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亚飞

【摘 要】美国犹太裔作家菲利普·罗斯是当今美国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中篇小说《复仇》是罗斯于2010年推出的封笔之作。该小说围绕1944年在美国犹太社区纽瓦克爆发的脊髓灰质炎展开，叙述了一位犹太体育老师巴基的悲惨人生际遇。本文主要从犹太族裔遭受的种族迫害、道德束缚和身份迷失等方面分析蕴含在《复仇》中的犹太书写特征；通过对《复仇》的创伤性解读，揭示当代美国犹太民族在“大屠杀”语境下的战争创伤、由于传统道德说教产生的道德意识创伤和身份困惑中的文化创伤。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复仇》；犹太书写；创伤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3-0218-03

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种族暴乱和民权运动的兴起，犹太族裔民族意识不断加强，美国犹太裔作家也开始关注犹太民族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各种灾难与创伤。犹太民族长期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使得犹太文学形成了其独特的创伤书写方式。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是当代美国文坛多产的犹太裔作家之一。作为美国犹太文学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罗斯的创作生涯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与许多犹太裔作家相似，罗斯的许多作品仍然保持着鲜明而独特的犹太认同感和民族特征，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较为统一的犹太文化特质：强烈的道德意识、严重的种族迫害和持久的创伤记忆。[1]66-67本文通过分析《复仇》中的创伤性叙事，从战争创伤、道德意识创伤和文化创伤的角度揭示罗斯对当代犹太裔民族在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下所面临困境的关注。

一、“大屠杀”语境下的战争创伤

种族迫害和大屠杀给犹太裔造成的心理创伤是根深蒂固的，美国犹太文学的一个典型主题便是对犹太民族长期遭受压迫和迫害的历史书写。罗斯通过描述纽瓦克地区脊髓灰质炎事件以及主人公巴基的悲惨遭遇，重现了犹太民族遭受战争创伤的历史记忆，揭示出种族迫害和“大屠杀”的阴影始终根植于犹太民族的内心深处。著名学者陶家俊通过创伤文化批判与文化再现对西方创伤文化的三大疑难进行了论述。“创伤体验与历史记忆、象征性创伤事件与创伤认知的矛盾是西方创伤文化的第一大疑难。”[2]123-124二战期间，为了维护犹太民族的尊严和荣誉，为了拯救深重灾难中的犹太民族，犹太人用反抗而死的民族精神积极地投入战斗中。而坎特·巴基却由于视力问题被战场抛弃，成为为数不多不参战的年轻人之一。他因穿着平民服装而感到羞耻，看到有关战争的新闻影片而感到惭愧，战争的创伤和现实的不幸使巴基遭受着双重打击。纽瓦克社区的瘫痪是意大利人故意感染所致，身患脊髓灰质炎的意大利男孩费尽心机给犹太儿童传播疾病正是法西斯灭绝犹太民族的历史再现。“我们是来这里传播脊髓灰质炎的，我们不想让你们这些犹太人从中逃脱”，“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项针对禁止传染脊髓灰质炎的法律的，操场主管先生？”[3]12-14意大利男孩对犹太人的恶意和对巴基的蔑视体现出浓重的种族歧视，而脊髓灰质炎得以在纽瓦克社区传播则是种族大屠杀的现实影射。

“创伤的沉默与文学的发声是创伤文化的第二大疑难。”[2]123-124正确认识和反省創伤性事件，使人们根治潜伏的心理创伤才是关键所在。“大屠杀”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对此表示沉默，而菲利普·罗斯在作品中却没有回避这一带给犹太民族重创的话题，他选择通过文学发声，让人们正视这一永久的创伤性事件。他不仅多次暗示了犹太大屠杀在犹太人意识中的存在，并且在其作品中探讨了“大屠杀”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心理。“我反对犹太孩子们的恐惧。我反对犹太人长时间的恐惧心理。恐惧在欧洲，那也是犹太人逃离的原因。这是美国。越少的恐惧会使我们过得更好。恐惧使我们怯懦，恐惧使我们堕落。培养人们更少的恐惧——那是你和我的工作。”[3]106这是斯坦伯格医生对巴基在困境中的鼓励和希望。在脊髓灰质炎疯狂肆虐时期，斯坦伯格毅然选择留在疫区，并鼓励巴基克服内心的恐惧坚持下去。但从他的话语中可看出，犹太大屠杀对犹太人产生的心理创伤依旧是挥之不去的。

