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金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山西临汾广播电视大学，山西 临汾 030027］

经历了“文革”后的中国作家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感受着文学之独立品行，在创作中力图去政治化，剥离文学的政治性，“纯文学”热一时勃兴。面对百废待兴的转型社会，面对矛盾日益突出的社会现实，作家积极对待人生，书写社会进程中波澜壮阔的改革镜像，这已然成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勇敢承担。应势而生的“改革文学”及其三次浪潮，堪为赞许。由此产生的两大成果不容忽视：一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给沉寂缭乱的文坛注入的新活力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是对官场腐败现象的抨击并出现“反腐小说”类型概念。

“反腐小说” 类型概念及其现象主要表征是阅读效应与评论效应的严重不匹配，这在作家张平身上尤为典型。一方面是作家大胆地截取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畅快淋漓地批判，高扬现实主义精神大旗，在读者中引发前所未有的阅读与关注效应；另一方面则是学术界和评论界热情不足；更多声音则是政治性太强。张平在2008年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后，更是将张平政治与张平文学耦合在一起，成为典型性很强的文学与政治的结姻。然而，诸多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没有将这一现象纳入其中，付之阙如，诸多的杂志不愿涉猎此类研究的课题，为数很少的学者发文评论（假如《抉择》未获茅盾文学奖评论会更少），“反腐作家”张平遭遇尴尬。这种现象发生的文学理论学基础是什么？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是什么？评论界对张平文学甚为漠视的缘由是什么？笔者试图以上述疑惑为核心，进一步梳理思考以有益于对文学与政治耦合现象作研究分析。

“反腐文学”通过“人民性”“党性”“民族”“国家”等重大叙事凸显其文学的社会效应，回应转型时期社会的重大事件，直击“改革”与“反腐”这一组主题词，将反腐大旗置入文学书写的制高点，呈现别样的文学社会学的表达，对百姓和文坛来说是耳目一新之感觉。从文学性角度讲，作品力图践行“文学是人学”的价值观念，这也许是文学摆脱政治桎梏的绝好做派；然而从文学的现实性上讲，这类作品涉及的是敏感话题，最为要紧的是现实主义的特征在“批判性”度的把握上，几乎很难缝合“歌功”与“揭露”二者的结合点。对改革和改革者的颂扬与对腐败者的鞭笞一对先天不容的矛盾，通过作品知性地显现，抑或是显性流露，这是需要作家具有深厚文学功底的。无怪乎作家从来不愿将自己定位为反腐作家、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反腐作品，张平本人就曾经有过类似坦言。

将艺术性作为第一要素考量，检视现实主义冲击波前后的一系列反腐小说，有相当一些作品可圈可点，值得嘉许，如刘震云的《单位》 《官人》 《官场》 《一地鸡毛》官场系列小说，陈国凯的《升官图》，陆天明的《苍天在上》 《大雪无痕》，张平的《抉择》 《对面的女孩》 《国家干部》，周梅森的《中国制造》 《至高利益》，王跃文的《国画》，田东照的《跑官》，阎真的《沧浪之水》，李佩甫的《羊的门》，毕四海的《财富与人性》，等等。这些作品在思想性、人文性、艺术性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中轰动效应最大的当属张平反腐系列作品。

张平文学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馈赠了各项褒奖，这没有真正引起学术界和批评界的很大兴趣，实质上出现了“大众热学界圈子冷”的怪现象。学者们对“祛政治化”的向往是文学回归本性的必然，但矫枉过正的做法无疑使作品成了无法寄予特定时期以张平为代表的有良知的直面现实的作家的“再政治化”理想，从而使作品背负无法承载的负累。张平就曾坦言，《国家干部》的定位不是“官场小说”，是描写干群关系的，这一宣言并不真的影响其归类。作为“改革文学”的一脉，作品为百姓“鼓”与“呼”，歌颂改革者与鞭笞腐败者，对现有体制下干部现象的审视，表达对时下干部体制、干部政治和干部文化的反思，原本就是题中之义，他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对转型时期权力的忧虑，是“极端境遇下”①的别样的“人民性”，是“权力伦理”与“人民伦理”耦合的结晶。

张平的反腐系列小说在“立于反腐、关注焦点,为人民而创作的制高点上”②书写，反映了“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③，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文化”④，真切再现了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形成的“官本位”传统潜隐所形成的转型时期以官场为核心向外衍射的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延续着中国古代为劳动者唱赞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新形势下“改革文学”的津梁。因作品大多涉猎政治，其强烈的批判现实腐败的笔触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同，进而在主体思想上往往会显性遮蔽对改革者的颂扬、对底层民众的悲悯等主旨，从而给读者以“反腐作家”的第一印象。称谓之事原本就是无关宏旨的小问题，但其内核是直面社会现实、关注热点、关注民生的“主旋律”小说，这一点恐怕是学界毫无疑义的认同。

