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本主义是否可能？<br/>——兼论资本与生态相统一的制度基础

生态资本主义是否可能？
——兼论资本与生态相统一的制度基础

2018-06-05鲁明川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8年3期

鲁明川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当前，面对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各国都在寻求破除生态困境的妙药良方，西方理论界为此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探索，形成了诸多理论学派，生态资本主义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生态资本主义的核心要义

“生态资本主义”随20世纪7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后来成为西方绿党政治的重要战略。它不仅在西方理论界有较广泛的影响，而且近年来也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国内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阐释。但在“生态资本主义”概念和内涵的理解方面，仍然存在见仁见智的现象。总体而言，生态资本主义理论的观点众多，概括起来，其核心要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 自然资源市场化

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产生生态危机以及人类怎样才能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针对这一问题，不同理论学派给出了不同答案。生态资本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不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其根源在于没有对自然资源进行市场化定价。在他们看来，传统经济学将自然资源和环境视为完全免费并取之不竭的东西，致使人们无节制的开发、利用、盘剥自然，从而导致自然资源的紧缺与枯竭并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如果通过经济政策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再“不费分文”，而是根据其在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进行市场定价，即无论是企业生产所需要的生态资源还是生产所产生的污染物，全部进行经济核算，纳入到其生产成本，外化的环境成本内化，污染者必须为污染“买单”，支付污染费用，商品价格能够反映全部的成本事实。这样的话，生产者和消费者会灵敏地嗅到并捕捉到价格信号，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从而加大对生态治理的力度或直接投资环保企业，自然资源就可以得到相应地节约，生态环境也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资本主义的经济至上逻辑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原则就可以实现统一。赫尔曼·莱斯特纳提出，应该通过市场对所有产品征收生态税，这些税必须有雇主来承担，征收对象包括“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所有的环境需求，例如大自然吸收污染的能力(其过滤功能)、美丽的风景或者对健康有益的环境”[1]。生态资本主义者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保护环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和市场竞争的促逼下，生产者和管理者自然会千方百计地使用经济手段来降低污染、解决污染问题。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与生态并非水火不容，在价格机制的影响下，资本可以服务于生态，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自然资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有效方法并且是最好方法。

(二) 技术万能论

毋庸置疑，生态危机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实存在。面对这样的危机，人们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对此，不少人持有悲观的态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不仅无法根治而且还会愈演愈烈。但生态资本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确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无药可治，只要技术能够不断革新和进步，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整个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生态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将会变得“无所不能”，生态环境问题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而“灰飞烟灭”，资本增殖与环境保护也将并存共赢。正如克沃尔所言：“随着基因组的破解、信息技术和通信工程惊人的创举、诸如燃料电池这些低污染能源设备的出现、科学的广泛进步以及宣传机器的大肆宣传，人与自然的冲突似乎可以得到解决”[2]。弗·卡普拉和查·斯普雷纳克将技术分为“硬技术”和“软技术”，指出，随着“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将不再是一个问题。康芒纳在《与地球和平共处》一书中也明确地指出：“今天，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先进生产技术，应该及时应用这些技术，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环境危机。这些技术……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烟雾、酸雨、有毒性化学品等大部分污染问题”[3]。只要科学技术能够不断革新和及时应用，困扰资本主义国家已久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将不再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难以跨越的障碍。杰里米·里夫金提出了“合适的或适中的替代性技术”的观点，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一种资源或能源即将消耗殆尽，无法满足人们日常生产或消费时，它的稀缺性将充分显现出来，这必将激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实现技术上改进或通过技术发明寻找到新的代替品，从而提供人们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这种新的代替品与原来的资源或能源相比，往往具有不可比拟的生态优势，既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产和消费需求，又能降低对环境的污染。这样，通过技术手段就可以减少或消除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 生态差异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仍然要发展，发展就会产生污染，如何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在生态资本主义者看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的生态需求以及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存在正相关系。一般而言，经济较为发达的富裕国家，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如果发生环境污染，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十分巨大；相比之下，在经济欠发达国家，人们的生存需求远远高于生态需求，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既不那么重要，也不十分明显。因此，富裕国家或地区向贫穷国家或地区转移污染型企业、倾倒垃圾在经济学上合理的，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1991年，时任世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出了将发达国家的肮脏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论断，并对此给出了三大理由：一是衡量污染的尺度取决于污染所造成的疾病和死亡的那些人的收入，将污染转移到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可以将全球污染降到最低；二是人口稀少的发展中国家，污染程度很低，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可以将大量污染企业和污染物转移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三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审美要求和健康要求与其收入成正比，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率高达200%，这些国家对生态环境的审美要求十分低，发达国家将污染企业和污染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外在压力和所要支付的环境成本相对较低。安德鲁·多布森在《公民权与环境》一书指出，公民在生态权益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因为生态权“是一种典型的后世界主义意义上的公民权，其主要特征包括强调公民权的非契约性或不对等的环境责任”[4]。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环境敏感度”越来越高，以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转移本国的资源消耗型和污染严重型企业，成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解决生态危机与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互利之选”。

