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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次为《新华日报》

2018-06-07

百年潮 2018年5期
关键词:马烽报头新华日报

题写报头

毛泽东生前十分重视和关心《新华日报》,曾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1938年10月25日至1947年2月在重庆出版。1949年4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把具有光荣历史的党报《新华日报》的报名,用于解放后的南京党报。4月30日,《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

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最初阶段,报纸仍然沿用了重庆时期《新华日报》的报头。1949年9月间,有几位同志从北平来,带来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新华日报”四个大字,同志们大喜过望。通过紧张工作,1949年9月17日用上了毛泽东第一次为《新华日报》题写的报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来江苏视察,每次来南京都要读《新华日报》。1953年2月22日,毛泽东乘军舰到达南京。第二天上午,他读了《新华日报》,不顾旅途劳顿,立即挥毫第二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毛泽东第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是在1964年7月19日。这次,毛泽东是用宣纸书写的。他把“新华日报”四个字写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亲自选定四个字,在其右上角圈了双圈。新报头在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国庆节正式启用。

毛泽东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是我国新闻出版史上的珍闻,是值得新华报人引以为光荣和自豪的一件大事。

(知秋摘编自《毛泽东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档案与建设》2003年12期,徐之峻/文)

毛泽东的健身方法

游泳、冷水浴,毛泽东坚持了几十年。除了这两项众所周知的健身方法,爬山、露宿、风浴、雨浴,也是毛泽东锻炼身体的常用方法。

据毛泽东一师的同学回忆,一个秋天的星期天,毛泽东在自习室里看了一阵书,觉得有些疲倦,起身走到他的座位边,邀他同去爬山。两人走出校门,连走带跑,一气爬上离学校两里外的金盆岭。站在山顶上,眺望长沙近郊的初秋景色;又坐在树上石头上谈了一会儿,才慢慢地下山回校。在路上毛泽东很有感触地说道,我们爬得高,就望得远。有一天,我要爬上阿尔泰山、喜马拉雅山,不是爬得更高,望得更远嘛!

毛泽东就读的湖南一师,与岳麓山仅一江之隔,爱晚亭是岳麓山的一处著名景点。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学校后山君子亭、岳麓山、爱晚亭、橘子洲头等处,常成为毛泽东等露宿的地方。有一年暑假,毛泽东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与蔡和森住的周家台子相隔不远。两人都喜欢在大风大雨中爬山。他们从山下的爱晚亭爬上山顶的云麓宫,又从云麓宫走回爱晚亭,既不张伞,也不戴笠,让雨水淋透全身。常常就穿着一身湿透的衣服走到半学斋或周家台子畅谈一会儿,才回到自己住处。有时候,毛泽东还喜欢在爱晚亭露宿。天黑以后,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携着小小的篾席子,一路走到亭子上,乘凉闲话,一直到夜深人静时。他们把席子铺在亭子里或亭旁草地上,为了怕空气不好,各人的席子铺得有相当距离。有一天早晨,几个游人来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一条长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头脚用报纸盖着。游人吵醒了他,他动了一动,翻过身,收拾好报纸,起身就走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原来山上夏夜蚊子多,他只好用报纸盖着身子睡觉。这种露宿活动,甚至到了下霜的日子,他们还在坚持。

(黄艳摘编自《毛泽东与山文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游和平/著)

刘邓大别山“约法三章”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远离后方,长途奔袭,极度疲惫,面临残酷考验。更为严重的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生了一些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刘伯承和邓小平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召开整顿纪律的紧急干部大会。为严肃军纪,刘伯承和邓小平对部队“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并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纪者。

令人痛心的是,“约法三章”不久又发生了直属警卫团副连长违纪“抢劫”民财事件。一位店铺老板因不了解我军的情况,疑惧军队,丢下店铺躲进山中。警卫团某副连长顺手从店铺拿了一匹花布、一捆粉条及一些白纸和毛笔。得知此事后,刘伯承指出,问题竟发生在眼皮底下,是灯下黑,更应该严肃纪律。邓小平严肃地说,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必须执行纪律。

根据刘、邓意见,部队决定按纪律召开公判大会,动员群众下山参加。执行纪律前,有战士和百姓替这位副连长求情。邓小平和刘伯承态度坚决,表示:事情虽小,军纪如山。刘、邓和这位副连长感情很深,但法不容情。邓小平说:“三国时,孔明曾挥泪斩马谡。我们硬是把泪水往肚里吞啊!”

