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信

黄胄

中国画艺术大师，社会活动家，收藏家。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缔造者;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工艺美术馆筹建者;黄胄美术基金会设立者。黄胄独创性地将速写融入中国画，开启了全新的人物画笔墨范式，拓展了中国画艺术语言。黄胄的社会活动与艺术实践，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有大量艺术作品及《黄胄作品集》《黄胄谈艺术》等三十余部著作传世。

黄胄对于当代中国美术史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他“在生活中起草稿”，以速写入画，以迥然不群的面貌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成为徐蒋之后，中国当代人物画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其后，传统笔墨与素描造型的融合逐渐找到了感觉，黄胄以自己的天才和苦修开启并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和审美风尚。

评价任何一个人物都必须还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黄胄生于1925年，卒于1997年，几乎经历了上个世纪中国所有的战争、变革与转型。72岁的寿龄对于先凭生活颖悟，后始苦修传统的黄胄而言，确实太短，如果把那段历史拉得足够长，以一个后人的目光来阅读黄胄先生艺术之路上的种种细节，其实成就与缺憾，幸福与苦难，荣耀和流言，黄胄先生的幸与不幸都是时代所赐。

幸遇韩乐然与赵望云

尽管黄胄在遇到韩乐然之前，就有了一些美术功底，但与韩乐然的相遇让黄胄真正找到了踏入艺术灵境的法门。韩乐然认识黄胄时，正在西安举办个人画展，并准备到八百里秦川写生。作为助手，黄胄在韩乐然这儿获得了他需要的一切，包括素描、敷色、形体的准确与绘画的布局，这段经历对于黄胄而言弥足珍贵，他不仅学到了写生的技巧，而且也感受了韩乐然在水彩画上用水用色酣畅淋漓的气势，这种气势后来被他成功地转化到他的笔墨中。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而赵望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黄胄父爱缺失的遗憾。遇到赵望云时，黄胄刚19岁，放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半大孩子，所以，赵望云对黄胄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绘画上，还包括人格、秉性、价值观等各个方面。1949年5月赵望云送他参军，直接影响了黄胄的人生和艺术道路，而黄胄的成名作《苹果花开的时候》与《打马球》就取材于随后的军旅生活。

如果说黄胄幸遇韩乐然完成了艺术上的启蒙，那么在得到赵望云的悉心教导之后就深入了艺术的殿堂。在参军之前，黄胄还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赴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并赴黄泛区写生，后来这些写生作品陆续发表，为黄胄带来了最初的名声;另外一件是负责编辑《雍华》，得以结识徐悲鸿、叶浅予、张大千、黄苗子、丁聪、吴作人、黎雄才、俞剑华等人，并在稿件来往中得到艺术的交流和滋养。

1942年赵望云定居西安，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件大事，直接的效应就是开启了“长安画派”的形成。赵望云所倡导的农村写生，也被黄胄接过衣钵，并以写生做武器，“在生活中起草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赵望云对黄胄的艺术发展有多重要？如果说黄胄是中国当代美术史的一个“现象级”存在，那是因为他站在了赵望云的肩膀上。

欣逢新时代

黄胄的老朋友宫达非在《生活·社会·时代——评黄胄之画》一文中记述“1964年毛泽东主席与友人谈及中国百年画史，从“扬州八怪”谈到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师时，曾这样提到，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在1949年5月参军之前，黄泛区写生是黄胄最重要的作品。《小乞儿》《家住水晶宫》《行行好吧大娘》《孩子快死了》《草根养活的娘们俩》《黑热病患者》等一系列悲天悯人的作品，刻画了黄泛区难民贫寒交加的群像，始终贯穿着画家“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愤情怀。尽管这组作品笔墨风格略显稚气，还脱不出其师赵望云窠穴，但其中的悲悯情怀，其中的历史担当，足以让人动容。

《维族歌舞》

在黄泛区写生的作品主题和气氛中，受新时代的影响，人们也会看到蒋兆和与珂勒惠支的影子，这些在黄胄其后的作品中都少有延续。1950年的《爹去打老蒋》或许可以算是两种风格之间的过渡，尽管也属于新时代的主题作品，作品中的随意和放松已经显示出画家的格局气度。我们不知道，在两种格调之间的转化黄胄用了多长时间，克服了哪些困难，但从1952年《苹果花开的时候》开始，黄胄的创作开始进入了新时代，《打马球》《庆丰收》《载歌行》，一直到前期最重要的作品《洪荒风雪》，作品充满了激情、豪迈、欢乐和清新，中国当代人物画史上的“黄胄影响”来了。

