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云菲［江南大学， 江苏 无锡 214122］

一、真情流露的试水期

大部分的评论者，包括王朔自己，都把他的早期创作框定在了调侃和嘲讽风格形成以后的时期，但在这之前，姑且称作王朔写作生涯的试水期，他的作品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上与我们熟知的王朔有着很大的差异。《等待》（1978）、《海鸥的故事》（1982）、《长长的鱼线》（1985）这三部作品，很少被人们所提起和讨论，王朔自己评价它们读起来像是中学生作文，作品的故事也非常的简单明了，感情基调相对明快。虽然在《等待》中王朔借小丽爸爸之口也控诉了当时制度对人类自由的禁锢和摧残，但除此之外都是对人类美好精神品质的直接赞扬。这一系列作品暗含了作者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也讴歌了主人公们的美好品质。

可以看到，王朔在试水期的作品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善意的，饱含纯真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并没有后来那种对知识分子和从事文学创作的厌恶和不屑之感。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王朔之所以从事文学，是为稻粱谋，他对市场的试探还处于一个比较肤浅的阶段，对文学的理解也还停留在“拥护真善美”的主流大方向上，因此这些“单纯”的作品成了王朔创作生涯中最“不像”王朔的几部。纵观王朔研究的成果，甚至翻阅王朔的散文、自传，都鲜有关于这三部作品的回顾和评论，但王朔驾驭语言的能力、叙事的能力和艺术开发的潜力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初见端倪，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文学创作的轨道上，可以说是个不错的开端。

二、反讽的巅峰期

1984年的《空中小姐》，让王朔真正在文学领域开始引起大众的注意。对于这部作品的良好反响，王朔心里是有底的，他说：“虽然我经商没成功，但经商的经历给我留下一个经验，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了什么好卖。”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王朔是非常善于利用市场的需求来给自己创造机会的，有着相当高的市场敏锐度。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常强烈的投机目的的文学作品，成了王朔从呼唤美好到直面现实的转折之作。在《空中小姐》后，王朔陆续发表了《浮出海面》（1985）、《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1986）等作品。这批后来在1992年被收入四卷本《王朔文集·谐谑卷》的“言情”小说，使身为作家的王朔逐渐为人熟知。从这个时期的作品开始，王朔就带上了“叛逆”的色彩，所以我们说，“顽主”这一形象的确立，也要从王朔的这批言情小说说起。

这一系列言情小说鲜明地兑现了王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我的生活中，对我起了坏影响的都是男性。”他早期这一部分“言情”小说中，大部分男性角色都是无所事事的“伪君子”“卑鄙小人”，而女性角色则是青春靓丽、未来光明的青年女性，她们都对这些“无能”的男性角色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出来。但由于这个“人生插曲”的出现，女性角色的自身命运都发生了改变，且都以悲剧收场。以上失意的男主角形象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无法找到确定的精神支柱，这类爱情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可以说是“顽主”的雏形。

从《顽主》到《过把瘾就死》，王朔的“顽主”系列最终收尾，这一形象也完整地被塑造出来。“顽主”们作为“过渡人”，带着革命语境之下的厚重枷锁进入了市场经济之下的新世界，他们无法挣脱历史记忆，也无法融入新的现实境遇。进退维谷间，他们选择用语言作为武器，以反讽的方式来调侃。

我们可以看出，从《顽主》开始，王朔小说基本不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对话成了主人公表达个性特征的唯一途径。“话痨”人物的存在成为王朔小说的特征之一，作品中充斥的都是大量的场景描写和无休止的人物对话，整部小说也基本依靠场景替换和人物对话来推动。而大量的语言，正是王朔进行反讽的一个有力手段。他通过语言本身的反讽和情境上的反讽，特别是对严肃话语的耍弄，将原本应该具有的“正经”抛弃得一点也没有了。

这个时期的王朔作品，充满了对传统的颠覆和不信任，而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现象。青年人们对扑面而来的新形势无所适从，不能回归传统，又无法融合现代，从而产生了惶惑、焦灼、躁动不安的消极情绪。王朔这些调侃、戏谑、反讽的语言，之所以对当时的青年人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恰恰是因为这些文字能够释放他们心中的苦闷。与其说是王朔的反讽恰好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大氛围，不如说是王朔及时发现了这一隐含的动因并把它们用语言宣泄了出来。

