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错误的手段，摧折了儿童本有的好学与乐学的天性

戴志勇

“头悬梁，锥刺股”这几个字，几乎尽人皆知。故事的主人翁之一是苏秦，以连横策游说秦惠王失败后，受到妻子、嫂嫂甚至父母冷遇，发奋苦读，“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故事的另一个主人翁是汉代的孙敬，《汉书》记载他“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他这样刻苦，原因是自己嗜书如命。这两人，一个是受到反面刺激而刻苦自学，一个是正面爱好而刻苦自学。苦吗？刻苦。不过，不是痛苦，不是被逼着没有内在动力地被动学习。苏秦是否乐在其中不敢说，孙敬肯定是痛并快乐着的。

《论语》劈头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最能代表中国读书人的乐学精神。复旦大学的钱文忠前几年有个《教育，别再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让步》的演讲，很受追捧，他痛心疾首地反问：“凭什么教育是快乐的？我实在想不通……”钱教授究竟是怎么理解论语首句及孔子“好学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我也不大能想通。

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在教十几岁的二程兄弟时，就叫他们寻找“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也就真的能“吟风弄月以归”。乐在何处？程颐写过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认为所谓学，说到底就是“正其心，养其性”，仁义礼智信都在人的天性中，率其性，就是一个学习和践行的过程。人有爱父母的心，有恻隐心，有好奇心，有求知欲，有羞耻心，去扩充这些天性之端，怎么会不乐？

社会进化论的创始人斯宾塞，根据自己将侄子14岁就送进剑桥大学的一手教育经验，写过一本讲快乐教育的书，是英美家庭教育的经典。书里谈到，在小斯宾塞10岁时，有一天作者为病重的父亲买了药要送去，小斯宾塞也想去，尽管在下大雨，又是夜晚，作者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两人急匆匆地去给老人送药，尽管赶到时孩子已经累得站不稳了，但小斯宾塞从这个过程中真正体验到了对爷爷的担心与爱，第二天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爷爷好了吗？”这就是爱的情感教育。有了这种基于家人的爱的情感，对其他人的爱与关心，就会有更好的基础。换成特别重视学习成绩的父母，会不会说：“别去了，在家抓紧时间复习，过几天还要考试呢！”在分数与对爷爷的爱之间，哪个更重要？后者是不是一种立根的素质教育？这种教育，显然是孩子天性所乐意的。

那么，“仁义礼智信”是学问之学吗，不只是一些道德原则？跟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学问有什么关系？跟物理化学有什么关系？师从二程的三传弟子李桐的朱熹，提出“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在格物与德性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王阳明21岁时“格竹”七天后病倒，没能理解朱熹的思路，一直到37岁龙场悟道，才从“心即理”的角度，彻底领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快乐得“不觉呼跃”。阳明恰好也是孔子乐学传统的发扬光大者。

修齐治平，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从根本处认肯每个人都有好学、乐学的天性，我们才有永不枯竭的学习动力。活到老，学到老，学不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学具有本体论的含义，是人的一种根本生存状态。问题只在于，不要用错误的手段，摧折了儿童本有的好学与乐学的天性。

阳明特别强调尊重儿童的天性，“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如果“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那这个孩子，很可能就被毁掉了。

肯定儿童有仁义礼智信、好学、乐学的天性之根，再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的特点，来设计大纲和课程，学会观察儿童，看到儿童有多元智能，顺其天性随机点拨和启发，将儿童引导上“学不能已，乐在其中”的状态，教育就算是步上了坦途。如此，所谓“博雅”与“通识”，“君子”与“专才”的分辨，也就自然消泯了。

(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