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懿

4月中旬的某个夜晚，新北川县城尔玛小区里很多住户像平常一样出门沿着河边散步，抑或是在小区公共空间里纳凉闲聊、扯扯家长里短。

但这些热闹与刘洪英无关。除接送女儿上学外，刘洪英一般极少出门。刘洪英的家在尔玛小区，位于顶层。客厅中央的电视机上，摆放着她亲生儿子的遗像。地震中，她19岁的大儿子王强在北川武装部预备役部队训练，不幸被垮塌的山体掩埋，至此从刘洪英的生活里消失，连遗体都没找到。

2009年，刘洪英生下了灾区丧子家庭震后首例试管婴儿，女儿目前9岁，在永昌小学上二年级。刘洪英今年已经56岁，与9岁的女儿王涪蓉走在一起，不太像母女。

“看着像婆婆带孙女，其实很多是母亲带女儿。”48岁的再生母亲何蓉感慨道。她也是每天下午在永昌小学门口接女儿的家长之一。此前，她11岁时的儿子在北川中学遇难。

据北川县政府不完全统计，全县约有1200个家庭需再生育，生育时间集中在2009～2011年。震后10年，当年北川大量选择再生育并成功的家庭，其新生儿已到了义务教育适龄年纪。在王涪蓉入学的那一年，永昌小学迎来了连续两年的生源暴涨。

北川县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那场浩劫造成了北川418户家庭失独、独残。如果算上非独生子女家庭，或不是学生身份的未婚年轻人，丧子家庭的数量可能更高。他们集中分布在老北川人聚集的尔玛小区和禹龙小区，如果不是亲临走访，很难想象在这个小区表面的祥和宁静下，竟是那样的伤痕累累。

漫漫再生路

刘洪英是北川景家山杨柳坪村人，家住北川山区。她记忆中的儿子，孝顺、懂事，这也让她震后一度忧郁难安，异常想念儿子。

儿子王强并不是家中独子，刘洪英还有一个大女儿，震前已出嫁并怀有身孕。但震后有那么一两个月，刘洪英很难接受儿子去世的现实，把自己锁起来，连家人也很难与她说话。直到有一天，村镇开始统计遇难子女人数时，她听到有人要去成都做试管婴儿。

震后，所有丧子家庭做试管婴儿都可享受免费的检查和手术。尽管当时她已46岁，还即将当外婆，但思念儿子心切的她，还是决定试一试，觉得这样的话“儿子就会回来”。

从医生的角度，年龄越大，做试管婴儿的成功率越低，40多岁的女性，成功率通常只有20%。试管婴儿跟自然受孕不同，“完全是打针打来的”。最初，刘洪英天天挨针，一天三针。手上、肚子上、屁股上，全都是针眼。成功受孕后，转为打一天两针的保胎针，打满两个月后，胎儿再无流产危险。

疼痛是有价值的，刘洪英受孕一次性成功，在2009年12月产下一名健康女婴，成为震后首个子女遇难家庭试管婴儿案例。为了感谢绵阳、成都两地医护人员的关爱，她以两地简称给新生女儿取名“王涪蓉”。

在刘洪英忍受苦痛做试管婴儿的时候，杨健芬夫妇也往返于绵阳和成都两地做试管婴儿。地震中女儿去世，杨健芬的丈夫方永贵患上了抑郁症，每天借酒消愁，情绪需靠药物维持。杨健芬也一度走不出来。

为了纪念女儿，她想领养一个女孩，但老公不同意，两人经常会因此事激烈争吵。直到2013年某天，她和朋友在新北川公园散步时，在草坪中发现一个刚出生被人遗弃的女婴。在朋友的劝说和见证下，杨健芬将女婴抱回了家。渐渐地，老公似乎也接受了这个新赐的生命，主动带她去办了收养证。

与做试管婴儿的疼痛和领养的波折相比，自然生育的何蓉受苦相对要轻一些。儿子遇难时年仅11岁，在北川中学上初一，是整个学校年纪最小的学生。儿子遇难后，何蓉一度抑郁，伤心到头痛欲裂——这个后遗症直到现在还伴随着她。在板房里，她整天发呆，直到2012年与现任老公选择再生育。

她年龄偏大，也不敢干重活，再生育时直接去绵阳选择了剖腹产。何蓉听见孩子出生后的哭声时，悬着心问护士：“她身上缺不缺手或脚？”护士一听就笑了，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像你这样问的。”

护士不知道，何蓉从北川老县城逃出时见过的惨状，时而让她噩梦连连。“到处都是死人和尖叫，各种各样的死人。”何蓉很怕当时年近40的自己生出来的孩子也是这样。

因爱而生

地震后，刘洪英不愿意去参加亲戚朋友的任何喜宴，特别是他人儿女的婚宴。看着别人家的儿女成亲生子，饭桌上一团喜气洋洋，大家七嘴八舌谈论家常，她就会触景生情，想到阴阳两隔的儿子，只有偷偷走到外面抹眼泪。

虽然她念子心切，但对女儿的爱却丝毫没有减少。2013年，为了让女儿享受更好的教育，一家人搬到了新县城，先租后买在尔玛小区定居，供女儿上学。新县城住楼房，消费比山上高，一家人经济压力很大。老公搬家前出过一次车祸，后又查出肝包虫做了手术，一共花了十多万元，其中很多来自儿子去世的抚恤金。刘洪英觉得，这是儿子在救他爸爸。

与刘洪英相比，杨健芬就没有那么幸运。2017年，长期饮酒度日、终日抑郁的丈夫被查出患食道癌。杨健芬说，丈夫临终之前，“连喝一口牛奶都吐”。

丈夫去世给杨健芬很大打击，她不知道一个53岁的女人如何将5岁的养女带大。她没有正常工作，照顾重病老公时辞去了每月600元的社区工作。地震前，她原本在北川大酒店打工，而如今在新县城，酒店工作时间又与孩子上幼儿园的时间完全冲突。为了生计，她只有每天抽空跑电瓶三轮车拉客，能拉多少是多少。新北川人氣不旺，还有滴滴快车竞争，杨健芬每天的收入经常就是十几二十多元，“有时还开不了张”。

无论是再生还是领养，这些大龄父母心中普遍有一种年龄焦虑和危机感。何蓉的女儿6岁，差几十天才能达到上一年级的年龄要求，但为了追赶流逝的时间，今年他们提前将女儿送入了永昌小学。“等她长大，我们都杵拐杖了，所以她自己有出息很重要。”何蓉说。

对于这些父母来说，忘记过去并不容易，每个人都藏着伤痕在前行。何蓉有一个遇难者家属群，群成员过百。有时候，每到某个遇难孩子的生日，母亲就会在群里发孩子的照片，说些感思的话。这时候，大家都会一起出来安慰，说要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