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陈谦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爱在无爱的硅谷》，十多年来，她长中短篇多面出击，反响不俗。她的小说创作，一步一个脚印，她在中篇创作上下功夫尤甚，从《覆水》、《望断南飞雁》、《繁枝》、《特蕾莎的流氓犯》直到《虎妹孟加拉》，每部新作问世，總给人一种出手不凡的惊喜，感觉有新变。她不重复自己，不愿按老套路行文，这是陈谦极为可贵的特质。若构思不到火候，宁可停笔不写，绝不炒现饭。她的写作过程，属于那种慢工出细活。所谓精品正是这样产生的。

一.严肃主题与悬疑色彩

对于新移民作家而言，移民题材是一座金矿。陈谦执着于写移民题材，探索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密码，表现地球村时代新移民的生存现状与命运，聚焦于这类人物的灵魂深处，此乃作家孜孜不倦的追求。她多次谈到：“小说存在的理由，便应当是关注和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小说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生活的难题都能提供答案，但应该能够提出有质量的问题。”[1] 她的中篇创作力求每篇都有新视野、新境界。

在《望断南飞雁》中，“陪读”夫人南雁，是在易卜生百余年后重塑的“娜拉”，陈谦赋予了“娜拉”崭新的时代色彩。南雁随丈夫到美国后，一步步，走过了陪读夫人的艰苦阶段，每一步她都尽心尽意，做得相当不错，她的丈夫心存感激。她在完成了整个的“陪读”之后，突然离家出走，去旧金山念书学美术。南雁不愿意做一个有文化的家庭妇女，不满足于丈夫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她认为那是丈夫的，不属于自己，她不甘愿做一个附属于男人的全职太太，她不满足于只是一对儿女的母亲。她的美国梦不是物质上的，也非文化冲突、思乡之类，她的追求已超越了物质金钱、文化冲突，而触及到人的灵魂、人性，作家是在写移民女性的生存困惑，对精神的追求与生命的探寻。

新时期以来，文革题材走过了“政治、暴力、历史与性”的过程。《流氓犯特蕾莎》别开生面，一反文革题材的这种写法，，而转向写人物内心的反省、心灵的忏悔。特蕾莎（阿梅），美国硅谷芯片研究第一线女科学家，欲与当年的“流氓犯”王旭东—中国著名青年史学家，史丹福东亚中心访问学者见一面。她在旧金山中文电视台节目里认出了他。王旭东来美国做文革研究，查阅广西资料引起他回忆文革中的一段往事：三十一年前与小梅的一段交往，如给她禁书看，游泳时的青春萌动与肌肤接触，以致他后来被批斗，当做流氓犯，差一点坐牢。王旭东准备了那么多年，就为着对小梅说一声道歉。”特蕾莎也为当年的举报而愧疚。两人互相真诚地向对方道歉。后来旭东发现小梅认错了人。而两位中年人仍然表达出心中多年以来的忏悔……。作家着力开掘的是悲剧中的人性，而非外在表层的迫害与伤痛。这种反思痛苦中的忏悔意识，建立起灵魂关怀的维度，它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灵魂的关怀，是常常在文学中提到的所谓“终极关怀”。读这部小说，总会想起法国18世纪著名作家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在他不朽名著《复活》中塑造的聂赫留朵夫。表现的都是人的灵魂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陈谦擅长在“阔大的中篇容量里对故事为什么会发生反复追究并演绎的展示”，“如何演绎的展示”，就包含着小说的可读性。所谓的可读性，就是好看与艺术性，这正是小说魅力之所在。可读性包含诸多元素，悬疑是小说吸引读者，激起阅读期待的重要艺术手段。陈谦的中篇恰到好处地融入悬疑手法，在情节发展中设置悬念或谜团，烘托出带有某种神秘、紧张的氛围，加上开放性的结尾，刺激读者的好奇心，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

