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过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对社会个体公益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社会参与对个体公益性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社会捐赠量和社会志愿服务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会参与中的组织参与和个体的公益性行为呈正向相关，但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与个体的公益性行为呈负向相关。这是由于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倾向于在具有同质性关系的社会群体中产生从众行为，进而影响到其社会捐赠和参与社会志愿服务等行为。

关键词 社会参与 社会捐赠 公益行为

作者简介：包坤，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5.183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整体进步，慈善事业在其发展壮大中受到越来越多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关注，这在促进社会公平，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慈善事业的主体主要以企业等社会团体和组织为主，个人捐赠只占很小的比例。然而，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公益性行为中，社会成员自身所参与的社会捐赠和社会志愿服务也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个体公益性行为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描述现代社会中个体化社会成员参与公益行为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特定变量预测个人的公益性行为，特别是社会捐赠量和社会志愿服务时间。

二、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中对个体化社会成员公益性行为的研究根据具体的研究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对其捐赠行为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其社会志愿行为的研究。

在关于社会捐赠的实证性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从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参军经历、党员身份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上展开。在这些因素中，年龄、受教育年限、参军经历、党员身份等因素对于个人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此外，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其参与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个体捐赠额度的相应增加，且捐赠额度与工作收入之间呈现典型的U型关系，职业与捐赠之间亦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在关于社会志愿服务的现有研究中，有研究者从公民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及健康状况三个角度讨论了人力资本对于公民志愿活动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公民参加公益活动的可能性成正相关，而健康状况与志愿行为的关系并不显著。此外，研究者也表示志愿行为可以通过维持身心健康，改变应对方式和改善生活状态来促进个体幸福感的实现，对于社会成员产生正面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于社会捐赠和社会志愿服务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社会捐赠和社会志愿服务等实证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捐赠行为和社会志愿行为的发生与否进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很少触及到捐赠金额和志愿服务时间等更加深入的变量；另一方面，现有的研究总是将社会捐赠和社会志愿服务分开研究，基本没有将二者结合以研究社会成员公益性行为的相关成果。基于现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笔者拟结合社会捐赠和社会志愿服务，从社会参与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

三、研究设计

此次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活动，诸如参加社会组织、参与相关讨论对于其社会捐赠金额和社会服务时间的影响，从社会学层面探讨与社会成员公益性行为相关的因素。针对这一研究主题，可以简单成立两个研究假设，一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程度越高，其相应的社会捐赠量便会越高：二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程度越高，其参与社会服务的时间也会越多。

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度调查问卷的A卷部分，共有5819人填写了这一部分问卷。在这些数据资料中，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筛选出以下两个因变量：

因变量一：社会捐赠金额。以被调查者在2011年是否进行过社会捐赠为筛选条件，笔者共选出了1855份有效数据。被访者男女性别比例较为平衡，为别占样本量的51.2%和48.8%；年龄最大值为93，最小值为21，平均数为48.98岁；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

因变量二：社会志愿服务时间。笔者以在2011年是否参加过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为筛选条件选出了435份数据。其中，男女性别比例较为平衡，为别占样本量的52.2%和47.8%；年龄最大值为87，最小值为22，平均年龄为48.23岁；受教育程度也主要集中在初中。

社会参与作为此次研究的重要预测变量，在研究中主要通过对于三个问题的分析来进行操作化，包括社会组织参与、本地事务讨论和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

四、数据分析模型

在确定了具体的因变量和预测变量之后，我们便根据研究假设建立了具体的回归模型（表1）。在表中模型A1和模型A2是基于因变量一即社会捐赠金额所形成的回归模型，模型B1和模型B2是基于因變量二即社会志愿服务时间所形成的回归模型。

首先，我们可以对模型A1和模型A2进行对比，以了解社会捐赠金额的具体情况。在模型A1种，以人口统计学变量为自变量对于社会捐赠金额进行预测其调整后的R方达到了13%，说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在预测社会捐赠金额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中男性比女性的捐赠金额更多，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比群众捐赠的更多，而共青团员捐赠量相对较少，这是由于共青团员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难以在社会捐赠中付出太多。在模型A2中，由于加入了参与组织、社会网络和参与事务讨论三个预测因子，其调整后的R方提高了2.9%，说明社会参与对于社会捐赠具有一定的影响和解释力。其中组织参与对于社会捐赠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社会网络则与社会捐赠呈现负相关，即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对于社会捐赠的金额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参与事务讨论对于社会捐赠量没有显著相关。

其次，在模型B1和模型B2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人口统计学变量还是社会参与的相关变量对于社会志愿服务时间的解释力都显得不足。在模型B1中，只有年龄对于社会志愿服务时间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余变量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在模型B2中年龄与参加社会志愿服务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作用，而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志愿服务时间之间是一种显著的负向相关。在模型B2中，社会参与变量的加入使得调整后的R方同样增加了2.9%，说明社会参与对于社会志愿服务时间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中，参与组织呈现正向的相关，而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与其参与社会志愿服务的时间呈现负相关，参与社会事务讨论的影响依旧达不到显著水平。

最后，通过模型A和模型B的比较发现。在模型A中，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社会捐赠量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在模型B中，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社会志愿服务时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可以解释为社会捐赠与社会成员的经济因素具有一定的联系，而人口统计学的变量又与之密切相关，进而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社会捐赠量。

另外，在社会参与的变量中，参与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捐赠量和社会服务时间的提高均有正向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提高了个人的归属感，个体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社会捐赠、参与社会志愿服务。

然而，我们也发现，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不会促进社会成员的公益性行为。这是因为在同质性高的群体中，关于社会捐赠和社会志愿服务的信息传播更为明显，人们比较认同自己所处的群体行为规范，因而会受到他们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背景下，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高，反而不会轻易受到他们行为的影响，只会受到自己亲密的人、认同感较高的人的影响，从而采取相似的社会行为。

五、结果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调查2012的数据，分析了社会成员公益性行为的影响因素。此次研究的主要发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虽然受教育程度对于社会成员是否参加社会志愿服务具有正向相关作用，但是，受教育程度与具体的参与社会服务的时间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随着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其对于公益事业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更倾向于参加社会志愿服务；但是，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带来了参加社会志愿服务机会成本的提高，因此导致其具体参与社会志愿服务的时间反而减少。

第二，社会参与程度的提高，特别是组织参与程度的提高，对于社会成员不论是社会捐赠量，还是参与社会服务时间都有积极的正向作用。这也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社会参与度越高，社会捐赠量会随之增加，社会志愿服务时间也会随之增加。

第三，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与社会捐赠量和社会志愿服务的时间成反比，即社会成员社会网络的同质性越高，其社会捐赠量和社会志愿服务的时间越多。这是因为在注重差序格局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对于自己周围熟悉的、关系亲密的人具有更高的认同感，更倾向于在这样的群体中产生从众行为，导致在同质性社会群体中产生更多的社会捐赠和社会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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