(知秋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3月27日,文世芳/文)

邓小平倡导简洁文风、

力戒形式主义

邓小平是一位倡导简洁文风、力戒形式主义的躬行者。这从他写于1950年11月3日、1951年5月13日、1951年5月29日的三次批示中,就可以看出。

1950年10月,西南司法部起草了一份人民法庭組织条例,请邓小平审定。邓小平阅后于11月3日致信西南局秘书长孙志远:“中央所颁‘人民法院组织细则,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他还特别指出:“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

1951年5月13日,邓小平又在《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第一处清理反革命案专题报告》上批示:“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

同年5月,西南司法工作会议计划出会刊,准备登载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秘书人员将讲话记录稿送请邓小平修改。5月29日,邓小平专门写信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周钦岳、办公厅主任胡光:“鉴于多次经验,各个会议都出专刊,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专刊如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痛,所以我不主张司法会议出专刊。请你们与司法部一商。”他还对自己的讲话如何处理作出说明:“我的报告因无时间改,请退司法部存案即可,不必登载。”

邓小平反对形式主义、文山会海,主张写短文说短话,深受毛泽东的欣赏。毛泽东曾赞叹说:“看鄧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

葫芦。”

(黄艳摘编自《伟人的足迹:邓小平档案背后的故事》,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曾珺、孔昕/编著)

别出心裁的宴会

1978年9月1日,中日友好协会等团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酒会,共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应廖承志的邀请,率领20人的访华团带着特殊礼品来到会场。

滨野清吾与廖承志一见面,就神秘地说:“廖公,看我带来什么宝贝?”廖承志一看,不由哈哈大笑。原来,滨野清吾记着孙平化的玩笑话,带来两大桶日本清酒、喜庆的红小豆饭和特大年糕。那年糕非同一般,大似磨盘,红白两色各一盘,是日本社民党众议员稻富棱人特意从老家福冈县空运到北京的。他们还从日本运来大米、红小豆,请日本驻华大使馆外交官的夫人们一锅一锅做好,再带到人民大会堂。

廖承志便把远道而来的美酒、象征着吉利的红小豆饭和年糕摆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特大年糕摆在主宾桌中间,2000位来宾每人一碗红小豆饭。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姬鹏飞,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等国家领导人与当时在北京访问的日本朋友、日本驻华使馆外交官、日本记者、日本企业常驻北京代表、日本专家、留学生及中国各界相关人士欢聚一堂,共同祝愿中日睦邻友好。

(知秋摘编自《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吴学文、王俊彦/著)

慕生忠回忆为青藏公路

沿线取地名

修建青藏公路的过程中,大多数地名都是我们起的,例如“乌丽”。路过五道梁时,运输站站长齐天然陪我乘车到前边察看工程,走了100多公里后,我们发现一个地方,黑黑的煤层露出地面。在车上,我对老齐说:“这里有煤,就叫‘乌丽吧;过前边道班时,我让道班工人今天把帐篷搬到那里去,明天挖煤。”老齐后来对我讲,他当时觉得很好笑:“世界上竟有这样主观主义的人,车也没下,又是起地名,又是叫挖煤。”可是一天半以后我俩回来时,挖出的煤已堆了一大堆,道班工人说很好烧。

回到五道梁,老齐和我喝着酒说:“今天我可佩服你了。过去只知道你胆大、有魄力,现在我看你也算一个能人。”我说:“你如果佩服我,我给你个任务你敢不敢干?”“什么任务?”我说:“把公路从格尔木修到敦煌。”他说:“敢!”我说:“那好,给你一部汽车,20个人,你从敦煌边修边走,车开到格尔木,任务就算完成。哪儿通不过,你死在哪儿,我另外派人。”“一言为定!”我俩碰了杯。

过了乌丽就到了沱沱河,这河鱼特别多,人马走过,踏死的鱼就漂上来了,于是我们吃了个够。

再往前走就是“开心岭”了,只见一片片茫茫大荒滩,眼看前边是山,走过去平平的,越走越开心,所以我们叫它“开心岭”。后来我向毛主席汇报青藏公路情况,提到“开心岭”时,毛主席称赞这名字起得好,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赵鹏摘编自《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马 烽 相 亲