《残雪》是陈谦早期创作的一个中篇，带有浓重的悬疑色彩。陈谦说这部中篇是为“加强小说的可读性而进行的一次重要实践”[2]丹文是二十年前在美国西北部风雪中与“我”陌路相逢的女子，那年丹文从纽约冒着大风雪到美国西北部寻前夫胡力（是前夫胡力主动提出离婚），她来美国是为了听到前夫当面说出辜负她的真正原因，还欲揭发他学历造假的不洁历史，以毁掉他终身教授的前程，“让他建立在谎言和我青春血泪上的大厦轰然倒塌”。丹文怎么找到胡力，两人怎么相遇，经过如何？胡力后来怎么死的？他杀、自杀或车祸等等都是谜团。《残雪》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它留下了情节的一些悬念，女主人公丹文在那次风雪中是否丧命？这些疑团让读者去想象与补充。

《流氓犯特蕾莎》中的特蕾莎与王旭东三十年后在美国相见，当年那段少年时代在广西的记忆竟然使两个人如此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两人通电话中，得知互相都来自广西，名字也对上了。读到这里，读者很期待这场奇遇。这是一大悬念。他俩相见会是怎样一个场面，会说些什么？读到第三部分，她在等待他的到来，“他一眼就从店里的三张东方面孔中认出了她。”“她是”，而她，几乎叫出“旭东”两个字，一再的铺垫，悬念推进，大家都说对方没变。两人的对话写得那般诚恳，推心置腹，互相都在忏悔，诉说心灵的痛。果真无巧不成书了。悬疑至此，却出人意外，原来特蕾莎认错了人。这个悬念在最后解开，获得极好的艺术效果，也大大加深了主题的重量。认错人还在互相真诚忏悔，使小说的主题更具普遍意义。《流氓犯特蕾莎》是属于那种把严肃主题加上悬疑色彩结合得极好的上乘之作，具有吸引读者重读仍兴味不减的魅力。

《虎妹孟加拉》的开头犹如悬疑推理小说一般吸引读者，“少女盗虎逃逸”，警方紧急追捕，悬念由此拉开，紧张的序幕中同时留下谜团？少女怎么敢盗虎逃逸，警方能抓住她吗？少女与虎是一种什么关系？以下接着的情节倒叙，告诉了读者的原委。而结局少女开枪打虎，也充满悬疑氛围，为什么会这样收尾，留给读者许多思考。小说的内涵也并非一眼可以看明白的，这些都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二.小留学生的成长之痛

《虎妹孟加拉》的篇名曾引起我的猜测，是否如《流氓犯特蕾莎》指一个人呢？读罢小说才知道原来孟加拉是指一只雌性幼虎。小说结尾，在风雪交加的荒郊野外，伴随着惊人悠长的虎啸声，玉叶在万分惊恐之中的危急时刻，违背自己心愿，开枪打伤了她心爱而又随时可能袭人丧命的虎。受伤的虎跑向森林。小说中那只孟加拉虎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个由中国赴美留学的女孩，为什么会喜欢上一只虎，女孩与孟加拉虎的故事究竟告诉了读者什么？

16岁的玉叶到美国上高中。她的父亲博林世代生活在广西穷困山区，改革开放中从做米粉店起家，后来开锡矿，成为拥有两座大锡矿的企业家。致富以后，父亲从小将玉叶送到贵族寄宿学校读书，一路从贵族幼儿园到贵族小学，又到广州国际学校上初中，再到美国得州达拉斯读高中，现在又到伯克利读大学。玉叶父母以为把孩子放到学校，学习成绩好便万事大吉，却忽视了对孩子的关爱、教育与沟通，忽视了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培养。而父母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也在玉叶儿时的心灵留下阴影。玉叶从小就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致使她与父母不亲，与家疏离，不合群。

离家到美国读书，来到陌生而又相对开放自由的西方世界，摆脱了父亲的管束与羁绊，玉叶自我、独立的个性得到进一步张扬。从小喜欢动物的兴趣爱好也在异国得以延续。高中时养蟒蛇失败了，以后又收养了一只孟加拉幼虎，寄养在绿洲宠物收容所。因为这种爱好，她上大学选择学生物专业，将来准备当兽医。