二、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困境

生态资本主义的上述理论观点似乎很有道理，其主张的“自然资源市场化”“技术万能论”和“生态差异主义”理论观点，对于节约生态资源、促进技术革新进步以及缓解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确实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细究其下，我们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些“绿色”表象，剥去生态资本主义的“绿色外衣”，它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

(一) 生态市场主义的失灵

通过给自然资源市场定价，促发资本家出于成本核算的考虑从而节约资源，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疏看概览，这一方法似乎可行。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世界，“保护环境和赚钱不可能成为一回事”，因为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铁律，也是压倒一切的规律，获取利润与保护环境无法共生共存。一般而言，企业绝不会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而放弃利润。“在平均利润率呈不断下降的今天，资本主义的企业更要通过强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来确保企业的利润”[5]。环境保护的市场化不可能实现。其实，生态资本主义者倡导的“绿色”生产在实践中十分有限，因为每个单位资本在它增殖效应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之前，绝不会退出市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大量采矿场、化学品厂以及各种制造业工程的存在和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生态资本主义的市场化改革，走的仍然是能源密集型道路，注重创造利润的效率，而不是维持人们日常生活和地球生存的效率。能源的清洁化和利润的最大化，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下无法共存同行。犹如福斯特所言：“实际上，在现存的经济体系中，最终可能被证明不具有实践性；因为，其中环境成本的外化是一种固有现实。然而，寻求立即关停燃煤发电厂，并用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取代它们，再加上通过社会发展优先次序而改变需求一方，这些更加根本的生态解决方案被既得利益集团视为完全不受欢迎”[6]14。

生态市场主义失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忽略了人的欲望对生产和生态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主体欲望不断被激活，这种欲望具有典型的私向化特征，它排除了需要的普遍化的发生逻辑，不再满足于一致性的社会需求，不断地向无限方向拓展和延伸，人们“所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7]。人们痴迷于追求自我独一无二的欲望满足，不断向人之外的一切存在物挥舞达摩克利斯之剑，欲望成了支配世界的原则。在欲望的支配下，人们开始过度生产、过度消费。有限的自然资源在人类无限欲望面前，只能任其宰割，最终走向了枯竭。“欲望导向的现代经济导致了对自然的无度的开发，使得人类的生存家园遭受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8]。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自然资源的市场化，势必刺激人们获利的冲动和欲望，自然的商品化，将会导致人们对自然的需求增加，人们仅从交换价值的层面对自然进行单向度的界定，大自然越来越屈从于各种各样的营利性商业活动，越来越多的商业组织和个人为了商业利润，无节制地开采自然资源、捕杀动物，大批的动植物在商业利润面前，渐次“集体沦丧”“商业扩张和商业人员的暴行污毁了大自然”[9]，割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连接关系，从而致使自然遭受的盘剥和破坏加剧，正如一句广告词所言：“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通过生产成本外化方式将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到生产成本的做法，都是为了满足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不可能实现生态环境的“持续性改善”。

(二) 技术与生态的“杰文斯悖论”