应当说，张平文学的现实性特点是相当明显的，从更大层面讲，可以追溯到晋地的作家传统。赵树理以“地摊文学”的勇气和理念，将新农民形象群真正呈现给读者，成为“农民的代言人”和“文艺大众化”的典范，因其作品倚重政治性被誉为“5·23”延安《讲话》精神的模范实践者和农民作家的旗手。同样，张平冒着作品速朽的代价，近距离地大胆地剖析不好书写的政治题材或者说社会题材（其实，笔者更倾向于认同其作品是直面官场腐败或以官场为核心的衍生），在“活化”传统文化中的大团圆结局、讲故事、“清官情结”“英雄情结”等因素上可谓更上一层楼，在摒弃欲望化叙事，理性揭露黑暗与腐败，唤醒底层意识上，一脉相承了赵树理的“民本立场”，可谓是“别样的《抉择》，别样的公众代言人”。“光明的尾巴”寄予了作家的政治情怀，政治抱负、政治热情、政治理念的文学性表现使久违了的“人民性”得以再度张扬，是构筑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典范文本。

张平文学价值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对反腐文学题材的新拓展，为反腐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改革文学延续，《抉择》揭示的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集结成堆的惨烈现状，作家大胆地直接地看待社会矛盾，首次揭示国有大企业集体腐败的现实，这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扎实的文学造诣的，否则极有可能造成对主旋律文学的拆台，张平的可贵就在于理性地揭露腐败，成功塑造了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李高成的形象。诚然，文学性的高下根本的还在于作品本身，题材可能会有影响，但绝不仅仅取决于题材。《抉择》主要是从政治意识角度度量，切入意识形态，将文学的政治属性衡定为一个主要维度，获得茅盾文学奖。而《暗算》疏离意识形态，与人性和智慧更贴近，人性挖掘深度更大，与文学属性关系更密切，获得茅盾文学奖。《抉择》与《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考量的第一位要素应当是文学的主体性，绝非以题材决定文学性的高下。这是允许多种题材多种风格作品同台发声，尤其鼓励优秀的主旋律文学作品扬厉人的向上精神。

张平文学效应在两个维度上呈现：一是张平直面现实的作品得到读者近乎膜拜的响应，另一个方向上的表征则是评论界、文艺界表面肯定，评论上却乏力，切入单一。前者主要表象包括“茅盾文学奖”“人民作家”以及百姓将张平当成第二信访办进行求助等，因而又有评论者认为张平反腐小说创作取得“双赢”（ 赢得百姓普遍赞誉，赢得评论界、文艺界充分肯定）；后者的表象更多的是论者在对张平作品或者创作评论时，多数切入其文学政治性，苟言其大段大段近乎失真的政治话语的絮叨，以此规避张平作品的批评价值。求实地说，很多档次较高的核心期刊不愿或很少涉猎文学的人民性等话题，不管论者如何不愿赞许张平的文学性，张平文学的“人民性”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意义话题。“强调任何重要的文学现象的出现，重要的作家的出现和杰出的作品的出现，都与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分不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时代情绪和审美风尚，不仅会影响到作家的精神面貌，而且还会影响到题材的选择乃至会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被欣赏和被传播。”⑤宁先生关于人民性的精辟论述给张平文学无法回避的人民性作了极佳的学理支撑。张平几部力作对现实矛盾与腐败现象的无情揭露，对工农群众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承受的压力和经受的痛苦所投诸的悲悯关怀，对改革过程中复杂矛盾尤其是干部群众与腐败现象的冲突、斗争的直谏评判，艺术地传达出人民群众渴望腐败现象得到惩除的社会心理。作品蕴藉的“邪不压正”的深沉思索，正是现今社会的时代情绪。“光明的尾巴”，胜利的结局，符合中国当代百姓的审美风尚，这正是张平作品在百姓中受到极强烈反响的根本所在。

从审美效应上讲,反腐小说反映重大的社会现实,政治性强并不意味着文学性的低劣。⑥关键的一点就要看作者的意图是通过形象或者描述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还是说教式地兜抛出来，也就是说文学对政治的应对是显性表达还是隐性表达，直接影响着文学性的品位。“不要以为一触及社会现实,文学就会失去它的审美功能。恰恰相反,就一个社会大变革、精神大动荡的时代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论所折射出的审美效应是不可低估的。”⑦优秀的反腐小说正是通过艺术的审美手段,来阐释重大的政治现实,在审美效果上激昂人的斗志,愉悦人的情绪,唤起人的希望⑧，《抉择》当属此类。笔者以为，《对面的女孩》艺术价值未必就在《抉择》之下，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伤心事件，作者以一个十七岁少女的日记为载体，透视了较为广远的社会现实，传达出社会底层人物在险恶现实中的不幸以及自我挣扎的深切体验，暴露了造成人物悲剧的种种腐败因素，日记体小说所蕴含的反腐与讽喻主题包含太多的内容，实现了反腐文学的重大突破，完成了反腐文学的新创获。然而，大概很俗很时尚的命名，影响着学界的阅读视界，研究者少之甚少。

