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学教科书的发展与研究

2018-06-09郭震钟晓媛

化学教学 2018年4期

郭震钟晓媛

摘要：以我国近代出版的中学化学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对教科书在诞生、发展和制度化时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出版特点与内容变迁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现状，对现有结果存在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近代中国；中学化学；教科书研究

文章编号： 1005-6629（2018）4-0008-05 中图分类号： G633.8 文献标识码： B

教科书是根据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编制的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象征，学科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通过教科书体现。同时，教科书也是文化的传播载体和大众认识科学的主要工具。我国的化学教科书自清末诞生，迄今已过百年。多年来，学术界关注新中国时期的化学教科书，特别是课程改革后出现的“新课标”教科书，已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对我国近代科学教育启蒙与发展时期出版的化学教科书仍较少关注。对这一时期化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以及近年来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将为新时代的教材建设和教育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1 近代化学教科书发展概况

1.1 化学教科书的诞生

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我国首次在官办学校中将化学列入课程内容。该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于1868年出版了科学译著《格物入门》，《化学入门》是其中的第6卷，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化学教科书[1]。这一时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寿和傅兰雅（John Fryer），广州博济医学堂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何瞭然，以及京师同文馆的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等人翻译出版了《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化学初阶》《化学指南》等一系列西方近代化学专著。这批化学专业书籍并未根据课程文件编写，缺乏教科书的一些基本要素，多被视作现代化学教科书的萌芽[2]。

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在中学开设化学课，1904年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规范了化学教学内容[3]。此后，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陆续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是我国第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系列教科书。目前可见的最早的新式化学教科书，是其中的《最新中学教科书化学》（美国人史砥尔原著，谢洪赉译，商务印书馆1903年）[4][5]。由于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使教科书需求迅速增长，官修教科书已不能满足需要，民间出版的教科书迅速占领市场，成为清末教科书的主要来源，化学教科书则主要来自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此时的化学教科书，在内容上主要翻译自日本中等化学教科书，如吉田彦六编写的《化学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5年），龟高德平编写的《中学化学教科书》（文明書局1906年），大幸勇吉编写的《最新化学教科书》（文明书局1906年）等。各版教科书的内容都比较接近，一般分化学基本理论、非金属、金属、有机化合物几个部分，从最常见的简单物质——空气和水开始，系统介绍无机元素及其化合物，穿插讲化学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最后介绍有机物；教科书的栏目设置还不够完备，多未设置习题和独立的化学实验。

1.2 化学教科书的进一步发展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于1912年公布了新的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废除封建教育宗旨，要求“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6]。化学因其自然科学属性，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与清末保持一致，但其呈现形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有的教科书将竖排改为横排，并将化学实验编号后单独列出，更多考虑了教学的实际需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我国。北洋政府于1922年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戌学制”），提倡平民教育思想，要求教育适应社会的需要，并将初、高中分段。新学制课程纲要没有具体规定初中化学的教学内容，并将其归于综合性自然课中。这导致初中化学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没有赶上学制改革的步伐。极少数标明适用于初中的教科书，如《初等实用化学教科书》（贾丰臻、贾观仁，商务印书馆1924年），其教材内容与难度与高中化学教科书的区别并不明显，知识的阶段性和教学的适应性不足，故此前出版的中学化学教科书在当时不少学校中仍被广泛使用[7]。

1.3 化学教科书的繁荣与制度化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其颁行的“戊辰学制”基本沿用“壬戌学制”。1929年，教育部颁布暂行课程标准，1932年颁布正式的《中学化学课程标准》，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详尽规定，并给出“实施方法概要”。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所发展，以课程标准的颁布为直接契机，各书局纷纷推陈出新，使我国化学教科书的出版进入近代的最高潮[5]。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韦镜权和柳大纲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化学》、郑贞文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世界书局出版的钱梦渭的《钱氏初中化学》、朱昊飞与吴治民的《朱吴两氏高中化学》，中华书局的蒋拱辰的《初中化学》、黄德涛的《高中化学》，以及正中书局的王义钰的《建国教科书初中化学》、黄素封的《建国教科书高中化学》等。这批教科书在内容体系上遵循课程标准的规定，较为系统全面，呈现方式上根据教学需要设置了一些新的栏目。不少教科书经多次修订再版，沿用至1949年。

1937年爆发的全面抗战及此后的内战使国内持续动荡，教科书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尽管1941年、1948年有修订版课程标准颁布，但只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正中书局出版了《新中国教科书初级/高级中学化学》。另外，敌占区的伪教育总署编审会出版了《初中化学》《高中化学》。而其余化学教科书多只进行少量修订，各书局不再新编初、高中成套的化学教科书。

