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加拿大医生费立鹏教授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开通了中国第一条自杀干预热线。十年后，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秘书长林昆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条NGO（非政府组织）自杀干预热线“希望24小时热线”（下称“希望热线”）。自杀干预热线在中国生长16载，一通又一通的电话，在午夜穿过巨型城市的繁华和孤寂，拖拽住一个又一个摇摇欲坠的生命。

“至少这次，她被拉了回来”

白天，接线室平均会接到10个以上的电话，半数以上超过一小时；入夜后，这个数字会翻倍——更多的人在夜晚陷入绝望。来电者的情况按照危机程度，被由低到高分为七个等级。其中六、七级的来电者正在或即将实行自杀行为，而这样的高危来电，往往集中于午夜12点之后。

关薇（化名）依然记得4年前深夜的那通电话，

“那是第一次真实地听到有人跟我说想死。”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一点，电脑上的号码备注显示，这是个重复来电。

“能陪我再最后聊聊吗？”女孩有气无力地请求。听筒里的风声让关薇警觉：“你现在在哪里？”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柔和。几秒钟后，女孩回答，“天台上。”

“我控制不住地想跳下去”。进一步的交谈中，女孩告诉关薇，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那些人这样对你是他们的不对，不是你的错……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都会难过，你的情绪是正常的。”关薇努力让语气保持坚定、温柔，“你在天台上冷不冷啊？冷的话，要不我们还是回房间去吧？”

通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女孩回房的路上，关薇一直重复着“我会陪着你，别担心”。听到大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她悬着的心放下一些，“那我们检查一下门有没有关好，窗子有没有关好？……现在你躺在床上了吗？”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其他接线员会对女孩定期回访，关薇没法预测她現在的状态，但至少这一次，女孩被拉了回来。

与来电者“同频”

Demeter也是被拉回来的。2014年，还在上初二的她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后的3年里，她打过二十几次热线。但每一次，她都被电话那头的人救了回来。“我不太想和生活中的人倾诉，有时候他们劝我的话会让我更想死，而隔着电话线，会让我有一种安全感。”

开通至今，希望热线累计接到超过16万通电话，其中男女比例大致持平，而像Demeter一样，真正处于高危情况的其实不到10%。一半以上的来电者，是为了寻求心理咨询或者心理安慰。对于这些电话，林昆辉要求接线员也必须认真对待，“你永远不知道看似不值一提的小事，会不会成为导致极端的‘撞针事件。”

作为接线员，通常要遵循的原则是，与来电者“同频”。如果对方的声音低落、无力，接线员的声音需要轻柔、清晰又缓慢；而如果对方情绪激动，或者发出怒吼，接线员的音量可以随之增大，但又要安定平稳。

与此同时，接线室每个工位正对的墙上都挂着一面镜子，方便接线员们练习神态和面部表情。新手会一边接电话，一边频繁观察镜子里的自己；经验丰富的接线员则能轻易做到感同身受，尽管话筒对面讲的大多是自己完全没经历过的故事。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干预未果的压力。张倩（化名）做接线员的三年，经历过六次干预失败并最终报警，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去年。对于有过干预失败经历的接线员而言，迅速从内疚和自责中抽离出来，并不容易。

“我们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职前训练、在职训练、职后和督导系统，每周都有线上的课、地面的课，”于宝华介绍，热线会购买来自哈佛等名校的心理学大师的网课供大家学习，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进行现场的技术指导，接线员们在课上就一些棘手的案例展开讨论，模拟场景做演练。

“接起电话，对方破口大骂20分钟；或者对方直接提出，能不能换一个接线员。”张倩说，这些情况会让接线员怀疑自己，督导老师的疏导重点也会放在加强接线员的自我肯定，引导他们将生活和接线工作分开上。

“别人的生死和你有关系吗？”

过去5年里，希望热线陆续在中国28个城市设立中心，热线数增至16条，志愿者数量达到1600多人。

几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林昆辉很满意自己当时的决定。“很多人打来电话说，没有人在乎我的死活，热线的作用就是告诉他，我们在乎，我们想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

但他仍在担心，热线也许帮不到最可能实行自杀行为的人。中国农村人口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老人的自杀率也高于年轻人，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条热线的存在。“而那些毫不犹豫就下决心要自杀的人，他们也根本不会打电话。”

根据WHO的数据，可以看出一个趋势是，随年龄的增长，自杀率上升显著。尤其是中老年人自杀率最高。“50-69岁”年龄组，自杀率达15.7/10万，“70岁以上”年龄组的自杀率则高达51.5/10万。这意味着，在老龄化背景下，今后老年人在人群中的比重将上升，而老年人的自杀率更高，这将使得全人口的自杀率被抬高。

遗憾的是，由于信息壁垒，这一群体极少能通过自杀热线获得帮助。

“别人的生死和你有关系吗？”总会有人向接线员们提出这个问题。而后者则给出了相似的答案：“这是个双向帮助的过程。他打进电话恰好被我接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就连在了一起，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除林昆辉的希望热线外，近几年，广州、重庆等地也都开设了自杀危机干预热线。

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分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国芳认为，自杀干预热线在国内逐渐开展起来已经有十几年了，相对于面对面的心理援助形式，热线有速度快、灵活度高、隐私保护性好的优势。但从形式本身来说，不能直观地观察到受助者的表情、动作，而且对方有可能随时挂断，可控性不足；从发展状态来看，热线数量、人员配置和资金投入都很欠缺。

而想要成为合格的自杀危机干预者，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系统培训，“当然，前提是他已经有了心理咨询背景或者心理学专业毕业，完全空白的人去做这个事，可能对他个人都不是个好事。”

摘编自“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2018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