“西方创伤文化的三大疑难则是再现危机。”[2]123-124通过再现危机的方式，罗斯使人们见证了“大屠杀”给犹太民族带来的沉重心理创伤。“再现危机是既有知识话语的危机，因为它不可能再现不可再现之事物；或者说它不可能接近、表现、言说创伤事件给予创伤文化主体造成的持久、不断重复的痛苦心理现实和精神磨难”。[2]124罗斯突破了传统文化叙事的再现危机，使用象征比喻的方式，从而打破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界限。在《复仇》中，纽瓦克犹太人社区与印第安山分别喻指犹太大屠杀的欧洲和相对开放的美国，而巴基从维魁克社区的逃离也喻指着灾难中的犹太人从欧洲逃离到美国。[4]41同样，维魁克社区犹太人遭受脊髓灰质炎的灾难预示着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痛苦的延续。“反犹太主义者说道，正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脊髓灰质炎才在那里蔓延。这一切都是所有的犹太人造成的。维魁克社区成了瘫痪的中心，犹太人应该被隔离。他们中的有些人似乎认为摆脱脊髓灰质炎蔓延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维魁克社区和里面所有的犹太人烧尽。”[3]193当疾病盛行的时刻，种族主义歧视更为明显。美国人把一切的疾病、灾难惩罚归结于犹太人的存在，他们甚至认为逃脱瘟疫最好的办法便是烧死所有犹太人，这不禁让人回想起纳粹实行犹太种族灭绝的种种恶行。犹太民族过去遭受的创伤如今以另一种方式再现，过去的创伤和现在的创伤重叠交错，不仅恢复了犹太人的历史记忆，而且加重了他们灵魂深处了创伤体验。

二、传统道德意识创伤

犹太人十分注重犹太教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并执着于强烈的道德操守。他们所注重的道德观念源自于犹太教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和为人类赎罪而受磨难的教规观。[1]67犹太教拥有天生的优越感和有别于其他宗教的自信。长期以来，他们都实践着一种至圣的生活方式。在宗教信仰上，他们认为犹太人的行为要符合犹太法典的规范，因此他们追求一种极端自律的道德标准。而事实上，传统犹太道德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捆绑着年轻一代犹太人的生活，正如《复仇》中的主人公巴基对于犹太传统道德操守的偏执观念造成了他天谴式的苦难与煎熬。

传统犹太道德观念使巴基背负起了沉重的心理和精神包袱，过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罪责意识使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质疑、否定自己，最终难以逃脱悲剧式命运。巴基自幼丧母，父亲又因盗窃罪入狱，抚养他的责任便交给了祖父母。从小父母关爱的缺失使巴基形成了坚毅的性格。巴基在外祖母的关照下成长，恪守犹太传统的外祖父萨姆则承担起了严父的角色，他竭尽所能培养巴基的品格：正直、顽强、责任感。外祖父的教养使巴基形成了“责任即宗教”的信念，“要像男人一样坚强，像犹太人一样有毅力”，并时刻“为一切正义而战”。[5]40巴基努力克服种种困难，竭尽全力成为像外祖父一样的犹太“硬汉”。外祖父的言传身教使巴基树立起了高尚的情操和严格的道德操守。他认为作为男子汉就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勇敢面对逆境，战胜一切困难。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巴基选择参军，为正义献身、为国效力，但却由于遗传父亲的高度近视被战场抛弃，眼看着好友大卫和杰克勇赴战场，巴基陷入了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中。“如果不能成为一名士兵，那他发达的肌肉和突出的运动才能又有什么用呢？若只是为了强壮得足以投标枪，他便不必从年少时期就坚持举重——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使自己足够强壮可以成为一名海军。”[3]26巴基愤恨的是空有满腔的热情却无法实现自己的英雄梦，而内疚不安的是辜负了外祖父对其的期望。大学毕业后，巴基在操场上他找到了实现自己价值的出路。巴基拥有完美的身躯和强健的体魄并擅长标枪运动，在孩子们的眼中，他就是一位拥有超能力的完美英雄。孩子们的敬爱使巴基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生涯中，他像外祖父教导自己一样锻炼孩子们的身体和意志。他把所有孩子的健康成长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在脊髓灰质炎肆虐的日子里，巴基眼看着一个个孩子遭受疾病的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愧疚。他甚至认为病魔不断夺走孩子们的生命是自己的失职所致。继而选择去印第安山与女友玛西亚相聚更使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内心的煎熬，他认为自己背叛了纽瓦克社区的孩子们，逃离对他来说是无可饶恕的行为，他的所作所为令自己感到无比羞耻。对孩子们无私的爱和偏执的责任感使巴基逐渐迷失了对自己的判断。在印第安山的每一天，巴基都处在自责、沮丧中，他不断对自己进行着道德审判和心理惩罚。然而，巴基还是没能逃脱疾病的魔爪，脊髓灰质炎最终抵达夏令营，唐纳德·卡普洛和玛西亚妹妹的相继染病，自己又被确诊为脊髓灰质炎携带者，这一切令他彻底崩溃。

