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宁［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1000］

“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语出《襄公二十八年》：

癸臣子之，有崇，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辟余，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

齐卢蒲癸因有求于庆封之子，所以不顾及春秋“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礼法，迎娶庆舍之女为妻，这是不符合“同姓不婚”①的违礼行为。卢蒲癸却用“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来为自己辩解，认为这种做法虽然违礼，却依旧通行。

一、“赋诗断章，余取所求”，违礼在“余取所求”

一般认为，“赋诗断章”是指“取义方式”上的“断章取义”、不顾本义。如杨伯峻先生就说：“赋诗断章，譬喻语。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②清人劳孝舆《春秋诗话》亦云：“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已。人无定诗，诗无定旨。”朱自清说：“诗乐不分家的时代，只看重听歌的人，只有诗，无诗人。”③傅道彬说：“这个时代可以称为‘用诗’的时代。在用诗的时代里，贵族士人关心的是个人意志的表达，而不是诗的本事本义。”④春秋是“用诗”的时代，“诗无定指”是春秋赋诗时的基本观念，作诗者既不可考，用诗者不必执着于诗的原始意义，而是借古人之诗表达自己的心志，期于“言志”而已。但“赋诗断章，余取所求”作为一个整体，原文中却被卢蒲癸拿来类比“男女结婚，不辨同姓”，认为二者都是违礼的。而如上所述，前半句“赋诗断章”是春秋时通行的用诗方法，显然不违礼，所以卢蒲癸所指的违礼现象，则是在后半句的“余取所求”上。

二、“立象尽意”思维下的“兴必取象”

实际上，“赋诗断章，余取所求”中，违礼在“余取所求”上。顾颉刚说：“那时的赋诗很可称作象征主义。作诗的人明是写实，给他们一赋就是象征了。”⑤赋诗，本质上是一种象征表达。诗歌之言作为“乐语”，赋诗时是被当作一种“象”存在的，鲁洪生认为：“在《诗》中寻求与礼义存在某种‘像似’关系的诗句并以之感发志意（起），这就是‘六诗’之兴法的本义。”⑥其中，“某种‘像似’关系的诗句”，就是赋诗时赋者所取的“象”。外交场合通过赋诗来传情达意，就是通过“象”来尽意，这与《周易》“言→象→意”的思维过程是一致的。

《周易·系辞》载：“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可以说，《易》用卦象来传达蕴涵着的义理，与赋诗时用《诗》之象以感发意志是相通的，都是“立象以尽意”的思维模式。从这个层面讲，《易》之象可通于《诗》之兴，所以有人认为：“《诗》之兴与《易》之象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对原型的最古老的理论概括。”⑦

如上所述，赋诗时“取”诗句作为“象”，譬喻、暗示赋诗者的理念和思想，达到“尽意”之目的，这既是“六诗”之“兴”法⑧，也体现了先秦“兴”的思维。孔颖达云：“兴者，起也。取譬联类，引发己心。”⑨“兴”是感发志意，但“兴”的感发一定要建立在“象”的基础上，故孔颖达进一步提出“兴者，取其一象”⑩，“兴必取象”⑪。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进一步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深于取象者也。”赋诗过程中，赋者为了感发志意，要随机“取象”，而诗中不同的“象”里蕴涵着不同的“意”，因此“取”何种“象”以感发志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卢蒲癸所云“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之“取”，可谓一语双关，既指“取妻”，兼指“取象”，意指春秋后期那些“取象”出了问题的赋诗现象⑫，正如他“取同姓之妻”一样，都是违礼的，而且后面的“恶识宗”，则加重了这种违礼的态度。

三、“歌诗必类”与“类”的含义

与卢蒲癸“赋诗”违礼相对的，还有一种被肯定的用诗原则“歌诗必类”⑬，语出《襄公十六年》：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