因“孟加拉”在绿洲宠物收容所的状况忽然变糟。先是撞坏铁笼，后来更是两次袭击饲养员，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绿洲”动物收容寄养，请兽医和动物心理医生给孟加拉做检查，一旦确认有问题，按法律规定就要给老虎安排安乐死。结果出现“少女盗虎逃逸”，警方紧急追捕，迫使玉叶把虎藏到荒郊地带。而此时正值暴风雪季，饥寒交迫的虎发出啸声要冲出笼子，千钧一发之际，她求救老树，老树作为他父亲的朋友，心忧老虎伤人，叫她赶紧开槍。玉叶打伤老虎，孟加拉虎带着枪伤，跑往树林。事后玉叶号啕大哭：说虎是要过来跟她一起取暖的啊，“你们太坏了，人真的都太坏了。你和他们一样，都是骗我的。你也是骗子”。

小说文本中的玉叶处在十五、六至二十岁之间。她从小喜欢读书，学习成绩好，到美国念完高中考上名校，她有自己的憧憬与理想，也一直在努力寻找，比如做义工，上大学选择自己喜爱的专业，喜欢动物并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思考，想考生物学博士、将来从事兽医工作等。由于从小一路就读贵族寄宿学校，缺少家庭温暖与关爱，使她成长中亲情缺失与家人疏远。到美国念书后，远离家乡、而西方学校放任个性，使得小留学生处于监管的“空白、放养”状态。更加缺少约束与引导。她自我意识膨胀，独立个性扩张。出国前与父母，姐弟不亲，到美国后与房东家小朋友合不来，与同学相处不和谐，认为父母还不如野兽，连她崇拜的老树伯都说成是骗子，见人就烦，这就是跨入成人门槛前玉叶成长期的状态。

始终没有学会与人相处，甚至于“跟人一起就头痛”。她对社会现实不满，看不惯世俗之种种，难以融入社会，融入人群。在这种状态下，她虽然有追求，有梦想，可是在寻找中充满焦虑不安，处在迷茫的困惑中。青春叛逆期的她，在自己生活圈周围感受不到温暖与慰藉。孟加拉虎成为情感的寄托与唯一，她迷恋的只有这只虎。

读《虎妹孟加拉》，记起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与阿兰·霍林赫斯特的《美丽曲线》等作品，不同时代的文学名著对孩子的成长都有精彩的演绎。青春成长期有好有坏，或激情进取，勇气超人；或消极颓废，剑走偏锋，而叛逆更是一种极端的呈现。走进社会，跨越成人门槛这道坎，任何时代的青少年都不能避免成长之痛，会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与行为举止。《麦田的守望者》的男孩霍尔顿，同样是16岁，“他看不惯周围的人物与世道，厌恶黑暗的现实，甚至梦想逃离这个社会”，“却只能苦闷、彷徨，用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欺欺人。”[3]《虎妹孟加拉》中的玉叶不同于大卫、尼克与霍尔顿们，个人奋斗、反英雄的姿态渐成过往。玉叶更为典型地表现出当代青少年成长中的特征。身处物资与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物资生活优裕，求学一帆风顺，享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她虽然学习优秀，有理想与追求，却局限于个人的视野与喜好，缺少人类命运意识，社会担当精神。她的心智并不成熟，未经受过苦难的挫折，风雨的洗礼，人生的磨练。她个性张扬，极端自我，独立特行，渴望实现自我价值，不满社会现状，不懂得人是属于社会的，人生活在社会现实之中。

“断翅方识沧桑道，舔血抚痕痛何哉”，玉叶正在经历“破茧成蝶 ”的蜕变。开枪打虎是玉叶蜕变的第一步，这一步是疼痛的，是她走进社会的一个环节。“成长的过程不可避免完全社会化这一环节，而这个环节对成长而言就是破茧成蝶的最后一步，所以感到痛是正常的。”[4]作品当然有唤起人们重视家庭教育，反思现行学校教育体制的警醒作用。但女孩与孟加拉虎的故事，展现的是女孩玉叶的成长与心路历程。表现了小留学生成长之痛。