总体讲，学界对张平文学鲜有系统的文学审美性批判，而对张平创作或张平作品的评论多从文学政治性、作家的政治情怀等视角切入，诸如作家的良知、不事雕琢、为“千千万万个百姓而写”等创作动机、朴拙手法讲故事、摒弃欲望化叙事，等等，多从文学的客体性角度研究（文学主体性则是侧重于文学审美属性）。实际上，优秀作品的政治性从来都是隐性的，即通过叙事或者形象自然流露出，给读者留下空白，而直击人性深处，绝非是仅仅为哪一部分读者所写。比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王蒙、巴金等作家作品的关注度，抑或是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的关注度，甚至是对赵树理研究的关注度，张平文学关注度是最低的。张平文学有些段落和素材不加雕饰地将现实搬入文学作品中，主要观点直白失真式书写，而不是通过文学语言透漏出（典型的例子是《抉择》中将江泽民等领导反腐号召书写进作品中），再如，用群众聚会来解决问题成为“张平文学”的一种模式。分析可以看出，过分倚重政治现实与不加雕饰的文风成为反腐文学学术关注度上遭遇尴尬的一个重要因子。

笔者以为，反腐文学遭遇尴尬的主要原因大体有三个：第一是论者因放大“政治热忱的驱使、政治伦理的叙事、政治话语的书写”产生了“政治性冲淡了文学性”的效应，对政治性强的作品的文学评论后继乏人，对近距离关注现实作品的普遍失语；二是歌功颂德与批判现实的相悖性与交欢性，使得评论家在评判时力不从心；三是没有在挖掘人性和塑造鲜活人物上达到至臻的高度。“反腐小说仍未完全摆脱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还没能产生出如20世纪50年代社会题材小说那般鲜活、难忘的经典人物,如朱老忠、二诸葛、三仙姑、吃不饱等,尤其缺少典型的贪官形象。”⑨

张平文学现象在践行和引领着雅俗文学的合流方面值得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崛起，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渗透、大众传媒的发展、现代性理论的追捧等影响最终促成文学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三元格局。创作倾向上的文学“向内转”自言自说几近成为风尚,新现实主义小说或者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直击现实，痛斥官场腐败，这样的一种文学样式无疑给当前文学起到了一种另立灶台的印象，它们积极地大胆地迎合当下现实，和着严肃文学重大叙事脉拍书写，以“文学”的方式来散播新形势下的“人民性”，“文学”表述中所涵盖的“政治”叙述也更为丰富。大众通俗文学以市场为依托，冲淡了主流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主阵地，文学维稳的功能淡化，此时，人们对经济的关注度，对人文底层的关注度，尤其是对官场腐败、社会不公的关注度成为攸关文学与政治的协调、人文精神的沉浮的重要抓手。

作为独特的文学现象，《抉择》 《国家干部》 《绝对权力》 《大雪无痕》 《权力场》 《国画》等异军突起，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严肃文学的社会功能张目助势，它们更多地采用与政治同构、质朴不加雕饰地将现实丑陋加以展示，警戒权力异化，设置重重悬念，增强了作品的故事性。透视文本可感受到，作家试图为现实政治言说、为社会正义伸张、为腐败把脉诊治、为改革呐喊颂唱的殷殷努力，因其复杂动机引发出“清官”与“清官情结”、现实主义叙述与“光明的尾巴”艺术性夸张的非现实性、反腐作品政治性与文学性孰强孰弱等命题的商榷与批判。但不可否认的则是围绕社会现实批判产生的“张平文学”等现象客观上在用通俗文学形式实现着高雅文学的社会功能。“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们体现出“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整体思考”⑩，这作为优秀反腐文学有功于雅俗文学合流很好的脚注。张平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很好地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功能融合。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评论界试图建构不死的纯文学，自觉不自觉地在规避其政治属性等意识形态性，大有成为时尚之势。事实上，政治性是无法规避的，政治性未必就决定了文学性的优胜。审视文学史上堪称经典的作品，一个相通的铁律是优秀作品大多具有道义担当、人性考量、社会情怀、扶正祛魅等质地，艺术手法上或许各有千秋，给读者留下空白的遐想空间，绝非是风花雪月，抑或超量放大文学的消遣功能。《红楼梦》 《尤利西斯》等中外经典，涉猎不同领域的题材，但都以“人性”挖掘为旨归，以直面现实抓手获得了一代代读者的普遍青睐（当然有些作品间接反映重大社会现实，如《只好当官》 就通过阿Q、西门庆、猪八戒等杂糅混交型的草根行迹官场来揭露官场腐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关于文学不是为谁而写的演说实际上是说文学是投注人类情怀的故事，张平为老百姓写作的说法，则是说文学是扶正祛魅、惩恶扬善意义的集合体，二者都是只涉及一个文学性母题大命题的其中一个层面。莫言的获奖感言明显是文学是人学的至高境界的绝好实践，张平的获奖感言则是特定时期作家道义担当在文学创作的践行。

