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国问题研究本来主要是冷战的产物，因而从一开始就被强大的政治议程和意识形态偏见所左右。但在冷战时期，这种中国问题研究曾经是西方中国当代研究的主流。不过，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中国问题研究也开始适应时代的发展。此后，中国问题研究又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发生变化。

新加坡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西方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由于它最初是在政府强大的羽翼下应运而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考量的深刻影响。从那以后，新加坡的中国问题研究在不断变化的新加坡国内政治和新中关系的影响下，经历了一番崎岖坎坷的旅程。

从儒家思想到中国研究

从开始到现在，新加坡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走过了以下几个阶段：（1）最初的“中国问题研究”是政府为了鼓励儒家价值观而在1983年成立的致力于古典研究的东亚哲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简称IEAP）（2）东亚哲学研究所于1992年改制成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简称IEAPE），一个专职“中国问题研究”的智囊机构；（3）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在1997年解散，并被随即成立的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简称EAI或东亚所），一个隶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独立研究机构所取代。作为大学研究体系的一部分，东亚研究所的主要使命已经从早期的“观察中国”发展成为观察并研究中国。

在新加坡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的转型的背后，有一个最关键人物。他就是李光耀的“左右手”，曾先后主管过财政、教育和国防部的新加坡首任副总理吴庆瑞。吴在担任教育部长时是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推动者，同时兼任东亚哲学所的主席。当时的哲学所正是儒教复兴运动的主要智囊机构。

吴庆瑞在1984年退出政坛不久，即成为当时在谷牧副总理领导下的中国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特聘外国顾问。他在中国的事业使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兴趣，也使他看到了在新加坡设立中国问题研究基地的需要。

1990年，黄朝翰被吴庆瑞任命为东亚哲学所所长，随后又担任东亚政治经济所所长。1997年，东亚政治经济所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成为新机构的所长，而黄朝翰则转任研究主任。目前，中国出生的郑永年在杨大利短暂任期之后，已经继承了所长的位置。郑永年于1996年加入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是第一位加盟该所的政治学博士（普林斯顿，1995）。

黄朝翰在东亚政治经济所伊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该所从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机构打造成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尤其是关注中国政治变化和经济改革的研究基地。换句话说，新的研究所将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

在最初的两年“中国问题研究”几乎都是在披着“儒家研究”的外衣的情况下进行着。这里面有充分的政治考量。“中国问题研究”事实上完全是研究“中共”的发展，而“共产主义”在当时的新加坡还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在新加坡周边的东南亚各国，更是禁忌话题。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新加坡一直等到印尼与中国建交不久之后，才于1990年10月跟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即使是在邓小平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新加坡还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中国的书报。印尼更是禁止了所有中文书刊。在新加坡，即使是到了1990年代，关于中国的新闻很少能登上本地华文报纸《联合早报》的头版，而英文的《海峡时报》更是用“红色中国”泛指一切与中国大陆有关的事情。

正是由于这些冷战的遗留影响，当时东亚哲学所在古典研究的名义下进行敏感的当代中国研究，工作非常低调。特别是因为当时很多研究人员来自于中国大陆，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所以更要小心谨慎。这种情况一直维持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宣告中国将进一步改革开放，东亚哲学所才更名为东亚政治经济所。

如果说敏感政治环境是一个考验，那么招募合适的研究人员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1990年代初期，要找一批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大陆出身的学者十分困难。为了招募到合格的研究团队，黄朝翰曾几次前往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但收获不大。中国在1980年代曾经派遣了许多留学生到欧美读研究生，但他们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选择了社会科学，而选择读博士的更少。在1991年，在顶尖大学获得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博士的中国学生简直屈指可数。而这些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大部分又倾向于留在美国，哪怕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学院教书。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博士都适合在我们的研究所开展实证研究：例如经济学博士的专业训练对于政策研究而言也许会过于狭隘和“数学化”。事实上，东亚政治经济所自始至终一直都为这个招募问题所困扰。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提到新加坡经验——高速经济成长和良好社会秩序——这当时被中国称为“精神文明”。他倡议中国学习新加坡并且要“做得更好”。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派遣了一支由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带队的高级代表团前往新加坡取经。徐的访问开启了中国官员的新加坡学习之旅：随后一年之内约有400个代表团来到新加坡取经，他们中的许多个都曾来到东亚政治经济所与我们的学者展开讨论并交换意见。

在那些年里，东亚政治经济所参与了许多与中国高层访问相关的活动，包括朱镕基为了推广浦东开发项目的新加坡之旅和第一次在新加坡举行的讨论两岸问题的汪辜会谈。事实上，中共政治局的许多成员都曾经到东亚政治经济所与吴庆瑞副总理展开讨论。中国当今的许多顶级技术官僚都曾参与东亚政治经济所的各种活动，包括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以及银监会主席郭树清。