小说中孟加拉虎的寓意有多种内涵：一是玉叶喜虎的勇猛、威武，在她心目中虎不是猛兽，如中国成语中的龙腾虎跃、生龙活虎，虎都与龙并称，玉叶视孟加拉老虎为一种象征，一种向往的图腾。其二是喜欢虎的独来独往的个性，这与她独立特行的个性相吻合，她不喜欢依赖于人、摇尾乞怜的猫狗之类小动物。第三，她把虎作为感情的寄托、填补情感缺失的需要。按照里普斯的心理学理论，这是一种移情作用，移情的“对象就是我自己”。这里还包含着年轻人一种冒险，探险精神与神秘感。养虎也是一种探险，她企求在探险中获得一种快乐、兴奋与刺激。

老树是小说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中玉叶生活经历的见证者。他移居美国后成为资深高能物理学家，受博林之托照看玉叶。如果说博林是生她养她之父，老树则可视为她的导师与思想之父。玉叶很崇拜老树。玉叶遇事向老树请教，老树也视她如女儿一般，教授她以现代科学知识，引导他适应社会环境，关怀、呵护备至。

作为一位现代科学家，长辈与亲历者，他眼中的玉叶：第一、认为“她是一个好孩子：玉叶是个好孩子，慢慢来，这年纪的孩子可塑性还很强”。第二、担心玉叶爱虎是一种“移情”症状。“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在帮玉叶堵她心里那个透风的空洞”，让她逐渐强壮起来。“可惜他也糊涂得忘了孟加拉不过是只猛兽，……认为靠虎拯救人心很危险。”第三、认为玉叶心智还不成熟，他对玉叶说：“你真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有自己的孩子就懂了。”

以上三点为读者提供了解读这部作品的路径。

三.不能承载之重的文学批评

有论者对这部中篇作了颇有才气的评论，[5]其文不乏新颖的见解，有理论内含。但有的观点值得商榷，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商榷。

观点之一：而人对动物之他者性的渴望，取代了对于他乡的向往，成为海外移民生活史的新寓言。

十几岁的玉叶固然对父母家人反叛，还没有对他乡，没有到把向往美国看作人生追求的目标之地步。准确地说，她的目标还不清晰，很迷惘，充满无序与复杂。她涉世不深，人生经历太少，生活阅历与磨练远远不够。她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玉叶1996年出生，小说发表为2016年11月，作家所塑造的这个女孩形象年龄应该不到20岁，她到美国仅三年多，都在学校生活。她只是一个学生，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捶打，生活的艰难，世态之炎凉，还远远没有到命运多舛、饱经沧桑，看破红尘的人生阶段呢？她赴美求学一路顺畅。她刚踏进成人的门槛，还在求学阶段，还没有真正跨进社会，其父辈无人移民，对海外移民先辈的血泪史更是一无所知。她的这点阅历能构成“海外移民生活史吗”？“新寓言”又何从谈起？

观点之二：不但退出象征文明之巅的美国社会，更退出人类文明本身，在离人性最为遥远的兽性身上寻找充实人性的其他可能性。认同猛兽的暴力，本身是对文明的暴力最有力的否定。

何谓“文明之巅的美国社会”，难道美国社会文明是人类文明之巅？其他东西方文明都无法相提并论，不能与之相比？这且不论，“退出人类文明本身”何解？是指回到原始人类的蛮荒时代，刀耕火种的岁月？

文明的暴力显然指社会的残酷战争之类，人性丑恶，人性污点、或摧残、灭绝人性之类的恶行。这一些都是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所反对，所批判的。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从来主张追求、弘扬真善美，批判、鞭笞假恶丑，“抑恶扬善”，“退出人类文明本身”不知何意？，是否意味着对人类数千年文明的否定或一笔抹杀？

所谓的父母还不如野兽，连他所崇敬的老树伯也都是骗子，成人世界是虚伪的，这正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所说的激愤偏执之词。她到美国开的是虎头车牌的豪车，出手阔绰，200多美金一条的牛仔裤半打的买，她的钱不都是父母所供吗？她养虎一般人供得起吗？难道东方文明中不忘养育之恩，孝顺父母的传统美德也要否定。老树在危急时刻，出于对一个孩子生命的珍爱，叫她开枪打虎也算暴力？天下的父母在这种危险时刻都会对孩子们说，珍惜生命是第一位的。

