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琪雅［云南大学, 昆明 650000］

游记在中国古代散文创作中占有重要比重，其中“游”指内容，涵盖游程、游观、游感三个层次 ；“记”则说明文体，指向杂记（含日记）。清初文人反思明亡教训，注重实学、考证与“经世致用”的游记作品在与晚明最具代表的崇尚“性灵”的小品游记的辩驳中发展起来，其中颇多寄慨之作。桐城派游记则兼采二者，提出“文与质备，道与义合”的主张，重“义法”“神气”，尚“考证”，但它发展至后来已有文蔽道丧之态，故曾国藩以“经济”救“义法”之弊，并以其巨大的号召力引“文章之士归趋之，相与讲论姚氏之术”，相袭成风，形成了湘乡派，被看作桐城派之中兴。郭嵩焘是湘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使西纪程》明显合于湘乡派的创作原则，其游程、游观与游感三个方面又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了湘乡派传统风格的崭新变化。作为曾门中第一部旅欧游记，《使西纪程》有其特殊的写作背景，它是郭嵩焘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的身份应朝廷“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 的要求，自行整理了他在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从上海去伦敦路途中的五十天日记而成，具有“官方日记”的特征。

一、《使西纪程》之游程与游观

由于大河文明相对的稳定性、内囿性以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近游观等诸多因素，中国古代的游记游程大多集中于中国境内。其中，山水游记一直以来还是稳定地占据着主体地位，山水之外的名胜古迹、风俗风情等游观记载也常以山水做串联与引导。

《使西纪程》的游观正是在游程被扩展至境外的现实情况下，相应地记录和承载了更为宽广而丰富的异国景象。为了帮助国人“开眼看世界”，郭嵩焘力图将一个少有国人触碰的世界，以文字的形式更为真实具体地呈现在国人脑海中，凡是与中国的发展有所关联的事物，他都详细列出。比如：西洋现代都市景观，锡兰的渡船、佛寺，“皆短衣番语”的乡人，埃及古迹图上的文字，“以机器开河通舟楫”的施工现场等。

传统游记中的山水概念也被置换做了广阔的海上图景，更添广袤之美。如：

至是抵星子文生，是为葡萄牙南境尽处，始出大西洋。海洋人以山尽处为岋，水流当岋，两相激荡，浪益汹涌。星子文生山石嵯峨，横截海面，舟行极为颠簸。而西班牙西境地势微削而向北，海方南趋，为地势所遮遏，数百里间，澎湃腾沸，洋船以为至险。

这是郭嵩焘从地中海出大西洋所见，基本上承继清人游记的写作手法，将地学考据融入景物刻画之中，考证非但没有累其文，反而其中海水的汹涌惊险因为有对地理位置、地势走向的明确交代而更加真切，更加激荡人心。但与传统游记不同的是，这一幅激荡的山水图景是在全然陌生的空间展开，更显奇崛壮美。虽然这样大段的山水描写一定程度仍作为串联游记的线索，但明显已被相对淡化了，其篇幅已被大量异国的新鲜图景占去了，难以再构成游记的主体。郭嵩焘在国内时，“亲见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曾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制夷保清的行动中，并超前地意识到洋务运动单纯学习西方军事装备、机器制造的局限性，于是，把此次欧洲之行作为他了解西方、启发国人的一个契机。在其《使西纪程》中，终是想尽心尽力地把对于国人来说仍十分陌生的游程上新鲜的有利于清朝的事物，实实在在、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摆在国人眼前。正如《泰晤士报》所言：“论事如其所见，所详报者皆所得于西洋而有益于中国之事。其犹可称赞，令人思其为国之苦心，在将外国实事好处切实说尽，以求入于偏疑猜嫌中国人之耳。”

既然《使西纪程》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对于游程与游观的记录手法便强调要足够准确、真实，考证与客观记述就成了游记中完成游程、游观记录的主要手法，这一现实要求正与桐城派重视考证的主张相契，又与清代朴学精神相合。当然，伴随着游记中山水所占比重的减少，它的考证不再仅仅像《登泰山记》等游记中那样把考证的重点放在山水的地理位置、地表植被等方面，而是对事物有更深的挖掘，内含着中西文化之比较，多将西方新事物与中国既有观念接洽。

《使西纪程》对每日天气、行程数、所经地区及其地理位置、所见的新鲜事物与人等皆采取客观记述的办法，但又不仅仅停留于表面，而是既有所记，便一定要寻根究底，将种种现象阐释得透彻明了，以便于国人认知，这便涉及了考证的手法。郭嵩焘是有自觉的考证意识的，这从《使西纪程》中他历红海所感即可看出：