精神世界的崩塌使他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他再也无法相信上帝可以拯救人类，他开始怀疑和责问上帝的力量。“上帝在我出生时杀死了我的母亲。上帝给了我一个盗窃的父亲。在我二十几岁时，上帝让我患了脊髓灰质炎，又让我传染给了至少十几个孩子，可能更多，其中包括玛西亚的妹妹，包括你……”[3]263与此同时，巴基把对上帝的怀疑和憎恨以逆转的方式发泄到自己身上。在巴基的心里，自己已经成为上帝作恶的帮凶，他对上帝的怀疑与愤恨更是对自己无止尽的心理惩罚。“印第安山营孩子们的脊髓灰质炎是一个悲剧，但他不能接受。他必须把悲剧转化为自己的罪责。”[3]265正是这种偏执的犹太道德意识使得巴基无法逃脱内心的惩罚，执着的结果便是身心均被摧毁。巴基所遵从的伦理道德规范正是传统犹太文化所宣扬的原罪精神。犹太宗教认为人自一出生便带有原罪，因此要主动承担责任来获得救赎。在这种偏执的道德观念的熏陶下，巴基不断地内省自己，苛责自己，甚至进行自我心理虐待。最终这错置的责任感使他抛弃了美好的一切，巴基拒绝了女友玛西亚的陪伴，他认为“唯一挽救尊严的方式就是拒绝一切他曾经渴望的东西。”[3]262

三、身份困惑中的文化创伤

犹太文化形成于犹太教，因此犹太文化有着深刻的宗教烙印。自古以来，犹太人就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意识，这种身份意识贯穿于宗教意识之中。作为犹太人，他们必须信仰上帝，坚决遵守犹太节日和宗教仪式，对上帝不能有任何怀疑。可自称为上帝“特殊选民”的犹太人非但没有享受特权，还经历了非常残酷的处境。犹太人所遭受的各种灾难使他们开始质疑自己的犹太身份，这种身份的困惑与迷失集中体现在宗教信仰的动摇上。当纽瓦克社区孩子们的生命被残酷无情的瘟疫夺走时，许多犹太民众对上帝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艾伦·麦克的死使他的家人厌恶上帝所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脊髓灰质炎的存在，为什么要让瘟疫夺走年仅十二岁的艾伦的生命。”[3]74-75此时的巴基已开始质疑上帝，上帝在他心中不再是仁慈、圣洁、拯救万民的形象，他已沦为一个冷血的杀手，不断吞噬孩子们的生命。“但现在他不再是孩子了，他能够理解为什么事情不能这样，是因为上帝。如果不是因为上帝，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本性，事情就不会如此”。“他被激起的愤怒不是针对意大利人，或是家蝇，或是邮件，或牛奶，或金钱，甚至不是针对脊髓灰质炎的病毒，而是对本源，创造者——上帝，是他制造了病毒。”[3]126-127对巴基而言，上帝对这些“特殊选民”毫无宽恕可言，留给他们的就只有疯狂肆虐的瘟疫和残忍。巴基在一次次的厄运中对自己的犹太身份产生了困惑，他质疑自己的宗教信仰，憎恨上帝的无所不能，甚至把自己所有的灾难和不幸都归咎于上帝的邪恶力量。

