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海 张楠

摘 要：马克思主义并非沉思冥想式的抽象理论学说，而是“改变世界”的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被内化为中国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不断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这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提倡空谈理论，始终拒斥神秘化的理论解释，强调对现实的观照和切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与自我理解，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和领会了中国社会现实，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智慧与理论自觉。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自觉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2.017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2-0030-0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发展及当代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伴随着对“中国向何处去”等根本性问题的求解。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简单的照搬或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内在地衔接起来，创造性地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理论与话语。这些理论与话语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与自我诠释。就此而言，以理论的方式切中社会现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品格和精神追求。这一品格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得以不断发展与创新的不竭动力。

一、实践的优先性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中国社会涌现出诸多思想与主义的争论与较量，惟有马克思主义在众多思潮中脱颖而出，切实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成为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何以有如此力量？从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于其他主义的显著特点，即强调改变世界，追求人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核心和理论品格，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和塑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质与发展路径。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核心与理论特质，若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实践”。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实践似乎是指人们的所作所为、人的行动，具有某种工具性或技术性特征。其实“实践”作为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由来已久。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可以回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存在三类知识即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技术知识。其中，实践知识不具有理论知识的普遍性和精确性，也不具有技术知识的工具和计算的特征，其目标是要引导人类的行为，追求实践的真理。[1]在他看来，“实践”不同于生产，以人事为对象，是一个贯穿生命始终的、自身即是目的的活动[2]。亚里士多德开始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命实践，主要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在马克思那，实践已经不单指向人的政治生活，而是包括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实践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础和人存在的内容。而且，马克思的实践并不只是人的交往行动和生产活动的杂糅，而是一个批判性概念。通过“实践”，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变革和超越了“解释世界”的旧哲学，形成了“改变世界”的新哲学。

马克思认为，人们应该从实践活动，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否定性统一活动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而不是从传统哲学家所说的、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物质，也不是从主观意识出发去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实践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表征着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意味着对现状的改变和对现实的洞察，具有革命性、优先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条”中，马克思把“实践”进一步理解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他看来，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真正理解社会生活，不能仅对社会生活做一种思辨的考察，而应深入到人的现实生活、社会历史过程中去，并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性的思想理论就是要改变现存的不符合人的生命本性的社会关系。”[3]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语词，而是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本质性把握和革命性批判。

基于这一实践观点，马克思对当时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批判，指出德国哲学从自己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淡漠、遮蔽了社会现实，认为他们没有“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对此，马克思着重批评了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仍然停留在思辨的王国，对思辨哲学持有一种非批判的态度。而马克思恰恰从理论的抽象和哲学的思辨走向具体的现实，重新发现崭新的“现实”，确立起“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突破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包围。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通过从“意识形态”退向“现实”，实现了青年马克思向真正马克思的结构性过渡。[4]这一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马克思冲破了当时德国意识形态的迷雾，发现并抓住了“活生生的现实”。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澄明了被意識形态所渗透、过滤乃至歪曲的属于人本身的存在方式，批判了为资本逻辑所宰制的资本家社会，在这一批判中开启了人类的希望和未来。所以说，对现实的深刻观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质。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向我们提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今天还有其思想的力量，就在于它真正揭示并切中了现代社会的现实，使“现实的神话”丧失了魔力。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实践特质及其对现实的洞察，在20世纪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对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非沉思冥想式的理论学说，而是“实践的理论”、“改变世界”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始终拒斥神秘化的理论解释，强调对现实的观照和切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马克思主义被内化为中国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不断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这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

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生成的理论成果、思想形态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把握了其所处时代的现实世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自己时代的高度。就此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特质的继承和发展，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强调理解社会现实和推进社会发展，不能停留在口头、词句上，也不能外在地套用某些主观任性的抽象原则，而是要立足于现实生活过程、社会历史过程，从中体会其实践逻辑。

