被戴扬称作坡写给奴隶制“最真实的情诗”的评论被特伦斯·华伦证明根本不是坡的作品。在此研究框架之下，分析坡小说中的猩猩意象就有了重要意义。通过利用在19世纪被广泛视作黑人象征的猩猩意象，坡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核心问题委婉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忧虑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