科学技术的革新与应用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生态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但这绝不是说，只要技术不断进步，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生态难题都可以克服，这是一个逻辑上基本常识，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其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技术首先被视为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的一种手段，无论技术改进与运用，其始终为资本服务，是资本家用来获利的工具。“在技术革新的帮助下，可持续发展被转变成某种工程，即在当前可以采用的、没有超越地球绝对生态极限的最大限度地剥削自然(和人类)”[6]10。对技术的崇拜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现代体现。工具理性发轫于启蒙时期，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主张人类应充分利用各种工具，征服和改造自然，“做自然的主人”，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存在关系，关于技术的功能与作用认识，缺乏辩证法。实际上，技术也有“致命的弱点”，不可能完全解决所有生态问题，甚至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造成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本身就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蒸汽机发明与应用产生的“工业黑化”现象到汽车技术改进与大规模应用促发“雾霾天下”景象，无不折射出技术的反生态性，这一点却往往被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丰功伟绩”所遮蔽。另一方面，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它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技术模型中嵌入了权力分配、生产关系和劳动分工的等级性”[10]。技术被异化，成了人们掠夺财富、征服自然的工具，人与自然分庭对抗，致使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虽然资本家和企业组织借助生态技术，大力推行生态改革，致力于“绿色”产品的生产。但这些生态改革和绿色生产都始终秉承一个共同原则，即以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为目的，“生态”“环保”只不过是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超额利润而给商品披上的“绿色外衣”，生态技术的进步，不仅不能救赎资本主义，反而会进一步刺激资本家扩大生产，从而导致大量商品的堆积。“这种‘现代化’技术的主要目的，就是使目前的单调生产永远持续下去，而不是解决生态问题”[6]13。虽然技术进步降低了单位资本再生产所消耗的资源和能源，但在整个全社会，社会总资本仍然是在不断扩张且扩张速度惊人。当技术进步降低了某一部类再生产的成本时，势必会导致该部类资本的不断追加，从而带来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因而全社会所消耗的资源和能源不仅没有减少，相反还大幅度提高了，致使“杰文斯悖论”的出现。用生态技术包装和粉饰过的资本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绿色科技”“环保技术”无法掩盖资本主义利润至上的反生态本质。生态资本主义充其量不过是对生态危机发挥了“治疗”作用，不可能真正“治愈”生态危机。

(三) 污染转移：制污者与受污者的时空坐标错置

客观而论，生态资本主义所推崇的市场主义和技术主义，确实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态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资本主义就是在实践上治愈生态危机的良方妙药。实际上，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生态怡人”景象只是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田园牧歌式生活只不过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不可能为社会的大多数人谋福利。

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少三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转嫁生态危机。第一次是早期工业化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满足工业大生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公然发动殖民战争，掠夺欠发达国家的生态资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成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第二次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工业大生产的需要，借用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的方式开拓海外市场，将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开采和生产加工过程设立在海外。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将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甚至直接将各种污染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产业转移甚至直接污染出口的方式，将污染物转移出国，实现制污者与受污者的时空坐标错置。就资本主义当代生态现实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的部分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生态的整体性恶化相行相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的优势，每年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大量的污染废弃物。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真正减少污染，而是将污染物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搬运”，即“搬运”到了一些欠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就全球而言，环境污染并没有因为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化发展”就此减轻，全球的生态破坏仍然在不断扩大，生态资本主义碎片化、片面化地认为“自然资源市场化”和“生态技术的改进”是生态危机的出路，显然既不符合生态问题产生的历史，也不符合当前世界生态发展的现实。

三、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资本主义的“乌托邦”

生态资本主义倡导的“市场主义”和“技术主义”之所以在处理生态危机问题上难以真正奏效，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无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生态的矛盾本质，没有洞悉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发生机理和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 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的历史生成

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生态灾难史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大范围的生态破坏肇始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日益加重，越接近当代，生态破坏范围越广，生态危机越严重。“随着15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全球殖民时代的到来，一种规模更大、破坏力更强的生物圈文化出现了”[11]78。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利用资本和科学技术的优势，将自然视为自己的财产，并任意处置，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将自己高高在上地凌驾于自然环境之上，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纳入到资本循环、扩张、增殖等各个环节，资本从一开始就以生态的对立面出现，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与自然的对立。“可持续性、生态匮乏和人口过剩等概念都同资本逻辑深深地纠缠在一起……货币循环和剩余价值的榨取已经成为主要的生态变量”[12]。19世纪4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完成，迫切需要大量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在利润驱动下，资本主义开始了全球的殖民扩张，扩张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对被殖民国家的生产资源的掠夺。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的破坏和掠夺，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自然“基因库”中的生物存量锐减，全球生态系统的日趋脆弱。自然“基因库”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经济价值，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封闭山区，例如墨西哥、土耳其、秘鲁、埃塞俄比亚、我国的西藏等地。但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加速，工业化生产方式不断侵入这些地方，“基因库”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毁灭的危险。在强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的“足迹”逐渐踏入这些本应廖无人烟的地方。相关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时间里，一些国际生物化学公司先后吞并了1000余家的种子公司，通过入股和有条件的援助等方式，这些生物化学公司以微小的代价获得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与“合作”，致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发达国家，全球的生态系统更加脆弱。

