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佳，雷 勇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金瓶梅》是一部寄意于时俗的世情小说，它通过对酒色财气的描写曲尽人间丑态，展示了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小说假托北宋旧事，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实际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的是明朝末年中下层的社会风貌，其中有关服饰、饮食等方面的描写就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簪子是《金瓶梅》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饰品，它不仅有安发、固冠和美饰发髻的作用，也是财富、地位的象征，还是男女之间表情达意的信物，具有多重意义。作为《金瓶梅》有机整体的一部分，簪子这一小道具还承担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及暗示人物命运的作用。

一、《金瓶梅》中关于簪子的书写

簪子是小说中出现最为频繁的一种饰品，据不完全统计，全书100回，其中写到簪子的就有50多回，约120多次。按照簪子在小说中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如表1所示。

表1《金瓶梅》中簪子的用途与分类

续表：

续表：

如表1所示，《金瓶梅》中的簪子按其用途可分为头饰、赠品、礼品三类，有时也充当随手可得的工具器物。很显然，簪子在文中出现频率较高，在表现手法和叙事结构上发挥多种作用，作者用小小一物，写尽浮薄人情。

二、簪子所反映的明代社会风俗

在中国古代，衣冠服饰不仅是御寒之物，更是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服饰不仅体现一个社会的审美理想，也透露出不同朝代的社会状况与文化潮流。[1](P272)《金瓶梅》围绕世上之人“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而展开，且在酒、色、财、气中，“此书单重财色，故卷首一诗，上解悲财，下解悲色”。[2](P1)“财”即指物质的需要，它不仅指生存需要，而且指对富裕生活的追求；“色”包含着感官享受的需要和情感归属的需要。[3](P16)故簪子兼具财与色的双重属性，既是财富的表现形式之一，又是女性追求华美的体现，生动的反映出晚明社会尚奢之风，是情和欲的双重展示。

（一）晚明社会尚奢之风 簪子是一种颇具东方古典神韵的传统饰物。封建时代，人们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传统思想的影响，不论男女都蓄留长发，男子年二十行冠礼，女子年十五行笄礼，表明已经成年，可以婚嫁，担当家庭和社会责任。《史记·滑稽列传》载：“前有堕珥，后有遗簪。”[4](P1700)杜甫《春望》有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唐宋时期，是发簪盛行的盛世。《宋书·行志》记载：“宋代元嘉六年民间妇女结发者……头上有花插簪梳等饰。”宋代陆游《入蜀记》记载当时西南一带的女子头饰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在《金瓶梅》中，对武二郎、西门庆、书童、陈敬济等男子带发簪皆有书写，生动地展现了男女皆蓄发插簪这一民风民俗。

明代晚期，社会物质财富逐渐积累，各个地区之间贸易往来频繁，《金瓶梅》中繁多的服饰描写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生动折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簪子工艺越来越精湛，式样越来越丰富，但变化却主要集中在簪首，有禽兽、花鸟两个大类：禽兽类有龙凤、麒麟、燕雀、金鱼、蝴蝶等造型；花鸟类则有梅花、莲花、菊花、桃花、牡丹花、芙蓉花等造型。[5](P484)旧时的首饰称为“头面”，用于头部、脸部，包括梳、簪、钗、冠、步摇、花钿、钗等。明代的一副头面，包括插在头部发髻周围的各式簪子、钗、耳坠、耳环、桃心、分心等，它并不是单一的佩戴，而是多种式样的组合，少者几种，多则二十多种。如第六十八回，“吴银儿来到，头上戴着白绉纱髻髻髻，珠子箍儿，翠云钿儿，周围撇一溜小簪儿”。[2](P1036)第九十六回，春梅游旧家池馆时，“戴着满头珠翠金凤头面，钗梳胡珠环子。”头上堆满珠翠的装饰在《金瓶梅》中比比皆是，有时是拜访亲朋，有时是共度佳节，头饰种类繁多，搭配丰富，体现了晚明社会人们的奢侈生活和审美倾向。