就人类进化论而言，英美学者泰勒与摩尔根早就提出：人类社会经历了蒙昧、野蛮到文明的三个阶段。至今对世界各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依然有影响。“退出人类文明本身”，进到何处？回溯到以往？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吗？

在当今物资、科技高达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无论东方或西方都认同构建社会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等、人类文明的建设在全球化时代靠地球村的人类共同努力奋斗，难道需要从最为遥远的兽性身上去寻找吗？

所谓“认同猛兽的暴力，本身是对文明的暴力最有力的否定。”，实在不能苟同。难道玉叶的父亲对女儿关爱、教育缺失，送她到美国留学就算暴力，前文已有阐述，我认为不能将这样的命题硬加在一部文学作品之中。从人类学观点看：“人类学承认人类是属于动物界的一种，但是又认为要对人类的行为作出充分的理解，决不能简单地遵循生物学的原则，而必须遵循人类发展所特有的原则。”[6]

观点之三：（玉叶父亲）博林正是这种进化观的代表者。尽管在文革的虎口下余生，在中国经济起飞期发达的博林，仍然试图以大跃进的节奏獲取身份与财富的各项标配。尽管摆脱了广西山区贫穷的野蛮，他以下一代移民美国为目标的直线“进化”却实践着另一种野蛮。

小说中，玉叶的父亲博林出身贫苦，在经济起飞中致富，作为父亲，他对子女的教育有缺失，关心、教育不够，是不称职的。但他致富没有犯罪违法，触犯法律，穷困山区的农民摆脱穷困何罪之有？何谓“摆脱了广西山区贫穷的野蛮”，难道说博林依然像他的祖辈那样世世代代穷困下去，就不野蛮了吗？难道农村的孩子如同祖辈一样没有钱上学，走不出大山就不野蛮了吗？认为博林以下一代移民美国为目标的的直线“进化”却实践着另一种野蛮。此说尤为费解，是的，玉叶是所谓富二代，不是还有官二代，文二代，还有既不富也不贫的普通人的二代都留学西方吗？中国经济崛起，送孩子到国外留学越来越多，已渐成常态，博林何罪之有？如果是官员，艺术家、知识分子家庭送子女海外留学，会这样指责推理吗？有必要上升到如此的高度去批判谴责？不知道这两个“野蛮”所指何意，这其中又有怎样的逻辑关系？

批评解读一部文学作品不能离开文本，如硬要把一部写十几岁的孩子留学异域的成长、叛逆中的追求、焦虑不安、张扬个性的极端行为上升到“移民史寓言”，兽性与文明的暴力，对穷困百姓脱贫致富，送子女留学美国说成为一次又一次野蛮等，没有信服力。脱离文本的文学批评，超越文本范围的解读，值得我们警惕。玉叶在小说中的经历，似乎还谈不上命运，承受不起如此广涉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之类种种的负荷。文学作品的功能不宜随意夸大，拔高。文学批评需要知人论世，实事求是。杜勃罗留波夫说过“只有从事实出发的现实的批评，对读者才有某种意义。假使作品中有什么东西，那么就指给我们看，其中有什么；这比一心想象其中所没有的东西，或者其中应当包含的东西，要好得多。”[7]

强加给文学作品不能承受之重的过度阐释并不可取。家庭，学校与社会如何关心呵护孩子的成长是文学永恒的命题。成长之痛值得人们反思，树立人类命运的共同意识，构建全球化的人类社会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任重而道远。

注 释

[1]陈谦：《谁是眉立·代序》，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6年版。

[2]同上。

[3]施咸荣：《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其人其作》，钱满素编《美国当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347页。

[4]石定乐：《美丽曲线》译本前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元月版。

[5]何可人：《虎兕出于柙——读陈谦新作<虎妹孟加拉>》，《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6年第11期。以下所摘观点均出此文。

[6]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5页。

[7][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340页。

（作者介绍：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写作理论家。长期在高校从事写作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现代写作精要》、《台港澳文学论稿》，《海山苍苍——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解读八面人生——评高阳历史小说》等著作、教材十多部。在海内外发表论文、访谈百余篇。曾获海内外论文、著作、教材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