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也随之不断频现。资本“将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将自然降为自己身外的、注定要为自己服务的另类，甚至降为自己管辖范围内世界的某个角落……最终都将是促使人类社会的列车驶向悬崖”[13]。为了实现资本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会“藐视一切”“践踏一切”，资本的迅猛扩张“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1]2-3。正如美国学者托夫勒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生态结下了“不解之仇”。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和增殖，资本与生态的矛盾日益激化。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从来到世间之日起，就意味着自然被破坏的开始，预示着全球性生态危机一天天地逼近。

(二) 资本逻辑与全球生态资源的破坏

资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主导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逻辑，这种逻辑与生态逻辑“势不两立”，加剧了全球生态资源的破坏。资本逻辑决定了企业不可能自动选择环境保护而承担利润不断减少的后果，相反，这些企业会将抢夺、滥用自然资源而不付出代价作为第一选择，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经济的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导致生态问题加重。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利润最大化”是每个生产者从事生产的原发点和落脚点。为此，各个生产者之间为了利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生产的盲目性由此而生，生产资源从而不能得到合理的安排和配置，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许多资财被浪费掉……因为一切都不是按照社会的计划进行的，而是取决于单个资本家从事经营活动的千差万别的环境、资财等等”[14]。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大量生产和过度生产比比皆是，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都能“以合适的价格”卖出去，很多产品成了“竞争的牺牲品”，被堆放在仓库直至腐烂败坏，造成了严重的生产资料的浪费。

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逻辑使得资本具有通约一切、控制一切、吞噬一切的巨大魔力。资本的无限扩张，必然冲破国内生态的极限，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不断吞噬世界自然资源。“资本(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更新的方式包括海外扩张、变革生产关系、占有更多的劳动获取剩余价值、随意地占有自然界以及把整个世界吸纳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去”[15]。资本的强势与妄为，势必加剧人类对自然界的盘剥，自然界的生态逻辑不断被遮蔽、被边缘化，甚至直接被资本逻辑所挟持，生态逻辑在资本逻辑面前，显得脆弱不堪。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人们，完全站在自然之外来看待自然，将自然视为“外在的东西”，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存在，以工具理性的态度来开发和利用自然，仅将自然当成利益的来源和获利的凭借，漠视自然、破坏自然就成了人们的“平常之事”。

资本已经洗劫了整个世界，“资本的饥渴必须由新鲜血液来平息，它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领地”[16]。人在资本的驱动下，对自然的暴虐不断加深。资本逻辑促使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但并未带来人类福利持续的增长，而是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和各种污染排放物的迅速增加，使得人们生活的环境更加糟糕，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17]。不加限制的脱缰的资本，必然不断地侵占自然、破坏自然，资本的肆意扩张是造成“自然之死”的首要原因。因此，限制和驾驭资本成为“复活自然”的首要任务。而生态资本主义忽视了资本的扩张和增殖本性，对其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态度，任凭其发展，最终使资本与生态共赢美好愿望化为泡影。