人物的登场除了五官面容之外，最先映入读者眼帘的便是衣饰。衣饰的选择和穿戴不仅反映了人物的品味气质和内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映衬出人物的经济水平和生活状况。首饰多为金银制品，与其他物品相比，价值较高，从表中可看出，在《金瓶梅》中簪子多被作为谈婚论嫁的聘礼，也是女性嫁妆的一部分，属于个人积蓄用以私藏。第九十五回，吴月娘将小玉许给玳安，“替小玉编了一顶髻髻，与了她几件金银首饰，四根金头银脚簪，环坠戒指之类”。[2](P1494)表现出吴月娘对小玉的溺爱。

此外，簪子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于交换典当，兑换银子，也常用于笼络人情。第八回，潘金莲等西门庆兑现诺言，一日似三秋，“至晚，只得又叫王婆来，安排酒肉与她吃了，向头上拔下一根金头银簪子与她，央往西门庆家去请他来”。[2](P135)潘金莲没有多余银两，便用簪子作为酬劳请王婆传话，唯利是图的王婆得到了簪子，才积极为潘金莲张罗打问。李瓶儿家资丰厚，第十三回借金莲视角侧面写出瓶儿殷实的背景。“金莲接在手中观看，却是两根番石青填地、金玲珑寿字簪儿，乃御前所制，宫里出来的，甚是奇巧。”[2](P210)女性爱美，较低层面是浓妆艳抹和置办新衣，较高层面则是披金挂银，以此显示她们的经济能力与审美倾向。

（二）情和欲的双重展示 头簪作为一种首饰，不仅发挥安发、固冠和美饰发髻的作用，而且是男女之间托物定情、传达心意的象征。如汉乐府《有所思》云“：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女子将自己心爱的簪子赠给远在大海南面的心上人以传达思念之情。

古代相爱的男女常以簪定情，《金瓶梅》中西门庆头上不断更迭的簪子代表了他近期所亲近的妇女，簪子这一小道具便成了他六个妻妾以及有过亲密交往的其他妇女的象征，如表中“赠品”一栏所示。第八回，金莲屡促西门而不至，又从玳安口中得知娶孟玉楼之事，而后当王婆将西门庆请来时，金莲“一手向他头上把一顶新缨子瓦楞帽儿撮下来，往地下只一丢……又向他头上拔下一根簪儿，拿在手里观看，却是一点油金簪儿，上面钑着两溜字儿：‘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2](P137)由这根金簪儿，写出了西门庆的怜新弃旧。小说接着写了潘金莲送给西门庆做寿的礼物，有一双玄色段子鞋、岁寒三友酱色段子护膝、肚兜等，还有一根并头莲瓣簪儿。簪儿上钑着五言四句诗一首云：“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2](P138)讨得西门庆满心欢喜，与潘金莲并肩而坐，交杯换盏饮酒。此回将玉楼和金莲簪子上的诗相对比，写出了西门庆的薄情寡义和潘金莲的真挚感情。

西门庆在满足情欲之后，总以簪子相赠，这在“酬报”的含义之外，也具有一定的感情因素，体现了西门庆的多情、滥情。不仅西门庆赠簪，潘金莲也多次赠簪于人。第十二回，潘金莲私琴童，背地把金裹头簪子两三根带在琴童头上，又把裙边带的锦香囊葫芦儿也与了他，后来被西门庆发现，遭受了一番鞭打和凌辱。第八十二回，在陈敬济酒醉不醒时，潘金莲在他袖子里发现一根金头莲瓣簪，刻着“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知道是孟玉楼的簪子，就怀疑他们有些首尾，并因此和陈敬济“热心冷面”地闹了一场。

三、簪子在小说中的叙事作用及其意义

小道具本是戏剧中的术语，指的是戏剧表演时所使用的各种小器物，但在明清小说中它却常被作家当作构思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和媒介，具有特殊的美学作用。[6](P36《)金瓶梅》中对簪子的描述不仅体现了明人独特的服饰风貌，也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心理活动的外化、故事情节的发展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正如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所说：“真小小一物，文人用之，遂能做无数文章，而又写尽浮薄人情。”[2](P130)

