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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差异,中国兴衰轮回史的忠告

2018-05-30周鼎

家族企业 2018年3期
关键词:史迪威罗斯福蒋介石

周鼎

1944年7月16日,正在焦急不安等待“衡阳战役”消息的蒋介石收到了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一封电报。孔祥熙在电报中提醒身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他尽快将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参谋长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当晚,愤怒不已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敌军之深入无足为虑,而盟军友邦之压迫,其难熬实难名状,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国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然而,城府颇深的蒋介石仍然没有意料到“美国帝国主义”到底有多“凶狠”。

“史迪威事件”背后的暗潮

史迪威是1942年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及美国援华物资监理人。最初,在外交部长宋子文的建议下,蒋介石相信史迪威的到来可以大大提高美国对中国战区的援助,热情支持史迪威的工作。然而,随着史迪威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败,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及了两人冲突的根本原因,“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不止。美国所谓道义与平等为号召,其实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谓。”

事实上,乐于在日记中贬斥对方的并不止蒋介石。1943年6月8日,由于蒋介石不支持自己的反攻缅甸计划,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主啊,救救我们吧。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自己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从事后来看,史迪威反攻缅甸的计划其实糟糕透顶,直接恶化了日军“一号作战”带来的严重后果。

最能反映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矛盾尖锐性的事件是一场流产的暗杀计划。美国军部早就密令史迪威利用一切机会统率中国军队。在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询问他蒋介石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史迪威满怀偏见地说,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如果再来一次凶猛的进攻,就可能把蒋推翻。罗斯福说:既然如此,我们也许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当史迪威自开罗回重庆途经昆明时,他嘱咐助手准备一份暗杀蒋介石的计划,随时待命。虽然暗杀计划后来并没有付诸行动,但是史迪威却在日记中明确地表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

经历了两年多无数次冲突与斗争,蒋介石意想不到地取得了最后胜利。1944年10月19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表示即将调史迪威回国。就在不久之前,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不惜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等到正式调令公布之后,心情舒畅的蒋介石在日记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此实我中国解放之始也。”

“地道美国佬”眼中的中国

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这场著名的“史迪威事件”呢?乍看之下,史迪威的个人性格恐怕难辞其咎。正如历史学家杨天石对这一事件的精彩评论所说:“应该承认,史迪威是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之一。但是,史迪威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突出的缺点,例如傲慢、主观、急躁、偏激,特别是,作为美国将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国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当我们在70多年后再回首往事,其实史迪威的咄咄逼人与蒋介石的忍无可忍,象征了20世纪以来烈日当空的美国与日落西山的中国的复杂恩怨。

来自美国赫逊河畔古老家族的史迪威是“最地道不过的美国佬”。早在28岁时,在菲律宾任職的史迪威中尉便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曾来到中国游历,此后亦多次来华长期任职,乐此不疲地与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打交道。1929年,史迪威在马歇尔主持的本宁堡军事学校任战术科主任。他向全校的学员们作了一场题为《东方人的心理》的讲演。在这场讲演中,他展示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他说,西方人有个老调,总是说中国人“不可思议”,这是因为西方人发现他们“与我们不同”。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与我们不同呢?按照史迪威的说法,这是因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明联系被“切断了”许多个世纪,中国人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因此,史迪威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那么能指望一个中国人表现得同一个西方人一样吗?……答案是,不能。”

史迪威的这场讲演也足以提醒我们,他对蒋介石的恶劣态度并非出自习以为常的“美国式狂妄无知”。但是,史迪威明知不可能将中国人改造成西方人,却又常常情不自禁地希望可以教导中国人。

中国的“不可知力量”