三、自我找寻的沉寂期

1992年后，王朔的小说在公开刊物上暂停发表，在他的创作经历中形成了一段空白。这种沉寂，按照王朔自己的话说，是陷入了写作的危机之中。王朔之前的创作，大多是刻意“安排暗合了中国男女流氓们的期许和幻想”，模板化地把“犯罪”和“爱情”元素掺杂在不同的作品中，这让王朔自身意识到了如此极端行为的危险性——简化甚至歪曲生活。于是，王朔开始寻求他的文学初衷——还原生活。既然如此，该如何进行接下来的写作呢？《看上去很美》就是王朔给出的答案。从取悦读者到返回自身，是王朔思考的收获，也是他为自己面临的精神危机和写作困惑找到的突围之策。而《看上去很美》，正是王朔在“还原生活”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一部作品。

在《看上去很美》一作中，王朔回溯童真时代的自己，探本溯源，好弄明白自己是谁。也正如他自己所说，写此书也是认祖归宗的意思，是什么鸟变的就是什么鸟。在这部小说里面，王朔对自己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自我探索，也是他对童年经历的一种怀念。他试图在童年成长的大院、那个时代找到一切事出有因的因，好走好前面的路。大院文化永远是王朔的精神之源，也永远是王朔的精神资源。

从这里开始，王朔的创作风格就发生了突变：其最突出的语言特征从曾经的戏谑、反讽变得正经严肃、絮絮叨叨起来，创作主题也变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包括《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等，王朔在这些作品中一改反讽、调侃之风，变得非常温柔、传统，小说内容也与世俗生活产生了相当的距离，物理、佛教、生死等诸多从前他嗤之以鼻的东西被他融入自己后期的作品中。通过对这些领域的探索，王朔意识到，死亡才是让精神达到真正自由、让自己真正顿悟和解脱的终极之路。

王朔后期的创作，从回到童年开始，一路成长到了中年、老年，唯独缺了他巅峰时期所表达的青年群体，我们可以猜测，王朔在骂声和捧声中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包括对自己往日人生的追念，对“涮人”这种行为背后隐藏的优越感的自省等。这种从自身经历中发现时代、反思时代的目的，让王朔后期的作品饱含了他以往所不具备的真诚和责任感。但这些作品就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多半是王朔的喃喃自语，缺少起码的情节。当王朔的书“看上去很美”的时候，他已经变得无趣了。

四、王朔创作转型的内部症结

如今的王朔，已经把目光转向了文学评论，中止了他的文学创作。综观他目前的文学作品，我们能够非常显著地体会到其中两对相互对立的矛盾。第一个是从面向读者到面向自己，从以往的为别人写、为读者写，转变为为自己写。第二个就是反传统与回归传统的对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王朔，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说，那个年代的青年在王朔的作品中能够找到认同感，从而发泄心中那种积淀已久的“参与性危机”。但到了后期，王朔开始回归传统的文学写作，回归文学本身。梁鸿认为，从《看上去很美》开始，王朔已经有了很强的朝“经典文学家”的方向前进的意识，“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进入文坛主流”。

对于“文化”的理解，王朔是这样说明的：“我的文化观仍停留在过去，即认为文化是少数人的精神活动，非工业的，对大众是一个给予、带领和引导的单向关系，而不是相反。”实际上，王朔一直保持着一颗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就是这样的心态让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断地自我摇摆、自我怀疑。以知识分子自诩的王朔，“依旧蔑视大众的自发趣味，一方面要得到他们，一方面绝不肯跟他们混为一谈”。如果说王朔当初踏入文学创作圈，是为了经济利益，因此极力讨好市场，那么他后期的所有转变，都来自于他自我定位的不确定性和矛盾的心态。

王朔的内在分裂在于，他就像是一个在“大众文化”“商品经济”与“精英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的，目的不明确的人。处在这样的一个尴尬定位中，又想要达到两者的平衡，读者与学者都想讨好，对他来说还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