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广宏

家籍还原

李冰的生平，基本上是个空白，没有一点正规记录。

古代文献一方面缺失很多，一方面记载过简，以致在整个一部《史记》里，《河渠书》提到李冰只留下“蜀守冰”3个字，连姓什么都没有交代，以致30年前灌县有位学者把“冰”考证为“鳖灵”二字的拼读，而“蜀守”就等于“蜀王”，于是早了300年的蜀王开明（鳖灵）与李冰两个治水先驱便合二为一。他声称“合则两全，分则两伤”。这样一来，好像历史上李冰这个人就不存在了。

其实，类似这种拼音方式的考证，并非当代才发明，半个多世纪以前疑古派史家就曾做过。比如远古有个“共工”，是最早的治水家，而大禹的父亲“鲧”也最早治水，由于“共工”两字可以拼成“鲧”音，所以共工就是鲧，鲧也就是共工。此外，又有人做出另类考证：因“鲧”字古体写作“鮌”，是“玄”和“鱼”的组合，玄鱼就是黑色的鳖，故蜀王鳖灵也等同于鲧。照这种单线联系方式，共工、鲧、鳖灵三位时代不同的人，很轻易地就重叠在了一起;现在再加上李冰，那真够热闹的了！

灌县学者的“冰即鳖灵”的考证，当即受到什邡学者的反驳：战国时汉字的读音是一种古音，与现在差别很大。根据古今11家的研究，“冰”字古音在六部，读如“凝”;而鳖灵的“灵”古音在十一部，发声如“郎”;两者的声纽、韵部、音调都不同，“鳖灵”绝不能拼成“冰”的。

前代称名不称姓的习惯，基于当时人口不多，显赫人物又特别少，只标出单名就不会混淆;但到了东汉，人事日繁，同时代又同级同名的人多了起来，把姓名写全便显得很有必要。于是班固《汉书·沟洫志》里便出现“蜀守李冰”，明确“冰”姓李。1974年都江堰江心出土的李冰石像，是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的原刻，袍袖上刻着隶书“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则提供了一个物证。

有了这个“李”姓，就能弄清李冰的来历。

唐朝皇帝姓“李”，所以族谱查得早，弄得清，而且去古未远，资料相对可靠。根据《通志·氏族略》综述得知，李姓可追溯到春秋时老子李耳。《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明白写出他的老家在楚，后来李姓子孙分成赵国和陇西两支。笔者查过《史记》上所有李姓人物的出身和活动地域，大体就是那样。李姓的人起初在楚、在晋;当晋分成韩、赵、魏三家之后，李姓便分散到那三国;为了求职，许多人入秦谋生。照此线索，李冰很可能有着楚国的祖籍，后随先辈入晋，本人居留在秦国任职。笔者还找到一些旁证，李冰与司马错关系密切，而司马错是司马迁的8世祖，司马迁的籍贯“夏阳龙门”非常明确，属于韩国，与李冰是大同乡。李冰的前任张若，《通志略》说张氏出自晋国，与李冰走得更近。

近年，李冰籍贯的信息有了新的突破。1999年，自称李冰第70代后裔的李保生（是山西运城市解州镇郊斜村人），在当地李冰家庙里发现了以李冰为始祖的家谱三大本，蓝色布面线装，柳体楷书，凡是封号、名讳都用朱砂丹书，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修的谱牒，上面写：“五十二世祖维渊公暨五十三世祖如岗公，自宋末时，父子俱以孝廉补平阳教授，方告任归里，爰卜居是村，创立始祖家庙。”这说明李冰52世孙于宋末卸公职后迁往故里。民国9年《解县志》载郊斜村有140余户居民，“李氏自言，秦李冰后有讳维渊、如岗，俱于宋末以孝廉补平阳教授，告归，卜居郊斜村”，与《家谱》同。尽管前代宗谱常有强拉名人为祖之嫌，但李姓这一支从南宋晚期就回归故里，以后子孙世代相传，一直未断。按所记初祖是李冰52代孙而言，若以每代平均30年计，则自李冰至李维渊历时1560年左右，时代跨度恰为战国晚期直到宋末，情况比较吻合。因此这一线索，不能视为无根之谈。