国民政府于1943年规定战时小学各科和中学公民、国文、历史、地理必须采用国立编译馆编写的“国定本”教科书，其余各科仍沿用原审定本教科书[8]。化学“国定本”初中教科书则由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中华书局和“五联社”（大中国图书局、新亚书局、广益书局、北新书局、中联印刷公司）分别出版。该书依据修正版初中课程标准，注意内容和难度与高中的区别，避免了抽象理论与复杂计算；强调日常生活以及国防和工业生产，加入了一些生活化的实用性内容。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教科书的审查力度；而化学课程标准在多次修订后，其体系较为科学，内容规定已相当细致。这在促进化学教科书形式规范、内容成熟和质量提高的同时，也限制了编写自由，使不少该时期出版的化学教科书的编写特色不够明显。

2 近代化学教科书的研究现状

中国近代教科书的研究目前已有丰硕的成果问世，如石鸥、吴小鸥的《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简明中国教科书史》《百年中国教科书论》《复兴之路：百年中国教科书与社会变革》，毕苑的《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王建军的《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汪家熔的《民族魂——教科书变迁》，以及王有朋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等。以上研究对我国近代各学科教科书进行了系统整理，全景式地呈现百年来中国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但在分析教科书变迁时，多以语文、历史等文科教科书为例，侧重考察教科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从文化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角度分析文史类教科书教材内容与呈现形式的演进；理科教科书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数学教科书，对其他自然科学教科书，尤其是化学教科书关注不足。

对近代中学化学教科书较早进行的系统研究，主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梁英豪的《中国化学教育史话》[9]中等化学教育部分，对几种在我国近代影响较大的初高中化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编写思想和整体特点进行的详细介绍。此后，对近代化学教科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近代化学初入我国时期翻译的化学专著的研究，如盛根玉在《近代化学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对徐寿和傅兰雅翻译的7部近代化学书籍的整理与评价[10]，以及汪丰云等在《清末民初几本代表性化学教科书》中对《化学初阶》《化学鉴原》等书的介绍[11]。另外，则是在介绍近代著名编译家的同时整理相关化学教科书，如王细荣的《近代化学本土化的推进——虞和钦编译的化学教材述评》[12]、张运法的《徐寿与〈化学鉴原〉》[13]、谢振声的《郑贞文先生与商务印书馆》[14]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钦定中学堂章程》颁布前、近似于学科专著的早期教科书，对此后制度化的化学教科书较少涉及，目前可见的仅有王细荣在上文对清末民初《中学化学教科书》和《新制化学教本》的研究；同时，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仍缺乏对化学教科书发展脉络和具体教材内容的专门研究。

近年来，课程教材研究所对我国近现代教科书进行了较多研究，其中有关化学教科书的主要有《近代中国化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内容特点分析》[15]《民国的初中化学教科书》[16]《民国时期“复兴”初高中化学教科书述评》[17]《“中体西用”下的化学启蒙教育》[18]《我国中学化学教科书中核心概念的百年变化特点》[19]《百年中学化学教科书中“元素周期律”的呈现》[20]《百年中学化学教科书中元素化合物知识编排结构的变迁》[21]《分子、原子概念的變迁研究》[22]《我国中学化学教科书中化学平衡内容的变迁》[23]《教科书中的有机化合物命名》[24]等。梳理了化学教科书的出版概况，关注教科书具体知识内容的呈现方式与变迁过程，进一步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角度。但由于受相关背景资料来源等因素的限制，以上研究对各版本化学教科书的源流演变、编写组织以及实际使用情况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对近代化学教科书的个案研究仍显不足。

3 进一步研究中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3.1 拓展化学教科书的研究来源

我国化学教科书的发展肇始于翻译国外教科书。进入民国后，随着社会对本土化教科书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我国化学教育的发展和化学专业人才的逐步涌现，民国后除最初几年尚有少量新译日美化学教科书外，国人自编化学教科书已成为主流。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Newton H. Black和James B. Conant所编的《Practical Chemistry》（“实用化学”）在我国中学使用甚多，相关译本竟有十余种，可以认为是对近代中学化学教育影响最大的化学教科书之一[25]。该书原名《Practical Chemistry： Fundamental Facts and Applications to Modern Life》（New York： Macmillan Co.），1920年初版，1929年修订，中译本名为《实用化学》或《勃康实用化学》。1936年经增订后改名为《New Practical Chemistry：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pplied to Modern Life》，1946年修订，对应中译本名为《最新实用化学》或《新订实用化学》《最新实用生活化学》。另外，据老一辈学者回忆，上海不少高中在20世纪40年代使用了美国人Horace G. Deming的《General Chemistry》（“普通化学”）教科书。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的陆道培院士家中至今仍保存着他中学时读过的Deming的《General Chemistry》[26]。该书在当时我国的大学中也曾普遍使用[27]，有严志弦、薛德炯等人的译本。无机化学家徐如人院士在1949年夏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当时的系主任严志弦便使用这本书作为授课教材[28]。曾任北京化工学院院长、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的李苏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建化学系时，也选用该书作为教材[29]。