中国问题研究的具体运作

由于东亚哲学所和后来的东亚政治经济所的主要任务在于开展政策研究，所有刚从大学和研究生院毕业的新手需要调整他们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从学术发表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向强调实用性的政策研究转型。事实上，无论是学术性的研究，还是政策研究都需要坚实的学问，加上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研究工具，而學术与政策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研究者的方法和态度。与学术论文不同，一篇优秀的政策研究报告需要有适当的焦点和坚实的事实基础，而不在于检验假设或者证明某些预设的结论。好的政策研究不仅不能过于理论化，而且要兼具信息量和“简而明”的易读性。

我们认为，做政策为导向的中国问题研究需要长期不断地关注中国国内发展，从而理解中国实际情况和变化。吴庆瑞不把国际关系列为优先研究对象，因他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不够客观的学科。例如在讨论中美关系时，一个北京来的中国学者与一个华盛顿来的美国学者必然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而美国学者之间也有左派和右派立场的分歧。

这样一来，东亚哲学所和政治经济所的研究对象自然是以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与中国改革与发展相关的各种问题为主。这样的研究议程基本上决定了东亚研究所今天的主要研究方向。几十年来，西方的现代中国研究，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一直为冷战所主导，因此一般研究目标放在中国发生的问题和中国的负面发展。这样一来，许多西方的中国评论就常会为意识形态的偏见和个人好恶所主导。为了避免这些偏见，东亚哲学所和政治经济所一开始就致力要走“客观”的研究中国之路，尽量采取既非西方、亦非中国大陆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中国。从现在看来，当时选择的这种客观中立的立场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获益良多，也让我们的研究报告对新加坡政府更符合实际和更有用。事实上，尽量争取客观和中立的研究立场仍然是今天东亚所学者做中国问题研究的基本原则。

我们曾指派一位学者研读和审查多年来台湾关于中国大陆的主要出版物，包括台湾情治机构的研究报告，结论是让人震惊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出版物曾成功地预测，或预期过中国大陆的大事件的发生，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问题研究本身的局限性。从此以后，我们将不做预测作为我们观察中国的主要原则。我们的座右銘是，没有任何一个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可能知道中南海正在发生的事情。

东亚哲学所和政治经济所的主要使命是为新加坡政府提供关于中国发展动态的最新信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我们会定期向新加坡内阁部长、国务部长和各部委的常任秘书提供短小精悍、可读性强的研究报告。第一篇这样的报告，《东亚政治经济所中国新闻分析》由黄朝翰撰写并发表于1991年1月3日。这篇报告出版以后，政治经济所又先后出版了以下的系列论文：《东亚政治经济所背景报告》、《东亚政治经济所评论》、《东亚政治经济所讨论论文》和《东亚政治经济所内部研究论文》。在最初的两年，多数论文由余柱业和黄朝翰两人撰写，而余还要负责将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许多论文翻译为英文。换句话说，东亚政治经济所的运作方式近似于一个政府关于中国的非公开的智囊机构，而它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公共领域流通。

东亚研究所：从研究到理解中国

1997年3月，东亚政治经济所关闭并更名为东亚研究所，成为隶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级独立研究机构。东亚研究所的使命是要开展与中国相关的学术与政策研究，以及研究中国与周边东亚国家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已经经历了两次蜕变，从哲学所到政治经济所，最后到东亚研究所。

为了完成这一学术使命，东亚研究所开始组织每周一次的讲座和定期的公开演讲。在过去的15年里，东亚研究所举办了多次与中国发展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会，而东亚所的学者也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与中国发展相关的学术论著（以英文为主但也包括中文论著）、工作论文（中英文）以及学术论文。此外，东亚研究所还出版了两种学术刊物《中国：国际期刊》以及《东亚政策》。其中《中国：国际期刊》更是已经被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列为国际社会科学引用索引（SSCI）的来源期刊。回顾东亚所在学术发展方面的成就，王赓武过去的学术经验和他的国际学术地位发挥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东亚研究所还通过向新加坡政府提交信息量较大的政策报告《东亚研究所背景报告》，拓宽了其政策相关研究的领域。《背景报告》的目的，主要是向新加坡政府报告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最新发展。截止2013年年底，东亚研究所已经刊发了880期《背景报告》。有些报告是针对突发事件，例如2008年的拉萨骚乱和2009年的新疆暴乱，一些报告是热门也是专题的，例如中共十八大、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央和地方上的重要人事安排，还有其他报告则关注像社会动乱、住房和医疗卫生改革，环境污染，以及中美和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样的长期课题。这些报告一般都以对中国情况的深入分析和学者个人的学术背景为基础。每年年底，研究所还会发布关于中国全年国内政治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以及国际关系变化的年终总结性报告。在新加坡政府内阁中，《背景报告》的长期读者就包括李光耀先生。

除此之外，东亚研究所还会经常为新加坡贸工部、外交部和国家发展部的部长和高级官员就中国和日本发展提供简报。多年来，东亚研究所还受委托为各部委提供咨询报告，这其中就包括为新加坡贸工部提供的对中新苏州工业园的详细评估报告。

东亚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研究东亚特别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机构。在新加坡为数众多的研究机构之中，它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长期在学术和政策关联研究之间保持平衡的研究机构。最近，东亚研究所还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一个智库研究机构列为亚洲最佳五大智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