秋冬北风，其热自减。崇北山宫保以红海酷热深冬不解为言，似稍失考。

初闻红海炎酷，隆冬一如盛夏，心甚畏之。此行亚丁至苏尔士，尽红海六日程，天气晴和，风恬浪息，为海行最佳之景。其余三万余里，多在风涛震撼之中。至出大西洋，而郁蒸之气转甚。红海天时地气，固有不可意测者欤？

本来依据传闻，红海应当最令人生惧，却恰恰成了本次行程中最舒适的海行体验。也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作者两次提起这一体验，格外强调了考证的重要性。

如此，在《使西纪程》中便可见郭嵩焘对于天气、气温的精准记录，这本是日记这一文体本身具有的特点，但是郭嵩焘绝不停留于单纯的天气、气温记述，例如他在十一月初三遇见了旋风，便借此讲述中外台风之名称差异：“闽广人谓之台风，洋人谓之赛格栾（cyclone）”，并言及西洋人应对策略之寒暑表的运用与“密的阿罗奇格阿非（Meteorological office）”的设立。他还会把气温用数字标注出来，将之与当地地理位置相关联，涉及诸多世界地理知识，其中最明显的便是纬度带来的气温差异，如：

上海寒暑表五十三分，至香港六十五分，今则入热度八十一分矣。不能着棉，舟人皆单衣。

过亚丁后，天气渐凉，以距赤道远之故。

他不仅要将每日所行路程记出，还要把测量所行里程的方法记录下来：

船主以沙漏定每时分数，而系尖木板于绳，用辘轳转绳而投尖木板海中，计绳之尺丈（丈尺）。每沙漏尽，则引绳其丈尺，以辨所行之里数。

游记中还大量记述参观学堂、监狱、炮台、军事布置、船政考察制、各国国旗等细节，为表其实，几乎都是用社会调查的方法不厌其烦地进行记录的，运用了大量的数据，甚至是园中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亦是如此，颇见其严谨之学术风气。

不过，《使西纪程》虽然大量运用了客观描述与考证，却也不排除其文学性的描述。从其少有的描述性语言中便可见作者文字风格对于“雅洁”这一桐城派散文文风的继承，其中不乏山水画境，如“远望厦门诸山”“伦敦街市”几段，文笔流畅，画面感十足，人物富有神韵，景物变幻莫测，充溢着桐城派一贯主张的“神气”。

二、《使西纪程》之游感

《使西纪程》的游程、游观有了全新的内容，游感自当呈现出全新的特色，而其中明显的政论性又与湘乡派所重视的“经济”相合，对比同出使过欧洲的湘乡派代表人物曾纪泽、黎庶昌、薛福成等人所作的旅欧游记，《使西纪程》是在政治体制、商业模式等方面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最为激烈的一部。

郭嵩焘笃直刚烈，他在《使西纪程》中将中国实际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盘托于国人面前，借助游记这一形式表达出一系列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显得极为激进而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游程、游观的记述恰恰成了他发表政论的有力论据。面对仍旧妄自尊大，视西洋为蛮夷的中国，他公然发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的言论，打破文化心理隔阂与偏见，以求真务进的态度将行程中对西方世界的真实所感直接道出，将异国社会之秩序井然、彬彬有礼，以高度赞扬的态度呈现出来。如“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非苟然也”“江仅容船，而无拥塞喧嚷”与“各司其职，事（事）皆有等地，以次历次（试）之……西洋以行商为治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肃，条例秩然”等的记载。郭嵩焘妄图以西洋之偏向社会秩序的“礼”来显示西方文化之价值，帮助国人减轻对西方世界的偏见，却未想到固有观念之难以转变，更未想到挑战固有理念将会给他自己带来怎样的非议与不公对待。

另外，郭嵩焘还发现了人性在西方文化中的凸显：一是对于人的生命的尊重，如监狱之中“洒濯清洁，以松香涂地，不独无秽恶之气，即人气亦清淡，忘其为录囚处也”，而在战争中也“不杀俘虏”，而是“与约不任战事，即纵遣之”；二是发现了西方世界中，人力在改变自然中发挥的强大的作用，如其目睹开运河时称赞道：“皆以人力夺天工”；三是慨叹“其人皆白皙文雅，终日读书不辍。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这都是中国文化中所缺失的，郭嵩焘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但却不为清朝廷所容。他迫切地想提醒国人摆脱自欺之见，认清中国所面临的局势，欧洲大国正“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蹠，鹰扬虎视”，中国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

