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约翰·厄普代克的《东镇》系列包括《东镇女巫》和《东镇寡妇》上下两册，而其中表达的自由思想存在一个明显的转向。本文以萨特自由思想演变历程为框架，试析《东镇》系列中“自由的转向”，即由侵占他人权益的“绝对自由”转变为与他人集结、共同谋划的“社会历史中的自由”。

关键词：约翰·厄普代克 《东镇》系列 萨特 自由

《东镇》系列由《东镇女巫》（The Witches of Eastwick）（1984）和《东镇寡妇》（TheWidows of Eastwick）（2007）两部小说组成，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东镇女巫》讲述了东镇三位离婚的女巫亚历山德拉（Alexandra）、苏吉（Sukie）、简（Jane）在撒旦似的神秘人物范·霍恩（Van Horne）迷惑下如何行凶作恶。而续集《东镇寡妇》讲述了虽为寡妇却仍拥有法术的暮年女巫在结束异国旅行后，重回东镇设法赎罪的故事。在《东镇》系列中，作者厄普代克勾勒了一幅心灵朝圣的画卷，描绘了主角们探索自由的复杂历程。

一.萨特自由思想的转向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是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杰出代表之一， 他在文学、哲学、戏剧、文学批评等领域皆有令人称道的建树。个人自由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关注点，而对自由本质的追问自始至终贯彻其文学和哲学的创作。然而，萨特的自由思想是不断丰富的、发展的，其自由观演变过程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存在主义本体论出发的“绝对自由”向具有马克思主义历史人学色彩的“社会历史中的自由”的转向。

萨特早期哲学坚持的“绝对自由”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追求。首先，“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存在主义的第一要义。存在先于一切观念，因此，萨特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先验的思想和统一的、规定的人性。在否定任何形式的决定论的基础上，萨特在《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1943）中声称，“人就是自由”，这种自由是绝对的、不加限制的。在《禁闭》（Huis clos）（1944）中，萨特提出“他人即地狱”。他认为“我”与“他人”是矛盾的、冲突的、对立的，二者呈主宰、被主宰的关系。他人成为我实现自由的障碍和威胁，为获取自身的绝对自由，我坚持了绝对化的自由选择，将他人“对象化”，从而实现超越、操控甚至奴役他人的目的。在我使他人对象化的同时，他人也打算将我对象化。在这种可以相互转化的“主奴关系”中，一个人要么超越他人，要么被他人超越。

然而萨特早期的绝对自由思想夸大了人的主观意识，忽视了客观世界对个人选择的影响。在萨特晚期作品中，他对先前过度强调绝对性的自由理念加以修正，实现向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转向。二战爆发后，无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资产阶级的真实面目被进一步揭露。此时萨特的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由其早期坚持的“绝对自由”转变为战后的“相对自由”即，他试图在历史的、社会的环境中考量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在《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60）中，萨特将自由与社会、历史相联系，认为人创造历史，同时人又是他创造的历史所创造的。（张康之 83）他意识到物质资源匮乏是人们相互争斗的原因，他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即，人们的自由实践在被加工物中被物化之后反过来毁灭人的异化力量。（杨深 44）萨特认为当人们因共同目标，自由地形成集群时，即可摆脱异化，实现共同的自由。

二.《東镇》系列中“自由的转向”

同样，厄普代克在《东镇》系列中表达的自由理念也存在一个根本转变。“大自然”（Nature）一词在《东镇》系列中频繁出现，女巫们曾偶然在“大自然”那里获得一股神秘能量，从此之后便拥有巫术，与凡人相异。女巫们认为“大自然”先于任何世俗理念而存在，因此认为获得“大自然”授予的巫术便意味着拥有绝对自由。觉醒后的女巫用魔法杀死自己的丈夫并将其做成标本。这种在魔幻色彩笼罩下的极端行为讽刺了男权主义主导的婚姻对女性的囚禁，昭示着独立女性对自由权利的要求，但她们对绝对自由的狂野追求却进一步滋生了邪恶。上册《东镇女巫》的情节主线由东镇神秘来客范·霍恩的到访而展开，女巫们接二连三与其厮混，在其诱使下制造种种祸端。例如，女巫苏吉（Sukie）与范·霍恩私下对苏吉情夫之一克莱德·盖布利尔（Clyde Gabriel）和其妻子菲莉希亚（Felicia）的品性指指点点：

“那个老家伙克莱德·盖布利尔怎么样？你觉得他很绅士吗？”

“他也曾经挺绅士，但现在已经彻底变了。都是菲莉希亚加给害的。（119）”