关于“类”，有人认为是“相称”之意，“不类”即“高厚所歌之诗之乐与他作为大夫的身份不相称，即于礼数上被视为僭越”⑭，引起“荀偃之怒”。进而推出“歌诗必类”是指赋诗者的身份、地位、场合应该有着相适应性。这个解释很含混，没有顾及“歌诗必类”所产生的背景。《春秋》载：“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晋悼公。”春秋复霸的晋国霸主晋悼公于前一年去世，晋平公即位。因为文公、悼公的影响力，晋依旧是当时的盟主。所以这次盟会的目的就是稳定晋国的霸主地位，高厚作为齐国代表参会。而作为与晋国势均力敌的齐国，一直有夺回霸主地位的欲望，所以不断挑衅晋国。前一年，刚发生过“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的事件，而这次齐国高厚的歌诗之志，又显示出“二心”，才引起“荀偃之怒”，所以要高厚“盟”，发誓归顺晋国。关于“齐高厚之诗不类”，杜预注：“以齐人既有二心，高厚歌诗不类。”⑮刘烨云：“歌诗不类，知有二心者，不服晋，故违其令。”⑯

春秋赋诗，赋诗者以诗言志，观诗者借以观德，即《汉书·艺文志》所云“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不类”即有二心，为诸侯所不满，是被否定的。因此，“类”是被推崇的，则“类”似乎应有“好”“义”“善”等义。《襄公二十六年》“歌诗必类”下，杜预注：“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孔颖达疏云：“高厚所歌之诗，独不取恩好之义类。”从杜注和孔疏可以看出：“歌诗必类”有“从义类”和“取恩好之义类”等意思，可证明“类”有“善”义。

我们从《尔雅》中也找到了证据，《尔雅·释诂》云：“类，善也。”“类”有“善”义，在先秦的其他文献中也能找到证据。如：

1.《大雅·皇矣》：“克明克类，克长克君。”郑笺：“类，善也。勤施无私曰类。”

2.《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类维何？室家之壸。”毛传：“类，善也。”

3.《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强御多怼。”郑笺：“义之言宜也。类，善。”马瑞辰通释：“按，类为善，义亦善。”

4.《昭公二十八年》：“勤施无私曰类。”

5.《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不类。”杜预注：“类，善也。”

6.《国语·晋语五》“言，身之文也。……若内外类，而言反之，渎其信也。”韦昭注：“类，善也。”

……

由上可见，“类”确有“善”义，而此处的“歌诗必类”实际就是“歌诗必善”“即赋诗时，所“取”之“象”应传达出宗周社会所认可的“恩好”之“意”：维护周德，一其志，无有二心。

此外，高厚歌诗其志“不类”，晋荀偃怒，要高厚以“盟”表决心。由此推知，“盟”的内容也应与“类”有一致性。关于霸主晋国与诸侯盟书的内容，《襄公十一年》有载：

七月，（诸侯）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诸侯。诸侯道弊而无成，能无贰乎？”乃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蕰年，毋保奸，毋留匿。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

“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即可总结为以“尊尊而亲亲”为核心的“周之旧德”。即王国维所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⑰这也是“类”的内涵。这与出土文献《郭店楚简·语丛一》可相印证：“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⑱即赋诗时，要使赋诗之“今志”与《诗》之“古志”相合，而周公制礼作乐目的在于以周德、周礼凝聚人心，作为礼乐制度工具的《诗》，其本质就是维护周德。所以赋诗用诗，目的亦是维护周德。这与“赋不出郑志”⑲也是一致的。

王国维说：“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在于纳上下为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⑳《诗经》为礼乐而制，被收集整理成集后，其目的依然服务于周代礼乐。所以春秋赋诗，在“立象尽意”思维下，要求“余取所求”的诗之“象”所蕴含的“意”，要合于“周德”，所表达的情感、诉求要与崇尚周德的大前提一致，才是“善”的，即符合“歌诗必类”原则。而卢蒲癸所说的“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正是指那些“取象”出了问题，导致赋诗“不类”“不善”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出现在春秋末期，预示出礼崩乐坏的真正到来。