他认为中国唯有打开国门，主动融入世界才可真正免受侵略。他专门记载了《代谟斯日报》报道的西洋探索北极之事与同舟人“在伦敦开设洋行，亦由美利加至日本，历中国各海口，绕地球一周”的事例，特意指出西洋朝廷对于这种向外开拓行为的褒扬与赏赐，颂扬西洋人的开放意识，意在讽谏清朝朝廷当具有同样的国际眼光。他还试图采用迂回的方法，以阿伯西尼亚惨痛的代价为例来警醒清廷，言其“自为部落，亦不与各国通市”，故“顷年以掳禁英人，英人发兵征之，入得满克得林都城，其王搏战死，为别立王而还”。

郭嵩焘的开放观念不带有对华夷之别的畛域，对西洋不卑躬屈膝，也绝不盲目看轻，是一种以与西方确立平等地位为基础的开放，使中国在与西方平等对话中融入世界潮流以得其利。这种开放意识可以从他对中西旗帜的具体论述中察觉：他在行程中“查开各国旗式”，并详细列出，得知各国水师船旗、商船旗虽各有不同，却有约定俗成的国际惯例，例如有恶病皆竖黄旗，“行海各国皆同此例”。他从《周礼》《尔雅》中发现中外旗帜中都存在旗尾分两岔的形制，由此得出“西洋不必师古，而天地自然之文，无中外一也”，以此来寻找中西沟通的立足点，并设想出了大清旗帜的样式，以此保证中国符合国际惯例，与西洋各国展开平等对话。果然不久，1862年，经李鸿章上报，清朝为适应国际海航的规定，避免因船上无旗而被当作海盗，而有了国旗。

郭嵩焘幻想中国融入西洋国家，与其共分天下之利，要实现这种希望，不能如“谈洋务者只见得一面道理”，而需要“面面俱到”、持续进行的变革运动。他强烈地反对国内虚张声势、不务实业的风气，痛心于“宋、明史册具在，世人心思耳目为数百年虚骄之议论所夺，不一考求其事实耳”，批判朝廷大臣皆务气矜之妄人，“尊王庇民，大臣之责，胥天下而务气矜 何为者？凡为气矜者，妄人也”。

游记中少有直接抒情的语句，可是作者在客观精简的语言、激切肯直的政论里常常包蕴极为强烈的政治热情与民族感情，其情至为真挚，读来令人感动，如：

咸丰癸亥由海道赴广东巡抚之任，所见香港房屋，仅及三分之一，十数年间，街衢纵横，楼阁相望，遂成一大都会。

此句看似只是单纯的游观描写，除对香港街景的今昔对比外没有再多言一句，但从其对于时间之短而变化之大的由衷慨叹，便能够感受出其中潜藏着的作者对于西洋改革社会的强大力量的叹服，继而对于中国全面学习西方而得有新变的未来产生希望，对于作者产生认同，再如：

皆人力为之，究不知何以能然也。……其诸花木来自各国及诸番者，皆插牌标记，足见此园魄力之大矣。前至香港，有导游花园者，谓当观览其实政，不以游赏为娱，今无意中得此奇景，亦殊惬心。

郭嵩焘记参观新加坡洪家花园竟也能从“插牌标记”之“来自各国及诸番”，而思其园“魄力之大”，以其园林建设有国内未见之人力巧思而感人力之无穷。郭嵩焘可从园林美景感悟施政的启示，足见其时时刻刻为政思的政治热望。

总的来说，《使西纪程》的游程拓展至了海外，游程、游观的记录随之得以拓展更新，传统的山水题材延伸至更广阔的异国风情，客观描述与考证成为其主要记录方法，其中考证之法得到了更有深度与宽度的拓展，而桐城派以来重“神气”与“言有序”的传统也未曾丢失。其游感的政论性极强，以游程中亲身所见所历为据，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叙述中西地位、文化差异以及中国实际面临的国际形势，从而提出中国对外当打开国门，与西方世界平等交流，融入世界大潮；对内则当重实政，全面学习西方，进行长期有效的变革。《使西纪程》当时被朝廷毁板并未阻止“新闻纸接续刊刻，中外传播如故也”，如今也正如郭嵩焘自己所预估的那样：“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历史证明了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