那么，李冰就是山西人了。

民间相传的李冰家世，直到清代才有人综合编录。陈怀仁《川主三神合傳》说李冰是古蜀王鱼凫的后裔，姓杜宇，号浮丘，战国时巴东人，生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孝公时，幼年常梦见颛顼、祝融教授他《诗》《礼》《河图》《洛书》，遂参考古代谱牒，定名“李冰”，以浮丘子、浮丘公、浮丘伯、浮丘翁为外号。秦惠文王中期，他避战乱而逃往峨眉山隐居，与鬼谷子为友。同郡涉正推荐他出来治水，后来接替张若任蜀郡守。按照这些说法，他修都江堰时，恐怕就有100多岁了。刘沅《李冰父子治水记》说法有所不同：李冰是“犹龙族子，隐居岷峨”，与鬼谷子来往;因张仪修成都城老是不成功，加上水灾严重，便强迫李冰出山做官。照此说法李冰比张仪更老，也是一大把年纪才去修都江堰的。虽然这些传记“荒唐言”居多，但总归给李冰立了传，对学术界影响仍很大，像任乃强、王家祐这样的大师，都相信李冰是本地蜀人，而且是蜀王后代。大师们并非“想当然”，他们有种种证据。如李冰儿子“二郎”额上有一只竖眼睛，与古蜀先王蚕丛“纵目”相同，表明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李冰事迹中有建水上神祠，刻石犀镇水，与江神誓约的传说，很像是原始道教“李家道”的君师，非蜀王后裔莫属！有人推想李冰是蜀地羌人，因为祭祀二郎专门需用羊肉。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老馆员陶元甘认为：李冰不会是蜀人，更非氐羌，他就是秦国人，这才符合历史事实。因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厉行“明功赏、招军士”的政策，即使是皇亲国戚，如果没有军功，决不可能给他们任何爵位和头衔;没有军功的人虽然富有，也骄傲不起来。如果说李冰是蜀人或氐羌，光靠高档朋友的推荐，凭走门路就继位张若担任郡守，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任蜀年代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李冰任蜀的年代，只有这么两句话：“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

孝文王即位于公元前251年，史有明文，似乎李冰守蜀始年由此可以确定，但史学界经过仔细考察，觉得这两句话实际上大有问题！

按“周灭后”一语，可根据《史记·周本纪》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灭东周君所下的“周既不祀”结论，但这时孝文王已死，怎样来任命李冰？再查《资治通鉴·周纪》结束之年，那是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但这时孝文王远远还没上台！

此外，孝文王在位的时间极端短促，《史记·秦本纪》说他“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真正登上王位只有三天时间，任命一位新郡守这样的大事，根本来不及完成。近年出土的《云梦秦简·编年纪》说：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后九月，昭死。孝文王元年，立。即死。”也讲孝文王上台后立即死去。有人认为：公元前251年昭襄王死于闰九月，孝文王守孝一年之后，除丧即位，直到公元前250年的十月才死，掌握政权已有一年，任命郡守是可能的。这一说法其实存在着误解。因为秦国纪年方法与中原各国不同，用的是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从十月初到第二年九月底算作一年，类似今天的财政年度那样。昭襄王的死是公元前251年颛顼历闰九月（此历闰月皆置于年末），紧接着孝文王即位，就在下个月的“十月”，但对于秦历而言，已经是孝文王元年了，因此，孝文王最多掌握了一个月的王权，其中的办丧事、尊母合葬、赦罪攸功等例行公事，占了大量时间。由此可知《华阳国志》所记，似乎存在着一种系统性误差。