这两种民国晚期出现的美译本化学教科书，其内容体系与当时根据课程标准编写的一般中学化学教科书区别较大，但也得到了广泛使用，似乎未受国民政府审定制度的制约，表明当时存在着“制度之外的教科书”，而学校选用教科书也存在一定的自由度[30]。出现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尚待进一步考证，而对这两种重要的化学教科书的研究目前仍基本属于空白。

与此同时，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科书是沟通知识精英和人民大众的天然桥梁，是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有效工具，是革命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其中的化学教科书，目前可见的仅有四十年代末山东解放区王洪年编写的《实用化学》[31]。该书强调日常生活，注重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解放区在教育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条件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是四十年代教科书“规范化”时期的一本很有特色的教科书。对该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并把今后可能发现的更多根据地、解放区化学教科书纳入研究范围，将大大丰富我们对民国时期化学教科书的认识。

3.2 提高化学教科书的研究深度

目前，一些研究从出版学和编辑学角度出发，较多关注了清末民国时期化学教科书外在的发生和编译规律，尚未深入当时化学教科书所选用的教材本体和基于的教学实际，而后者在基础教育领域更具研究价值，例如对近代化学教科书的难度与使用情况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化学教科书应尊重学生认知规律和学科自身规律，在构建完整的化学知识体系基础上进行通识与素养教育。从内容广度的角度分析，近代化学初高中化学教科书所涉及的元素化合物种类远多于当下的中学化学教科书。纵观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的化学教科书，可以发现其中的元素化合物内容在不断减少。近年出版的化学教科书具体介绍的元素种类更被严格限制在十分有限的几种。类似的现象不独见于化学教科书，其原因则主要源于教育主管部门减轻学生负担的良好初衷。这种“减负”在形式上减少了学生学习的知识总量，然而容易造成学生学科知识体系的结构性欠缺，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一般人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认知过程；不仅不利于学生理解和教师讲授，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公民的科学素养；同时，学生的课业负担也并未因此而明显降低[32]。

单纯基于教科书文本的教材难度分析并不容易对近代化学教科书的教学难度作出客观评价。这需要对当时使用过这批教科书的学生进行大量访谈调查。随着时间的流逝，进行这项工作将变得越来越困难。目前，由于相关资料缺乏，我们对近代化学教科书的实际使用情况还不够了解，对当时教科书的内容与学生负担之间的关系仍不甚了了。而这对于当前教科书的编写和使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3.3 关注化学教科书的“本土化”发展

教科书作为特殊的知识载体，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植根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之中，表达集体传统和意图，是特定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产物[33]。教科书具有偏重本民族文化传统，宣传符合国家要求的思想观念的自然价值倾向。我国的近代教科书自诞生起就承载了价值传承功能。清末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希望通过教科书传播宗教，抗战时期的“伪满”“汪伪”政权试图通过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而民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则希望通过教科书传播进步思想，唤醒民众，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些功能在化学这门自然科学的教科书中，需要通过教材内容的“本土化”方能实现。

我国的近代科学技术源自国外，最初的化学教科书也都是翻译本，其中列举的矿物产地、物质制备方法、化工生产实例皆出自国外，与我国国情相去甚远，师生常感茫然。随着国人自编教科书的出现，化学教科书中逐渐出现了本土化内容，如与化学相关的中国传统工艺、各类矿产的本土分布、民族化学工业的发展、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等等。化学教科书的编者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宣传“实业救国”，警醒国人，振奋民族精神。近代化学教科书的内容本土化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等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其呈现虽不及语文、历史等文科教科书那样明显，但却很好地体现了我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的时代特色：教科书发展受近代社会变革影响，而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又使之成为影响当时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34]。对近代化学教科书中这部分内容的深入研究，将对在当下新时代环境下产生的教科书中如何更好地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更为现实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海.化学元素的中文名词是怎样制定的[J].化学教学，1989，（3）： 36～38.

[2]石鸥，刘学利.跌宕的百年：现代教科書发展回顾与展望[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3）： 28～34.

[3]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化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石鸥，吴小鸥，方成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5]毕苑.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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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钟晓媛.民国的初中化学教科书[N].中华读书报，2014-9-17（14）.

[8]吴小鸥，高千珊.陈立夫与抗战时期教科书的发展[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5）： 25～29.

[9]郭保章，梁英豪，徐振亚.中国化学教育史话[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10]盛根玉.近代化学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传播[J].化学教学，2012，（3）： 72～75.

[11]汪丰云，蔡菊，杨必春，顾家山.清末民初几本代表性化学教科书介绍[J].化学教育，2012，（4）： 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