千百年来，犹太人多次面临民族衰亡，受到无数迫害和危机，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文化上都遭受着巨大的创伤。犹太民族虽通过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延续着自己的文化身份，但长达两千多年的逃亡生活早已使犹太民族饱受文化创伤。这种文化创伤集中体现在第二代犹太移民身上。受到美国多元文化影响的第二代犹太移民一方面渴望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犹太传统和美国文化的两难选择，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自我身份的困惑与迷失。正如黑人學者杜波伊斯在1901年提出的“双重意识”：“它使一个人总感觉到自己身份的双重性；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彼此不可调和的斗争；两种并存于一个身体内的 敌对意识。”[6]8在《复仇》中，女友玛西亚代表着巴基所向往的美国现代主流文化。令人羡慕的大洋房、互相关爱的家人、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玛西亚的存在构成了他对现代美国生活的希望。巴基在接受美国多元文化熏陶的同时，又要继承犹太文化的传统。外祖父萨姆竭力把巴基培养成传统的犹太硬汉形象，他鼓励孙子为自己站起来，为犹太人的身份站起来。外祖父对其从小的教养和严格的要求使得巴基难以冲破禁锢的牢笼，传统犹太文化的力量压倒了外界的渗透，巴基在文化的夹缝中艰难行进。这种长期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现实处境带给现代犹太人一种被世界排斥的创伤之感。

羅斯在展示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揭示出当代美国犹太裔精神上的迷茫、恐惧和异化的现象。年轻一代对传统犹太文化的背离、对自己处于“他者”地位的焦虑以及对反犹主义的恐惧突出表现了他们在身份困惑中所遭受的文化创伤。巴基对于反犹主义的恐惧正是二战后犹太裔心理的真实写照。在脊髓灰质炎流行初期，巴基试图减少恐惧对操场上孩子们的影响。“重要的是不要让孩子们感染恐惧的病毒”，[3]38这种恐惧的病毒实质上指的是反犹主义的恐惧。巴基在操场上英勇地赶走意大利反犹分子表现出他战胜恐惧的决心。巴基希望孩子们不要被恐惧所摧垮，但他自己却很快被恐惧所控制并击垮了。在遭受脊髓灰质炎的灾难后，巴基亲手扼杀了和未婚妻玛西亚之间的爱情，他因内心的恐惧无法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种族迫害和大屠杀虽已远去，但反犹主义的阴影却依然留在犹太人心间，挥之不去的恐惧心理使他在政策相对宽松的美国仍感到无所适从。

四、结语

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总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历史文化等密切相关，美国的犹太文学亦不例外。本文从《复仇》中主人公巴基的个人遭遇入手，再现了犹太民族所遭受的历史创伤。罗斯在以前的创作中一以贯之地讽刺这种后大屠杀的身份政治，更凸显出战争带来的恐惧是犹太裔心理创伤的历史根源。[7]54生而有罪，进退维谷是巴基实施自我惩罚的宗教根源，多元文化下的身份困惑与迷失则导致了其深受文化创伤。本文从创伤视域解析菲利普·罗斯这部作品中美国犹太裔承受深重苦难的原因，所有的创伤都是历史问题，巴基的创伤预示着一代甚至几代犹太人的创伤。犹太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怖主义这些二十世纪人们所经历过的创伤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只有真正唤醒人们的创伤意识，宣泄出压制的情感才是走出创伤的途径。文学是抒发情感，愈合创伤的有效手段。菲利普·罗斯旨在通过文学的力量言说创伤，使人们见证创伤，从而使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走出集体创伤。

参考文献：

[1]吾文泉，徐文雅.阿瑟·密勒戏剧的犹太写作[J].外国文学研究，2014.

[2]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

[3]Roth，P.Nemesis [M].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Vintage Books，2010，book cover.

[4]李俊宇.后大屠杀语境下的沉思：“复仇女神”中的受难式英雄主义[J].常州理工学院学报，2013.

[5]乔传代.生态伦理语境下《复仇女神》的悲剧与反思[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6]Du Bois，W.E.B. The Souls of Black Folk[M].New York：Bantam Classic，1903.

[7]Rothberg Michael.“Roth and the Holocaust”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M].Timothy Parrish，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