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彩梅［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650500］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其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活与文化形态，是文学创作挖掘不尽的灵感源泉和素材宝库。不少诗人、评论家都觉得，云南是宜于诗情发酵的。就物质经济而论，不同的地区有着发达与落后的区别，但在文化学意义上，主流与边缘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在艺术领域，边缘往往是对主流的补充与激活。

一、追寻：云南新诗的“边地与民族”传统

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社会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随着解放大军浩荡入滇，军旅作家带来了延安革命文艺思想，为云南文学开辟了另一片写作的新天地，云南当代诗歌就是起步于此时的军旅诗。

当时的云南欢快明静，充满了新生的欢笑，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军人，面对眼前的祥和宁静，不禁诗情焕发，以公刘、白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青年军人，是云南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民族作家，他们对边地民族命运的巨变给予了热情赞颂，谱写了当代军旅诗歌的新篇章。这些作家有的来自部队，长期驻守边防哨卡，生活在边疆少数民族之中，先是为着边疆的山光水色、民族风情的新鲜奇特惊异不已，在不同文化的比照中深受冲击，而后浸润其间，日渐耳濡目染，自觉不自觉地将对民族文化的直观体验、深切感受及视角差异带来的种种思考、无限感慨诉诸笔端；有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出生、成长起来的本土作家，不少人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或者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少了源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比照视角，但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着不容置疑的天然认同感，对云南地域、人文景观的熟悉胜过外来作家，具有自身的创作优势，如晓雪、张长、饶阶巴桑等。

相比较朝鲜战场的军旅诗群而言，云南军旅诗群在诗学上具有更高的意义。不仅诗群的生存环境如奇特绚丽的自然景观、神奇深厚的民间文化等，都是更加“良性”，更加“诗化”的，并且，诗人将现代军旅诗歌的艺术水准做了一次推进和提升，“开启了当代军旅诗歌发展的重要方向（颂歌）”，“还启示性地提供了某一种抒情范式”①。他们对边疆民族独特风情、美丽传说及西南边陲热带雨林等奇异风光进行描摹、赞颂，真诚地抒写边疆少数民族苦难的历史、落后的现状及翻身做主的喜悦，着重“反映一些特殊的只有云南存在而外省绝无的少数民族生活题材，表现了边地各族人民真实生活的一些特殊情况，展现了南方文化一种质朴淳厚、天真烂漫、自然雄健的气势，为当代中国文学增添了许多斑斓的色彩”②。这些诗歌表现出强烈的“边地特色”和“民族意识”，在当代中国文学格局中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

诚如文学评论家宋家宏在《云南的四代作家群》文中所言：“这一代作家为云南文学带来了最早的辉煌，他们的作品加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合唱，成为有影响的重要声部……由于边疆民族生活与内地的巨大差异，在主流文化的观照下，他们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不自觉地就写出了具有浓郁的边地民族特色的作品，这是这一代作家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并且对云南文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③也正是由于云南新诗在“边地与民族”特色方面有显著的特征，也有丰硕的成果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所以云南作家“被标上了‘民族特色与地域意识’的徽章，只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民族特色与地域意识’才被云南文坛认同，才能被称为‘云南作家’,这已成为云南文坛的集体无意识”④。

二、比较：新时期诗歌对“边地与民族”传统的承继

新时期到来，云南文学同内地文学一样，迎来了自己的复兴。宽松的创作环境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欲望。从创作队伍上看，新时期的云南文坛基本上形成了老、中、青三位一体的梯形结构。其中，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迫停笔的老一代诗人，他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诗歌创作的第二个春天。此时活跃在云南的饶介巴桑、晓雪、张长等诗人，其诗作延续、展示了云南诗歌的边地民族传统，并呈现出边地民族风情与时代风云巧妙结合的特点，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南边疆军旅诗歌的再生和延伸，显示了云南新时期初始诗歌的面貌。诗人们共同的创作趋向虽是时代使然，但“即使是在一种规范中的写作，云南的民族诗歌也依然闪耀着独特的生命领悟，表现出天然和质朴，而这正是云南民族诗歌的传统所在”⑤。新时期云南诗界还活跃着汤世杰、李霁宇、米思及、张永权、原因、邹昆凌等诗人。他们以雄厚的创作实力成为当时的主力军，在文学观念上他们比老作家开放，写作多为浪漫主义抒情与民族风情、边地特色的融合。