比《华阳国志》早100多年的东汉应劭《风俗通》中，记有一段李冰变牛斗江神的神话。在故事的开头明确指出，李冰是秦昭襄王所任命。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十四引《风俗通》文，说李冰的升任，起因是“秦昭王听田贵之议”;同书卷一百五十六又引“秦昭王得田廣之议，伐蜀郡，平之后，命李冰为守”。可见田贵、田廣，应是同一个人姓名的讹写，他应当就是《华阳国志》所记站在司马错一边主张伐蜀的“中尉田真黄”。可是昭襄王在位长达56年之久（公元前306～前251年），李冰究竟是哪年被任命？还得进一步考证。

《史记》载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郡守张若带兵伐楚，“取巫郡及江南”。既然张若还在担任郡守，李冰就不能同时又担任郡守。李冰能够继张若之任，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继任的资格，这一点无须多说;二是张若有不得不去的契机。由于张若占了楚国江南，但又没能守住，也许使昭襄王产生了免去他蜀郡守职务的想法。

秦国自从占领蜀郡之后，就不断伐楚想把它吃掉，张若独任蜀郡守之后不过五年，就持续对楚采取军事行动。蜀郡作为战争的后方供应基地，本来军事上占有先机;但楚国也是块硬骨头，一下子吞不下去，并没有停止过拉锯战。正当秦兵进退两难之际，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秦转而救韩，由白起率兵攻击赵魏之师，魏将芒卯大败而逃。韩魏两国不得不向秦国屈膝，于是昭襄王便想利用韩魏兵力，共谋伐楚。正在策划这一军事行动之时，楚国一位能言善辩的使臣到了秦国，他就是后来封为春申君、号称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黄歇。

黄歇侦知秦国有联合韩魏攻楚的计划，连忙上书昭襄王，劝他不要把战争矛头对准楚国。《史记·春申君列传》全文载入这封著名的长信。黄歇分析了当时列国形势，说最强大的不过秦楚两家，如果“两虎相斗”，“驽犬受弊”，其他各国便会渔翁得利;不如改变方针，对楚友好，“秦楚合而为一”，统一天下的理想便有可能实现。这封信确实打动了昭襄王的心，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秦楚化敌为友，结成同盟，分头蚕食各国，平分天下。

这一转折，是对司马错、张若一派“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战略的一个重大打击。由于这一战略实行多年，未能见效，最后促使昭襄王下了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心。第二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楚国太子熊完作为人质来到秦国，从此秦楚之间有了30年的和平共处。这一年，可说是秦楚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政治和军事上根本方针的改变，必然带来人事上的一系列变动。一贯与楚为敌的张若，很难再在楚国后门口的蜀郡继续担任郡守了。显然，此时李冰取代张若，有着最大的可能性。李冰先由田贵推荐来蜀，熟悉当地情况，具备了接替张若的资历;加上某些特殊条件，李冰祖籍在楚，使楚人感到亲切、放心，有利于加深秦楚之间的和平氛围。再看张若在蜀郡的所作所为，建城、筑仓、修兵阑、造船练兵等全属武备，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沿江攻楚;对比一下李冰任蜀以来，一反张若的备战方针，致力于蜀郡各种和平建设，开田凿池，兴修水利，修桥补路，为民造福，带来了蜀郡的繁荣生息。据此推测，李冰正式担任蜀郡守，当在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这一战略转折时期，这样才与历史大背景相合。

战国是个干戈纵横的年代，各国武器制造都力求精益求精，青铜打造的戈、矛上面，常常刻记制造者的名字以示负责，即所谓“物勒工名”。秦国对此非常讲究，一旦实战中出了质量问题，好一级一级追查责任。传世一件秦国铜戈，就有这样的铭文：“卅四年，蜀守冰造，西工师□，丞□，工□”。自惠文王以来，在位达到34年的只有昭襄王，那时正是公元前273年，笔者推测李冰就在此时上台。