史迪威看待中国的矛盾态度并非个案,罗斯福总统也曾经表达过与史迪威相似的观点。他说:“中国存在着你我都不理解的力量。但是,我至少知道那些力量是我们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你千万别由于那些所谓的事实和数字而相信西方文明的任何行动能非常深刻地影响中华民族。”也许是受到长期从事对华贸易的外祖父家族的影响,罗斯福在二战之前已经产生了一个主要想法,即中国战后应成为一个大国,以填补日本留下的真空。尽管他曾向他的儿子承认,中国仍处在“18世纪”,但是这个拥有五亿吃苦耐劳人民的古老大国是个地理政治事实,不能因为它目前经历的挫折而忽视它。罗斯福希望中国将来站到美国一边。这种态度与当时访美参加阿卡迪亚会议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形成了鲜明反差,罗斯福“以大国待之”的对华政策令丘吉尔十分不快。

在罗斯福的对华政策背后,是他对未来时代的重要判断。他认为,殖民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本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须抛弃那种把亚洲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做法。他对前国务卿韦尔斯说,平等地对待中国是防止东西方今后发生根本裂隙的最好办法。从二战后的历史来看,高瞻远瞩的罗斯福总统显然赢得了这场争论,顽固强硬的丘吉尔首相不幸地成为了“大英帝国丧礼”的主持人。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当美国打破孤立主义的立场,决心支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时,它依然坚持了“欧洲第一”的传统战略。这种战略反映出美国认识到谁控制欧洲谁就控制全世界,而且相信永远会是如此。尽管明知中国存在着“不可知的力量”,但是乐观自信的罗斯福总统还是自觉地扮演着监护人的角色,软硬兼施地引导中国走上他希望的道路。

难以理解的“天意”

无论是史迪威,还是罗斯福,他们既相信历史悠久的中国蕴藏着深不可测的巨大潜力,又希望雄心勃勃的美国可以指导中国亦步亦趋地重新成为大国。事实上,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史迪威事件的发生,也导致了后来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也许最好的经验教训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W.塔奇曼所说,任何“革新主张”都是无法从外部强加给亚洲的,“美国欲保持现状所作的努力,未能使一个腐朽的政府获得力量和实现稳定,也无法使它得到人民的支持。美国的努力既无法支持住一个躯壳,也不能长期推延循环不已的天意改变。最后,中国还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像美国人从来没有到中国去过一样。”

在史迪威调离中国之后的两年里,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将军相继病逝。他们没有看到二战结束后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政权更迭,更不可能看到中国在20世纪末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时,可能会令他们感到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成为与美国亲近的大国。中国在20世纪完成的神奇逆袭,也许就是美国人难以理解的“天意”。

在中国经典《孟子》的结尾处,垂垂老矣的孟子向弟子吐露心声。他说,自尧舜以来的漫长历史有一个基本规律,这就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令他失望的是,在自己生活的时代,这个规律好像失效了。西周王朝建立至今,已经六七百年了,他和他的偶像孔子都没有机会拨乱反正重建盛世。孟子总结的历史规律其实源于古人对于五大行星交会周期的天文观察。但是,当我们鸟瞰中华地区的帝国兴衰轨迹,却不能不惊讶于孟子的命题。在最近的五百年里,中国的命运像一个巨大的U形,从顶峰跌落谷底,又从谷底登上顶峰。五百年前,当美洲的意外“发现”改变了欧亚大陆东西力量的传统格局,独领风骚的大明帝国却阴差阳错地失去了参与大航海时代的良机。五百年后,告别帝制一个世纪的中国重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雄心勃勃地参与规划未来世界的新秩序。

也许这一切都只是纯属巧合,真正重要的是,中国五百年兴衰“轮回”史足以让我们记住历史学家的忠告:“众多帝国的过去,展示了人类为权力的骄傲自大(或者是以某个领袖、某种文明的名义,或者是以某个民族的名义)所付出的种种代价。”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五百年前开始的漫长衰落如此,新兴的美帝国在中国遭遇的巨大挫折也是如此。无论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哪种形式,人类都必须学会包容差异,尤其是那些我们难以理解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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