(三) 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残殇生态的根源

不可否认，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完美无瑕，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全球扩张阶段以后，资本主义日积月累的弊端不断显现。资本主义私有制滋生和催长利己主义的泛滥，人与人之间除了单向度的金钱关系以外，似乎一切都不再重要，“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18]34。资本在全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的所有者整天沉浸在“资本增殖和利己主义的打算中”，用利润和有用来度量一切、通约一切，从而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的世界体系。作为人类生存和生活所依赖的自然界，在资本的统摄下，原有的神秘性被彻底打破，沦为资本盘剥和践踏的对象，成了资本家“不费分文”就可获取剩余价值的对象，无偿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满足于资本扩张和增殖的需要。人们终结了先前对自然的“幼稚态度”和“幼稚行为”，开始对自然进行普遍的占有和广泛的使用，这种占有和使用在资本增殖的内在“激励”机制下更是几近疯狂，自然界成了“日益腐败的自然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19]。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与生产资料、工人与工人的劳动、工人与工人的劳动产品、工人与资本家都是相互分离的，在这样的相互分离情况下，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也不例外。“政治与经济(采取各种变化形式)的‘隔离’是建立在生产方式中私人财产重要性的基础之上的(这里的私有财产并不一定专指属于个人的企业，而是更广义的资本私人所有)”[20]，资本所有权、万物商品化与自然的贫困化直接相关。只要资本“还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21]，资本就不会停止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资本扩张的生态困境就不可避免。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社会资本和权力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出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这些“少数人”必然不断掠夺自然界以及其他人民群众，“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18]45。显然，资本主义私有制捍卫的不是所有人的利益，而是少数资本家的利益，推崇资本的无限扩张，公共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向来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保护范围，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22]。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们被资本蒙蔽了双眼，完全无视自然的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以占有和支配自然的多寡来判断人和评价人，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了人的真实存在，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本真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人们变得极端愚蠢而片面，以至于以一种单纯、直接占有的方式对待事物、对象以及生活世界，而人的丰富感觉和特性都被‘资本’抽象化为单纯的‘拥有感、占有感’”[23]，资本的肆意扩张对生态环境是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致使生态环境的残殇。

四、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与生态相统一的制度基础

美国共产党主席约翰·巴切特尔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难在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关系中创造和谐。人们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让这种和谐成为现实”[24]。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不作为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只充当财富的“守夜人”，任凭市场的自由发展，资本获利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政府行动不够积极，甚至有时成了资本破坏环境的“帮凶”。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在应对和处理生态问题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形态”[25]。社会主义扬弃了资本逻辑，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改变资本对人的控制和奴役状态，人从异化状态中走出来，成为具有主体意识、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实的人。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选择社会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只是抽象的理论思考，也是源于当代社会面对资源耗竭的灾难与结构性危机的一个现实选择”[26]。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包括生态资源)，人们共同占有生态资源，“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27]。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否定和消除私有制，消灭了异化劳动，排除了人对自然有用性的全面占有，自然不再是人奴役和盘剥的对象，制度上为人与自然的对抗性关系向人与自然和谐性关系的转变提供了保障，人向自然界获取大量资源的同时，也赋予了自然的社会意义，开拓了自然新的空间。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人们联合生产成了可能，“‘联合生产’合理地管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而且是以生产者作为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的主人为前提的”[28]。从而使得每个人平等地享有劳动权利，也平等地享有劳动成果，这就避免了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与盘剥，人们也能更好地认识自然规律、人类历史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并在遵循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去认识和改造世界，更好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畅通。人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生产是联合起来的、有计划、有节制的生产，这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自利的、盲目的、破坏生态的生产存在本质的区别，这种生产是可以根据自然的可承受能力以生态修复的周期进行的有计划的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当然，从历史上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在建国之初，我国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急于求成，过分强调工业化，“全民炼钢”，社会生产“大跃进”，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的历史失误。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受到一些西方价值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影响，过度强调经济的发展，忽视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了环境污染，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不协调的情况。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分析，绝不能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出了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存在利害冲突关系，二者根本上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由于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没有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一致性方面来进行顶层设计，加上计划经济的弊端以及历史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上述生态问题的出现。

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到“消灭资本”的阶段，资本的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又不能任其发展，否则就会重蹈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覆辙。因此，我们对资本必须进行必要的驾驭和导控，克服资本的生态悖论。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私向化的个人利益，决不允许资本对人们的公共生态资源肆意侵害。此外，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法律、经济、政治、行政等手段对资本在生态领域的活动范围及幅度进行必要的限制和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的竞争，引导资本在环境再生产领域的集聚，激活资本的生态活力。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资本不再是“脱缰的野马”，肆意盘剥自然，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同路人。社会主义制度最终使资本与生态相统一有了理论和现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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