1987年9月四川青川县白水乡出土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铜戈，其铭文上的蜀守名字不是李冰，而是另一个人，说明李冰已经离任。原文：“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因有吕不韦的大名，可以肯定是秦王政时期所造。时吕不韦贬往成都，但还是秦国的“相邦”（汉代避刘邦讳，改称相国），第二年（公元前237年）才被免相，所以这一戈铭措词相当微妙。尽管主持造戈的人是蜀郡守“宣”，但因相邦下放成都，不能不把他的大名写在前头，蜀郡守和工师（东工守）、丞及铸造工的名字，列在后边。1972年涪陵市小田溪出土铜戈的铭文：“廿六年，蜀守武造。东工师宦、丞业、工篪。”“廿六年”有两种可能，一是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那时蜀郡守是张若，故应否定;二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继蜀守宣之后的郡守是蜀守“武”。根据这些实证，最晚在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李冰已经离开蜀郡守岗位，被另行任用。

1979年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公社出土一件秦国青铜戈，铭文为“二年，上郡守冰造。高工丞沐叟、隶臣徒。”于省吾主编《商周金文录遗》载有戈铭（编为583号）：“三年，上郡守冰造，漆工师□，丞徒，工城旦□。”两件是秦王政二年（公元前245年）、三年（公元前244年）之物。這位“上郡守冰”，应当就是李冰！

秦国上郡的范围，包括今陕西延安地区和内蒙古南部，北与匈奴为界，西与林胡对峙，南与秦都咸阳相邻，东与赵、魏等国相抗，险要形势比起蜀郡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收集到刻有上郡守名戈，有惠文王后五年（公元前320年）、后六年（公元前319年）、后七年（公元前318年）的“上郡守疾”，他就是《史记》所载惠文王之弟樗里疾，号称秦国的“智囊”。昭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二十四年（公元前283年）、二十五年（公元前282年）、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的上郡守趞、瘄或厝，疑即司马错。昭襄王四十年（公元前267年）的“上郡守起”，当即武安君白起。可见担任上郡守的人，都是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继任的“上郡守冰”如果名不见经传，那就太不相称了。

推测在秦王政即位时，对地方官员做了一次大调整，这符合新王上台干部大换防的通例。故可确定，李冰在王政二年（公元前245年）正式离开蜀郡，而到千里之外的上郡来上任。如果李冰初任蜀郡守在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到王政元年调出，则李冰在蜀郡担任一把手的时间约为26年。《华阳国志》所记李冰在蜀所建工程近20项;如果他的任期过短，是根本不能完成的。

年寿推测

担任蜀郡守和上郡守，是李冰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活区间。这一时段考订出来之后，对他的生卒年代就可以作一些合理的推测了。

李冰的终年，可以根据上郡守戈铭来推断。青铜冷兵器藏家宛鹏飞收藏的一件戈铭“十四年，上郡守匽氏造，工鬶”，澳门萧春源《珍秦斋藏金》录有一件上郡造戟，铭文亦有“十四年，□平匽氏造”字样。这一匽氏戈宜定于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之物，上郡守署名“匽氏”，大致是本地人名的一种习惯。大概此人忠于秦国，而且战功卓著，从而登上高位。这时正是秦国猛攻三晋之时，据《史记》所记，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攻赵，九年（公元前238年）攻魏，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又攻魏，十四年（公元前233年）又攻赵。在这些战事中，上郡都是一块跳板。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平赵后，嬴政在归途中还绕道到上郡视察，可见他对郡守匽氏还不太放心。很难想像在这种节骨眼上，故意把得力的郡守李冰调往他处，换成上郡守匽氏。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一期间，李冰早已不在人世。不妨推测，李冰去世时间约在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前后。

李冰初任蜀郡守，应当在他青壮年时期。依据是——

1.1974年都江堰外江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距离李冰生活时代不过4个世纪，蜀人对李冰的风貌不致有重大歪曲。细看石像，连冠带上的结子都刻了出来，但李冰丰满的面部，颔下却没有胡须，只在上唇上边微微刻有秦汉流行的八字胡，不细看还不会发觉。古代男子以留须为美征，如果李冰任蜀期间有了一把年纪，刻制石像的工匠决不会不刻胡须。因为没有胡子，或者就是“寺人”，或者就是嘴上无毛的小字辈，缺乏威严庄重。近年出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很多主要侍从，颔下都有一把胡子，与之对比，李冰石像就显得相当特殊。由此可见，当时李冰一定风华正茂，才有这种造型。