当前，面对社会生活的转捩，消费主义思潮盛行，奢靡主义风气泛起，资本与权力的合谋性空前，网络媒介影响空前，学界一直以来倡导的“回到文学本身”及其作家的积极实践，呈现多个维度的延展。一方面，我们的文学书写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充足自足地张扬文学性的表达，可以是价值取向多元性的组合。另一方面假如我们采取“完全放弃了从政治的大视角去解析社会现象那将是可悲的，那样的文学不能成大器”⑪。文学作为虚构的艺术，虚构性是其基本属性，过于朴实的写法，破坏了故事的延展，使小说的包孕性无法呈现，近距离地直接地观照现实的写作，尤其需要解决这一冲突。从总体看近二十年的反腐小说创作一个明显的硬伤是有“步入新闻化的审美偏误”⑫的倾向，写法上比照报告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叙述策略的失误。学者王晖曾将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定义为“以反思与批判的视角艺术化地直击现实中具有热点与焦点意义的重大事件、人物和问题，关注大众生存与命运，审视文明的进程与缺失”⑬。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则是评论界对报告文学的重大事件关切的认同度极高，对虚构性的反腐文学（主要指反腐小说）作品的政治同构性采取疏离的态度，这主要是不同文体之间的样式运用上的逻各斯是迥然有别的。

作为当代反腐文学重要代表，张平文学弘扬“主旋律”，痛斥假恶丑，实现了对20世纪90年代文坛庸俗化、媚俗化、欲望叙事大胆有效的反拨，在纪实性、文学性、政治性的结合点上，达到了当时反腐文学的较高境界，《抉择》因在文学与政治属性的深度融合上拿捏精准而开集体腐败题材之先，而“定格”于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不过，在认同张平文学引发“轰动效应”的同时，很难说清《抉择》的获“茅奖”不是道德化立场之下的结晶，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为弘扬“主旋律”文学应时而投一张政治色彩较浓的选票。⑭张平文学作为个案所遭遇的尴尬已然定格在当代文坛理论视界，带给人们的思索是多元的，由此可以引入更多切近现实的意义话题，留下了可资阐释的理论命题：文学介入政治为何产生较高的文学性，传媒时代反腐文学为何会借助影视产生效应，反腐文学何以能够至臻成熟，反腐作家的思想理念为何在文本中无法足量释放，反腐文学何以才能摆脱政治的附庸，等等。张平文学遭遇尴尬各种原因复杂，愿反腐文学创作尽早剥离误区，在人性开掘的深度上走得更远！

① 陈晓明：《极端境遇与“新人民性”》，《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

② 苏金刚：《充溢人文情怀的反腐文本》，《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③④〔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 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第29页。

⑤ 宁宗一：《文学史构成：一种模式，一种规范》，《文史知识》2000年第4期。

⑥⑧⑨ 苏金刚：《反腐小说:揭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典范文本》，《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⑦ 丁帆：《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场的确认》，《文艺报》1997年10月4日。

⑩ 陈思和：《就95人文精神论争致日本学者》，《以笔为旗——世纪末文化批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⑪ 雷达：“《国家干部》暨张平创作回顾”研讨会，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4年 08月 13日 .

⑫ 杨经建：《“新闻化”:当前反腐小说的审美偏误》，《小说评论》2002年第5期。

⑬ 王晖：《关于当下报告文学状态的思考》，《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

⑭ 洪治纲：《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注：

[1] 改革小说主要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改革小说的第一次浪潮；20世纪9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冲击波”或“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品：河北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湖北刘醒龙的小说，特点：关注底层群众的生存命运，体现社会关怀精神；世纪交替时期：政治小说或官场小说，代表作品：张平《抉择》涉及国企集体腐败、周梅森《至高利益》 《苍天在上》以及王跃文《国画》等，特点：触及突出的社会热点问题（腐败等）。

[2] 史诗性不强，思想性大于艺术性，“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庆50周年献礼作品的成分可能都有，总之没有达到“茅盾文学奖”设立的初衷：当时的最优秀。有底层关怀、素材开拓、语言激越等诸多优点，但模式化写作、没有在人性挖掘深度上达到高度（正面人物尤其明显）。本观点参考洪治纲《无边的质疑》，《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