盡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革”冲击，等1972年黄胄重拾画笔时，这种激情却没有被冲断，后期的《姑娘追》和《叼羊图》显示了老黄胄一如既往的激情，一如既往雷霆万钧气势撼人。在激情当中，也有《育羔图》《塔吉克女教师》所流露的恬淡、安详与从容，显示出老黄胄在风波过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值得一提的，还有1976年的《曹雪芹》，此年初黄胄移居北京西郊黄叶村（传闻曾经是落魄曹雪芹披删十载《红楼梦》之所在），或者与此时的心情暗合，图中曹沾双眉紧锁眼神锐利，气氛凝重，令人为之郁结心动。此作再现了黄胄在激情欢快之外的情绪渲染与营造能力，与当年黄泛区写生作品的悲天悯人呼应，但可惜此类作品很快也淹没在新时代的欢快中。

写生与速写：我自用我法

前三百年石涛，后三百年黄胄。与石涛在写生的态度上一脉相承，黄胄对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心有戚戚焉。与其类似，黄胄始终坚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真正有分量、有出息的画家，只有在接近生活中真正有了感受，才能充满信心。主张通过速写“在生活中练基本功，在生活中起草稿”，重视亲身经历，认为风格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艺术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

在黄胄的整个艺术历程中，有天才的一面也有苦修的一面。天才的一面体现在他对艺术本能的慧悟。他直接从生活入手，探囊取物般地抓取生活场景中最精彩的一幕，所以看黄胄的画，充满了瞬间的动感和速度。对于大众而言，黄胄的驴子甚至比黄胄更有名，他笔下的驴子憨态可掬栩栩如生，其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精神甚至被黄胄内化而合一。其堂兄梁斌曾经介绍，为了画好驴子，黄胄在新疆下乡时曾经住在“打掌铺”（削蹄钉掌）隔壁，小驴或奋蹄摇尾或喷鼻长啸或倒地翻滚，他都一笔一笔地记下来。只有这种勤奋的积累，才能得生活之真。

《洪荒雪原》

“魔鬼在细节之中”，真实也在细节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三十年”的艺术充满了革命激情和政治明喻，思想与思考被压成扁扁的一束，所有的题材模式化，人物模式化，思想和思考也模式化。黄胄之所以能够在其时脱颖，在其后流传，关键在于对生活细节的记录和刻画。黄胄速写所形成的典型的“粗中见精”的绘画风格，其粗见纵横恣肆之势，其精就在于对细节的雕琢。无论是前期的黄泛区的悲悯，还是其后边疆风情的豪迈和欢快，黄胄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喷薄而发，他的艺术紧贴民众生活，反映的变化也是平民阶层现实人生的真实细节。

通过写生抓取“生活之真”，通过速写将这种细节入画，黄胄通过“写生—速写—创作”的模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从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来看，50年代黄胄的适时出现，对于解决中国人物画发展过程中“传统笔墨融入造型”“从写生到创作”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国画處于徐蒋写实教育体系、延安的革命写实传统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者的夹缝之中，传统笔墨如何适应时代的需求正成为传统国画家小心翼翼探索的话题，黄胄的速写如同“小李飞刀”，以锐利的姿势打破了种种禁忌，以率真质朴的边疆风情成为各个阶层喜闻乐见的题材，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尤其是中国人物的发展带来了一股新风。

长期以来，中国人物画局限于元之前的种种描法以及元之后的书法用笔，明清几百年的人物画都陷入了陈陈相因的萎靡之中。黄胄以天才恣肆的悟性，以速写求生动，以复笔求形准，以轻舞飞扬的速写和节奏颤动的复笔，“我自有我法”“我自用我法”，给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在徐蒋之后带来了又一次重大突破。黄胄从写生入手，以速写入画，得遇名师，成于其时，并影响到随后京派（卢沉、周思聪），浙派（方增先、周昌谷），长安派甚至岭南画派人物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诚是黄胄之幸，也是中国当代画史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