四、总结

“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发生在襄公二十八年，也是值得思考的。襄公时期，是春秋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晋、楚争霸很难分出胜负，所以暂告一段落。襄公二十七年的弥兵大会，晋因“政在家门”，内部的隐患即将爆发，甘心牺牲一些利益来换回和平，回头处理国内矛盾；而楚在弥兵后既能得到中原诸侯的朝贡，又能专心对付日渐强大的吴国，当然也是占尽便宜。所以襄公时期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这也是诸侯激烈争霸后，力量均衡的一个阶段，政局上的短暂和平换来文化上的兴盛。所以这一时期，一面是外交场合的诗礼风流，一面却是“礼崩乐坏”的即将到来。很快，随着昭公时代的来临，春秋进入了它的末期，社会变革无法避免，西周旧有的社会制度无论怎样留恋，终究也会东逝而去。所以，发生在襄公末年的卢蒲癸所说的“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的违礼现象，则成了很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说明此时赋诗违礼现象已频频发生，“礼乐”制度即将彻底崩塌。

春秋赋诗活动，不仅反映了周人赋诗“取象”以感发志意的“兴”的思维，也反映出《诗》作为制礼作乐的文化工具，所承担的维护“周德”的政治功能。

① 《礼记·大传》：“系之以姓……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亦然。”同姓，即同种族之人不得互婚，凡婚姻必求诸异姓也。“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王制》）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46页。

③ 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④ 傅道彬：《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⑤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⑥ 鲁洪生：《从赋比兴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其本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⑦ 傅道彬：《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 》中“兴与象：中国生殖文化的原型批评”一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 在对“六诗”的定性上，张震泽先生的“用诗方法说”和章必功先生的“教学方法说”，都是从“用诗”的角度对“六诗”进行定义，赵沛霖先生认为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⑨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⑩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国风·周南·汉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⑪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国风·周南·樛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⑫ 《左传》作者为了维护正统，记载的外交“赋诗”，一般都是取“恩好之义理”，符合“歌诗必类”原则，所载“不类”的情况非常少。据笔者统计，除《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所云外，其他大致有《襄公十六年》齐高厚之诗不类；《襄公十四年》卫献公赋《巧言》以让孙文子；《襄公二十七年》郑七子赋诗，伯有赋《鹑之奔奔》表达对郑君的不满；《襄公二十七年》《襄公二十八年》，鲁人分别为庆封赋诵《相鼠》 《茅鸱》，都是取讥笑之义，且皆集中在春秋末期。

⑬ 关于“歌诗”与“赋诗”，马银琴认为“分别是由不同的行为主体承担的具有不同特点的用诗方式”（《春秋时代赋引诗风气下诗的传播与特点》，《中国诗歌研究》2003年），但二者在传达礼乐思想、维护周德的功能上却是一致的。

⑭ 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8页。

⑮⑯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7页，第938页。

⑰⑳王国维：《殷周制度考》，《观堂集林》 （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⑱ 张玖青、曹建国：《从出土楚简看“诗言志”命题在先秦的发展》云：“郭店简《语丛一》论及《诗》 《易》 《春秋》等典籍，其论《诗》曰：‘《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其中‘志’简文写作‘恃’，裘锡圭先生认为‘诗’可以读为‘诗’或‘志’，而李零则读为‘诗’。此处的‘恃’当为‘志’的异体，不应该读为‘诗’。而且简文中有‘诗’字，其字从言从寺。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同一字在同简出现而写法不同的情况，这也可以算是此字不宜读‘诗’而应读‘志’的旁证。……‘《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说的不是《诗》的编辑或者《诗》篇年代，而是谈《诗》的阐释问题。”

⑲ 七子赋诗之志，皆指经过郑应遵守的“周德”规范后产生的“志”，七子赋诗皆不出该德义，故韩宣子评价“皆昵燕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