2.《风俗通》佚文记李冰斗江神的神话之后，有两句话相当重要：“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所谓气决和壮健，都是年轻人的特征。如果李冰已是中老年，恐怕不会有这种评价。蜀人把壮健的人称为“冰儿”，恐怕是当时实事，这一点不容凭空捏造。

3.秦人一向崇尚军功。李冰的前任张若，本是领兵作战的将领，推荐李冰的田贵，也是惠文王的中尉（卫队长）。李冰能够节节提升，直到担任郡守，没有军功恐怕不行;而以军功提升高位，在年富力强时期最有可能，恐怕不会在中老年阶段。

4.李冰任期中举办了十多项重大基本建设工程。古今工程建设，前期无不须作实地查勘和考察，反复计划，比较方案，然后投入施工;施工中又常作检查和督导，还要应急修改计划;工程主持者每每要奔走于山野之中。如果李冰此时已是中老年，必然力不从心，与他完成的众多业绩也难以合拍。

根据上述推断，假定李冰初任蜀郡守是在33岁左右（或许更年轻），那么他的生年，应当就在惠文王灭蜀之后十年，即昭襄王二年（公元前305年）左右。他离开蜀郡，大致在60岁上。当他调到上郡去时，则已是老年干部了。如果假定公元前235年作为李冰的卒年，则李冰享年应在70岁左右，在上古时代已经属于高寿范畴。

蜀地有李冰葬在什邡章山的传说。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一引宋祁《庙碑》说，李冰因与水怪战斗，未能取胜，不幸壮烈牺牲;不过，他的牺牲，换来了水怪的畏惧心理，从此不敢兴妖作怪，所以狂暴的洪水有所消减。这也许是一则古老而原始的蜀中神话，与《风俗通》李冰战胜江神传说属于姊妹版本。这两篇传说一带悲剧色彩，一带喜剧色彩，都符合民间文学的风格。但宋代还有另一性质的传说，是明代《万历大安王庙记》所引《蜀名宦志》所记的传说：当初李冰巡视水道，从广汉沿江走到什邡后城山，遇见一群羽衣仙客，口称奉上帝之命迎接李冰上天。于是把骑在马上的李冰左右挟住，飞升而去。现在什邡后城治山上，还留有明代礼斗峰、升仙台等遗迹，与这一传说配合。

什邡的李冰祠，早有建立。《新唐书·地理志》记什邡县“有李冰祠山”，专家认为“祠山”就是墓地之意。明末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九引《志》说：“章山后崖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又引《开山记》：“什邡公墓化上有升仙台，为李冰飞升之处。古《蜀记》谓李冰功配夏后，升仙在后城化，藏衣冠章山冢中矣。”所谓“化”，原是东汉道教的教区称谓，亦称“化宇”。化又作“治”，因唐代避中宗李治之讳，后多称“化”。公墓治、后城治，皆在今什邡市境内石亭江流域;章山的李冰大墓，近代仍有遗迹。1994年，什邡还在原址新建李冰陵园以供瞻仰，规模相当宏大。不过，那墓的性质，应该是一种寄托哀思的衣冠冢，并非李冰真正的墓葬，因为李冰本人已经飞升上天去了。所以，这些传说，并不能证明李冰是死在蜀郡任上，只能看作人民群众对李冰怀念的一种民俗表现。

李冰空白的生平，现在填补了一笔——公元前305年左右是他的生年，公元前235年左右是他的卒年，享寿70，也算古稀。民间盛传李冰生日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所谓川主诞辰。但又有人认为：这与少数民族的星回节有关，是否真为李冰诞辰，实属疑问。李冰担任蜀郡守时正是风华正茂，离开蜀郡到黄沙遍野的上郡任职，已是60左右的衰翁。可能那里与西蜀环境的反差太大，他适应不了，大概坚持了10年，就倒在上郡守的岗位上。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