马烽相亲的对象是在河北省话剧团工作的段杏绵,二人在介绍人家里见了面。马烽觉得很满意,但是段杏绵进门与马烽打了一个照面后,就扭身坐着再也不回头了。马烽摸不准女方对自己印象如何,便约她一起来到北海公园,走进五龙亭茶社,找个地方坐下。

马烽打“主动仗”,忙着要来一壶茶、四碟干果,但是,请段杏绵饮茶,她不饮;请她吃干果,她也不吃。马烽心下嘀咕:这是怎么了,像跟谁怄气似的,还是谈恋爱吗?可他不知道除了这些办法,还该如何引导段杏绵开口,觉得束手无策。

此时此地的马烽深深感到,谈恋爱比写《吕梁英雄传》《一架弹花机》难多了!可是,无论有多么难,还是得设法谈起来,人家女方不开口,只能自己想些话头。万般无奈,马烽就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出身经历,以及自己有什么缺点向对方说了。说完之后,对方还是不开口,马烽只好又请她吃瓜子。这次,段杏绵真的拿了一粒瓜子嗑起来。马烽高兴极了,认为还是大有希望的。又过了一会儿,段杏绵终于开口了,跟马烽一样,说的也是自己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然后也说了几点自己的不足之处。

就这样,两个谈恋爱的男女青年在风景如画的北海公园里谈家庭、谈出身、谈缺点—谈恋爱竟谈成了党小组的生活检讨会。马烽对此却很满意,认为只要段杏绵愿意向自己谈这些,就说明希望还是很大的。当日虽没有什么定语,但后来经过几次见面,几次书信来往,二人终于确定愿意结为革命伴侣。

(赵鹏摘编自《韩文洲文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韩文洲/著)

“九一”扩大运动会

1942年9月1日至7日,在延安举行了“九一”扩大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是朱德提议组织的,目的是通过“广泛开展国民体育运动”,“支持反法西斯残酷的战争与繁重的革命工作”,“使每一个国民应该有强壮的体魄,方能担负起繁重的抗战救国工作,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为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当时延安负责体育活动的党中央青年联谊会决定召开“国际青年节扩大运动会”(后来被称为“九一”扩大运动会)。

运动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有1388人参赛,比赛项目多达20余项,创红色根据地参加运动会人数之最、项目之最,对根据地军民体育建设有着深远影响。党中央对这次体育盛会十分重视,不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直接参加了会务工作:朱德任会长,贺龙、柳湜任副会长,李富春、萧劲光任正副总裁判。

这次运动会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篮球队(简称战斗队)。这是各抗日根据地中最强的篮球劲旅,打败过包括陕甘宁边区内几支著名球队在内的所有对手。在这次运动会上,战斗队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冠军。

(知秋摘编自《人民政协报》2018年4月5日,刘旭/文)

王林与张寒晖的故事

1936年8月,我父亲王林受黄敬的委派,来到西安张学良的卫队二营学兵队,做地下工作。11月下旬的一天,父亲听到同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孙志远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连连称赞这首歌好。

后来,得知这首歌是一位叫张寒晖的中学教员编写的,父亲转天告假外出,到西安第二中学找到他。张寒晖见到我父亲,聊得很高兴。张寒晖说他这支歌编出来不久,还不成熟,可以一边教唱一边修改。

就在他们初次见面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父亲以流浪到关外的东北军为背景写了一个悲剧《火山口上》,其中男主角是一个主张抗日的青年军人,他暗恋女主角,但被国民党特务毒死,而女主角却爱着这个有着杀父之仇的特务。当女主角觉悟后,她打死了这个特务,自己也服毒自尽。当我父亲把故事梗概跟张寒晖一说,没想到他激烈反对说:“革命文学一定要有出路、有光明,一个东北军的少壮军人因为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被国民党特务害死,觉悟了的东北青年女子也服毒自尽,这样没有光明、没有出路,我坚决不同意!”父亲辩解说,假若不都死,就不成纯悲剧了。张寒晖一听,毫不留情地说:“你受形式主义的毒可太深了,不好!不好!”

我父亲虽然接受了批评,可也想不出更好的结局。就在我父亲为此苦恼时,西安事变爆发了,现实给了剧本一个完美的结局:女主角打死特务后,和青年军人一起投入到西安事变中。

(知秋摘编自《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百年潮杂志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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