这一实践智慧，首先体现在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引和转化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时代的现实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选择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李泽厚所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性格。”[5]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正值中国积贫积弱，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在此之前，国人提出了中体西用、变法维新等从器物到制度的方案，但均告失败。当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传播及其理论框架与解释体系，让国人看到了社会改造与变革的方向和希望。因为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与文明秩序。而且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实践品格也契合了中国文化的实践传统，国人也逐渐意识到惟有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革命、建设才真正地与现实世界发生具体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得益于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如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没有内在地参与到时代中，没有内在于中国的革命、建设运动之中，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现实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大多并非专门从事理论研究，也没有大部头的哲学论著，没有那种一味的“沉思冥想”，而是蕴含着一种实践智慧。从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生命历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极其重视实践，自觉投身于改变现状的现实运动中，确立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理论实践”。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而不是理论的。“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不只是意味着武装斗争等革命活动，也是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原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智慧，在根本上体现为一种思考方式、思维模式，强调挖掘蕴含在时代中的真正原则，切中社会现实。这一实践智慧的开出，不是源于理论的反思，而是源于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敌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要警惕和批判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倾向，反对从“本本”“教条”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抽离为某些外在的先验原则，并不能与中国实践发生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教条化、知性化，这不是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也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6]这里的“应用”，绝不是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的“应用”，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简单的、机械的“应用”，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依靠自己的头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作出属于自己的理论选择与道路选择，这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质。尽管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没有形成专门的理论专著，但他们的主要精力和智慧都凝聚和发挥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还是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简单地照搬或外在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和把握现实，而是强调要内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生命活动，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学习与应用，使他们没有受到理论教条、抽象原则的束缚，走出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道路。特别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开启的改革开放，以“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打破了当时从抽象原则出发的世界观，重建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保持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反对抽象地谈论“姓社姓资”问题。这体现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自觉追求和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特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智慧。

三、以现实为尺度的理论自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深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原则高度上把握当今时代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如何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人扬弃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从革命型的意识形态转向建设型、和谐型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与理论体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实践标准论”、“初级阶段论”等表述，超越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后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新，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话语及其发展透显着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不依傍于外在的理论及其实践道路，主张靠自己的头脑与智慧，从思想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呈现的实践状态做出思维着的把握，将自己的实践道路关联于自己的理论论说。

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国已从一穷二白的境况中走了出来，正处于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关键阶段，面临着比从前更为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全球性问题。要想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丛中，为民众提供一种良善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首先搞清楚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这一工作当然不能简单地诉诸于经验描述，而应诉诸于理论的方式，對以往走过和正在走的道路作出思维着的考察，抵达问题的至深根源。吴晓明教授说，“中国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自觉，最终取决于其理论上的建构与运用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揭示和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揭示和切中现实，自觉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

抽象的理论话语与鲜活的社会现实往往存在一定距离。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实践已经对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然而却由于尚未构建起足以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相称、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话语体系，从而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沦为舶来话语的奴隶。”[8]中国实践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洞察，进而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升华出足以代表当今时代精神的中国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地推进对中国道路、中国实践的理论考察和反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把握世情、国情、民情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从“五大发展理念”到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的“四个自信”，从“亲诚惠容”的和平外交理念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建构理念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把这些话语和论断进一步集中概括为“八个明确”“十四条坚持”，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精神，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道路的自觉谋划。这一谋划实际上是自觉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安排政治-社会秩序，在时代的原则高度上把握中国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特质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化道路，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这一理论自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对中国社会现实和经济结构的深入反思。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表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现实、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深刻洞察和领会，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的生产关系和交往活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沦为理论的抽象原则以及对这种原则的抽象运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中国道路的理论论说和自觉谋划，蕴含着一种内在反思的态度，而非“外部反思”的态度。外部反思“仅仅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必然会遗失社会现实[9]，而不能深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实践的立场，不脱离中国的话语和道路，不断领会中国社会历史过程及其本质，形成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话语，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彰显和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把握社会历史道路的解释原则，即以现实为内在尺度的实践。这一原则凸显了实践的优先性，以及理论对实践的干预、介入，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境界。

参考文献

[1] 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M].王文揚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40.

[2] 张汝伦.历史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16.

[3] 魏书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化实践方式初探[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2）：4-7.

[4]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35.

[5]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51.

[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5.

[7] 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25.

[8] 鄢一龙等.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5.

[9] 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48.

[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