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表面总面积中，71%为海洋面积。吴立新院士说“海洋是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资源的宝库、交通的要道、国家安全的保障”；“海洋是个巨大的宝库，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早在古罗马时代，政治家西塞罗就说过“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世界海权论创始人马汉讲“所有帝国的兴衰，其决定因素，都在于是否拥有强大的海权，能否控制海洋”。事实上，人类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是否拥有海洋就成为能否进入世界强国的关键因素，为此，有人认为20—21世纪是人类的海洋时代。

回顾历史，古代中国的衰弱始自明清，近代被西方入侵而“丧权辱国”甚至出现“亡国灭种”的危险，都是与忽视乃至封锁海洋有关。现代中国的崛起同样是坚持沿海开放，大力利用海洋的结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当前，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以福建为中心的海峡西岸区、长三角、山东及京津冀等国家重要战略实施区，包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等，无不是依海而立，陆海统筹。目前，我国沿海居住着50%以上人口，拥有2/3以上的大城市和主要的国家财政产出。“海洋强国”建设业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研，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21世纪的海洋时代，海洋考古科研必不可少。“海洋考古”又称水下考古、沉船考古，是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起源于20世纪40—60年代，最初是由美国、英国等海洋强国所开启。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着手南海地区西沙群岛等海域的考古调查，1989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得莱德大学联合举办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培养出我国第一批职业化的水下考古学者，此后，又有多批学者走向海洋。2012年，国家文物局成立总领海洋考古事业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目前已设立南海基地（琼海）、北海基地（青岛）、阳江基地、福建基地、宁波基地、武汉基地等。与此同时，我国海洋考古成果也不断涌现，一大批海底沉船如西沙华光礁一号沉船、广东阳江南海一号沉船、福建连江定海湾白石礁一号沉船、平潭五代沉船、莆田北土龟礁一号沉船、莆田兴化湾北土龟礁二号沉船、漳州龙海半洋礁一号沉船、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泉州湾宋代海船等得到发掘，附近国家海域出土沉船如韩国新安沉船、印尼“黑石号”沉船等同样与中国海洋活动有关。大量的精美文物和相关考古实物资料从海底沉船上浮出水面，重见天日，让我们看到了从唐代到明清时期，航行于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及往来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古代商船所满载的生产于中国的陶瓷器、金银器、钱币、铜器等，为研究古代跨国的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提供了鲜活的材料，由张威、吴春明先生等主笔的《海洋考古学》《环中国海沉船》等专著也陆续问世。

当然，海洋考古决不止于海底沉船。按照姜波先生的观点，仅就“海上丝路”考古而言，至少应包括沉船、港口及贸易品的考古，族群、语言和宗教考古，航海记忆研究等几个方面。况且，“海洋考古”不只是“海上丝路”考古，它的主要任务还包括海洋文化的研究和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海洋地带是海洋文化诞生、发展和海洋文化遗产保存的主要区域。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是俄罗斯，我国排世界第三位，海岸线长32000多公里，其中大陆岸线长18000多公里，岛屿海岸线长14000多公里。在沿海岸地带和海岛区域，至少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就生活着我们的先人，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逐渐形成了富有海洋特色的文化类型，表明中华民族也是最早开发海洋的民族之一。这些年，环渤海文化圈考古、山东半岛史前文化考古、长三角沿海史前文化考古、闽江口一带“南岛语族”起源及相关文化考古、环珠江口史前文化考古、台湾岛史前文化考古等一系列海洋区域文化考古受到考古界的普遍重视。此外，港口和港城港镇考古、海上外销瓷考古、海上丝路考古、涉海宗教考古、沿海移民考古、海洋造船考古、海防设施考古、海洋民族考古及沿海区域文化遗产调研等都进入了考古学者的视野，使得源远流长的中国海洋文化体系逐渐得到揭示，改变了过去人们认为中国仅仅是内陆文化或“黄土地文化”的刻板观念。同时，丰富的海洋考古遗存和海洋文化遗产还促成了中国港口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南海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一大批海洋文化博物馆的诞生，使得海洋考古成果及海洋文化遗产惠及大众，推动着当代海洋文化的建设和繁荣。

我们相信，伴随着“海洋强国”建设的步伐，中国的“海洋考古”事业还会得到新的发展，也会为人类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文化交流与国际海洋和平发展事业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