20世纪90年代则涌现出更年轻一代的民族诗人，如李骞、王红彬、蔡金华、李阳喜、哥布、鲁若迪基等。他们的创作既有对前辈诗人风格的继承，同时也显示了云南民族诗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某种内在的突破与变异。蔡金华等人游离于本民族的文化根源，仅在情感上与其民族、家乡保持着割舍不下的联系。在他们的诗中，民族生活往往是作为童年记忆、对过去生活的追忆而得到书写，对于故乡景物的描绘中少了血脉相连的关切感，更多是一种有距离的审视。刚开始写作之时，民族记忆是他们专注的题材，这些诗作为他们登上诗坛铺平了道路，但诗人们很快就意识到，长久停留在这个领域，创作路子只会越来越窄。他们不愿囿于地域性、民族性的题材，渴望拓展诗歌写作更深更广的空间。一些走入城市的诗人如李阳喜、蔡金华、王红彬等，写了表现都市生活感受及情绪体验的诗，这些诗歌其体验、领悟之真切固然不容置疑，但整体而言，由于被自我狭小的情感地带所拘囿，又缺乏切入生活的独特视角，诗人的个性往往消失在程式化的主题内容和语言表达里。

三、展望：当下云南民族诗人蓬勃发展的创作态势

新时期以来，云南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群体写作的复兴，较有影响的有“昭通作家群”，在“昭通作家群”的诗歌写作中，民族元素不太突出，“地域特色”更鲜明。另两个以民族为其识别标码的诗人群体，一个是“云南彝族汉语诗人群体”，一个是“小凉山诗人群体”。

群体之外，云南还有很多民族诗人在持续地进行具有探索性的写作。哈尼族诗人哥布多年来一直坚持母语写作，然后再翻译为汉语，他出版有诗集《母语》（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少年的情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神圣的村庄》（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聂勒是佤族作家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出版有《心灵牧歌》（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我看见》（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他流浪在家园之外，在诗歌中寻找那条也许永远回不去的回乡之路。“一半是傈僳一半是德昂”的女诗人艾傈木诺，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人生感悟融入德昂山寨的山水、人事，以自己民族的远古习俗、神话传说构造一个作为其精神寄托的背景世界，营造富有民族特色的诗境，其组诗《蝴蝶情绪》2005年获云南省边疆文学奖，2007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诗集《以我命名》获得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于2012年12月获得第四届高黎贡文学奖提名。迪庆州傈僳族诗人李贵明的《我的滇西》获得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坚信是“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五千年的汉语诗歌文明成就了这本诗集”⑥。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景颇族诗人晨宏，带着“想通过我的笔，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和认识我的民族；通过我的笔，让我的民族也更多地了解和认识我们的时代和社会”⑦这一心愿，写作、出版了《我从远山来》。回族诗人阮殿文在《我的另一个母亲》中，抒发了对大地的无限渴慕和赞美之情。此外，还有白族何永飞、回族马丽芳、哈尼族陈强等少数民族诗人，多年来，他们走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

纵观云南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旅诗、新时期以及至今的创作，都贯穿着诗人对“边地与民族”特色的诗意书写这一脉络。当下各族诗人蓬勃发展的创作态势，也昭示着云南新诗“边地与民族”一脉的希望与未来。

① 参见朱向前：《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1949—1999)》，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五章第二节《五十年代军旅诗》。

② 蔡毅：《新时期云南文学发展态势鸟瞰及其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③ 宋家宏：《云南的四代作家群》，《滇池》2002年第1期。

④ 宋家宏：《二十世纪云南文学思考(上)——下半叶的三代作家》，《玉溪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⑤ 陈慧：《高原，在另一种时空——对云南新时期诗歌的简单描述》，《滇池》1999年第9期。

⑥ 见《第十届（2008—2011）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创作感言》，《文艺报》2012年9月7日，第5版。

⑦ 晨宏：《我的诗和我的梦》，见诗集《我从远山来》自序，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