（一）塑造人物形象 《金瓶梅》的作者善于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展现明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更善于通过丰富多彩的服饰折射出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差异和复杂心理。如西门庆的“洒金扇儿”在文中出现过四次，将暴发户西门庆的浮浪气、好美色和游手好闲表现出来。

从潘金莲为武大妻、做西门庆妾、终被扫地出门三个阶段的头饰对比中，很好的反映了她的身份地位的变化。最初她头上只有头发髻髻、花儿、梳儿等饰物，身上只穿件毛青布衫儿，活脱脱是身处下层、生活贫寒的武大的妻子；药鸩武大，成为西门庆的妾后“头上银丝髻髻，金镶分心翠梅钿儿，云鬓簪着许多花翠，越显得红馥馥朱唇，白腻腻粉脸。”[2](P286)可谓一年四季满头珠翠。同时，为了争宠，潘金莲费尽心思打扮自己，别人有的头面她千方百计也要置齐，与众妻妾的竞妍斗艳反映了潘金莲争强好胜的性格；与陈经济奸情败漏，被吴月娘赶出去时，潘金莲只带出了四套衣服、几件钗梳簪环，玉楼和小玉可怜她，偷偷给了她两对簪子，一套衣服。小小一物，尽显繁华与落寞。

第十四回，吴月娘看见金莲鬓上撇着一根金寿字簪儿，便问：“二娘，你与六姐这对寿字簪儿，是那里打造的？到好样儿，到明日俺每人照样也配恁一对戴。”李瓶儿道：“大娘既要，奴还有几对，到明日每位娘都补奉上一对儿。此是过世老公公御前带出来的，外边那里有这样范？”[2](P224)果然，李瓶儿让冯妈送来金寿字簪子，送与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每人都是一对。李瓶儿为了日后与西门府诸位妻妾和平相处，急急送礼物讨好她们，表现出懦弱憨傻和大度豁达的心性。相比之下，瓶儿视钱财为身外之物的大气，使月娘的贪财一览无余，与后文和金莲争皮袄一事前后呼应。同样是寿字金簪，也使得金莲默认了西门庆和李瓶儿的交往，可见金莲易被笼络和识时务的性格。

（二）推动情节发展 簪子在《金瓶梅》中的书写，不仅塑造人物形象，而且在关联小说结构、推动情节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张竹坡在《金瓶梅》评语中就曾说过：“玉楼来时，在金莲眼中，将簪子一描。玉楼将去，又将簪子在金莲眼中一描。两两相映，绝妙章法。”[2](P1320)这里说的就是第八回和第八十二回的照应。

第八十二回，陈经济捡拾玉楼头簪并收在袖内，被潘金莲发现后吃醋吵闹一番。“黄昏时分，金莲蓦地到他房中，见他挺在床上，行李儿也顾不的，推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里吃了酒来。可霎作怪，不想妇人摸他袖子里，吊出一根金头莲瓣簪儿来，上面钑着两溜字儿：‘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迎亮一看，就知是孟玉楼簪子”。[2](P1329)而孟玉楼的这根簪子，在第八回就出现过。苦等西门庆来家的潘金莲从他头上拔下簪子，看到了钑着两溜诗的玉楼的油金簪子。孟玉楼的簪子对于潘金莲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因此从陈经济袖子里掉出的这根簪子，潘金莲当然知道是谁的了。

陈经济拾玉楼簪子，直至九十二回方休。他假借孟二舅的身份来到严州，本想把簪子当作昔日二人私通的见证来敲诈李衙内，最后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一获囹圄之灾，二遭“兄弟”杨二郎背叛，落得人财两空。而李衙内至死不离玉楼，奠定了玉楼善终的结局。