“所以你觉得菲莉希亚是个坏女人，” 范·霍恩问。

“不那么坏吧……是的，她算是个坏女人。她和埃德有些相似，满嘴都是大道理，但对周围的人都不尊重……（120）”

然而，这种观念上的偏见通过巫术转化为恶行。追求绝对自由的女巫们缺乏信仰、道德观念的约束，却有能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撒旦化身的范·霍恩利用这点来操控女巫的意识，致使女巫们滥用法术，在镇上行凶作恶。女巫们用巫术害死了菲莉希亚，而她的丈夫克莱德在悔恨中自缢身亡。后来，邪念在女巫们的意识中膨胀，她们为了永远占有范·霍恩而用法术害死了范·霍恩的未婚妻珍妮（Jenny）。女巫们利用巫术将他人对象化，奴役甚至消灭他人，达到谋取绝对自由的目的。她们坠入存在的虚空，认为人生毫无意义，因而肆意使用大自然赐予他们的特权，以侵犯他人的行为来彰显自己的绝对自由精神。但是巫术并没有免去责任的意义，女巫的恶行终将遭受裁决，而不加斟酌的自由选择带来的恶果，也持续地折磨着她们。

东镇的女巫们虽然逃脱法律的制裁，但负罪感让她们难逃心牢。在下册《东镇寡妇》中，女巫亚历山德拉的大脑常被珍妮的鬼魂所侵扰，令她心生恐惧。亚历山德拉回到东镇，遇到曾经的情夫乔·马里奥（Joe Marino）的妻子吉娜（Gina）。吉娜通过当面揭露亚历山德拉与自己丈夫通奸的丑闻来羞辱她，甚至将自己女儿韦罗妮卡（Veronica）的不孕病症也怪到亚历山德拉头上。亚历山德拉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感到罪孽深重，她深知自己曾对自由进行了错误解读，并对他人造成了巨大伤害。拥有巫术的女巫曾以为自己在与他人的斗争中永远处于支配地位，从而企图永久地捍卫绝对自由。但事实上，下册种种情形表明女巫们处于被他人支配的地位。不仅如此，暮年的亚历山德拉难以消除与女儿的隔阂，因为自己年轻时在小镇制造的丑闻令她女儿蒙羞。当年的亚历山德拉只顾满足一己私欲，而漠视家庭责任，试图脱离社会层面去追寻一种绝对自由。但暮年的女巫发现即使自己拥有法术，仍是世俗社会一员，无法脱离家庭的纽带。在下册中，亚历山德拉渴望家庭的温暖，希望从女儿身上获得更多的关爱，却遭到女儿的讥讽。如今她明白了绝对自由并不存在，个人自由处于与他人与社会的种种限制之中。

沉重的负罪感使女巫们无法自由呼吸，她们觉得应该利用手中的巫术做些善事来缓解内心的负罪感。在亚历山德拉的建议下，女巫们决定共同施法，帮助韦罗妮卡获得生育能力。亚历山德拉低下头，根据维罗妮卡的样子，努力在眼前形成一个幻影，把扑克牌放在这个幻影的表面上。然后，她对女神祷告：“让她怀孕吧！敞开她的管道，让她继承吉娜和乔的生育能力。（167）”女巫们的凝聚力增强了法术的力量，并使三人形成了一种融合的集团。该集团统一的目标和行动并未抹杀个人的自由，而是个人实践和自由意志的体现。（张康之 85）女巫们明白了齐心为他人谋福祉而不是迫害他人的行为才是获得心灵自由的必由之路。下册中，一心向善的女巫帮虽然遭到珍妮的表弟克里斯（Chris）的报复性袭击，但她们没有继续向克里斯宣战，而是选择与之和解。因此，几十年来一直萦绕于她们心头的负罪感也随之消解。

约翰·厄普代克在下册《东镇寡妇》中表达的自由思想与上册《东镇女巫》相比，发生了本质转变，即由将他人对象化的“绝对自由”转变为与他人联合、共同谋划的“社会历史中的自由”。因为，女巫们年轻时曾为证明自己拥有绝对自由而加害于人。后来意识到自由限度的暮年女巫们重回东镇，齐心用法术行善，以减轻心中负罪感，承担起无法被巫术消除的责任重负。正如萨特在晚期作品中表现出的一种“历史人学”转向，即，不在抽象意义上探讨个人自由，承认社会环境对个人自由难以驳斥的限制，否定与他人和社会的孤立对抗，而倡导在与他人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共同自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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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約翰·厄普代克.东镇寡妇[M].黄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8]张康之.萨特关于社会历史中的人的存在[J].求索，1995（4）：83-87.

（作者介绍：栾明月，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