玉楼的簪子几乎横跨了百回小说，增加了小说的叙事张力，“金莲、玉楼之簪已现，后文瓶儿又有寿字簪，且每人皆送一簪，至春梅则有与小玉互相酬答之簪，而西门乃与伯爵同梦簪折，自是细针密线之处。”[2](P131)通过簪子一物，达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效果，在故事发展中逐渐显现出它的作用，来连结故事或转换情节。尤其是对遗失物品的叙述，更有一发牵动全身之效。

（三）暗示人物命运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有草蛇灰线法……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7](P32)“草蛇灰线”使整部小说达到前后呼应、张弛有度的效果，绾锁作品结构，推动情节发展，打破了以前长篇小说的线性结构，从生活的复杂性出发，发展成网状结构，展现了鸿篇巨制中的筋骨。小说第六十二回有这样一段描写：

先是伯爵问道：“嫂子是甚时候殁了？”西门庆道：“正丑时断气。”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问我，我说看阴骘，嫂子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刚睡下就做了一梦，梦见哥使大官儿来请我，说家里吃庆官酒，教我急急来到。见哥穿着一身大红衣服，向袖中取出两根玉簪儿与我瞧，说一根折了。我瞧了半日，对哥说：‘可惜了，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说两根都是玉的。我醒了就知道此梦做的不好……果然哥有孝服。”西门庆道：“我昨夜也做了恁个梦，和你这个一样儿，梦见东京翟亲家那里，寄送了六根簪儿，内有一根折了。我说可惜了，醒来正告诉房下，不想前边断了气。”[2](P947)

应伯爵簪折之梦与西门庆之梦如此巧合，这一情节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应伯爵之类帮闲小人的势利、奉承巴结的嘴脸。作为西门庆的跟班，他心里十分清楚，资产丰厚的李瓶儿和无钱有色的潘金莲相比自然一个是玉，一个是硝子石，故梦两根簪，单指瓶、莲。对于西门庆来说，他的妻妾就如他头上的六根簪子，而这里单为瓶儿一人。李瓶儿自官哥夭折后，旧疾不愈身体日趋消瘦，出于一种心理暗示，便梦见了簪折，情有可原。并且多次为瓶儿恸哭，还发出一通感慨：“先是一个孩儿没了，今日他又长伸脚去了。我还活在世上做甚么？虽有钱过北斗，成何大用？”[2](P948)可见他对瓶儿是有真情实感的。正如张竹坡所言：“伯爵梦簪折，西门亦梦簪折，盖言瓶坠也。点题之妙，如此生动，谁能如此？”[2](P922)

通过小道具暗示人物命运在小说中不乏其数，如“夫拨浪鼓一戏物耳，一见而官哥生矣，再现而官哥不保矣。”[2](P732)通过拨浪鼓一物，前后遥遥相照；梦衣破而西门死，梦一张弓挂在旗杆上，旗杆折了而周统制死。如若把这些道具抽离出去，那么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则会显得死板生硬，形象扁平而毫无生气。赠簪、拾簪、簪折等情节，体现了中国叙事的结构是以呈现某种复向重迭的动静交替为原则，也因此消灭了直线发展，艺术统一的印象。[8](P96)

要之，簪子在《金瓶梅》中的书写，既体现了古代社会服饰文化，更是男女之间表情达意的爱情信物之一。作为《金瓶梅》有机整体的一部分，簪子这一小道具在叙事上承担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及暗示人物命运的作用。

[1]郭英德.多维视角: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立体建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王汝梅校点.张竹坡批评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91.

[3]陈维昭.酒色财气与安身立命——《金瓶梅词话》的文化情结[J].汕头大学学报,1991(03)：15－21.

[4]（西汉）司马迁撰．韩兆琦等评注．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1.

[5]黄 强.《金瓶梅》中的首饰[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482－487.

[6]吴 波.论小道具在明清小说中的美学功能[J].怀化师专学报,1994(03)：36－38.

[7]（明）金圣叹.金圣叹评点全集·第五才子书《水浒传》[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8]（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