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典诗歌题材划分只是一种相对依据，有些诗歌存在兼跨诗类的现象。在兼跨诗类的表象之下还是有着共同的文化景观。流徙宿命既能够反映羁旅诗的情感类型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边塞、送别两个诗类的情感类型状况。从羁旅诗的情感类型化内容，可以更好地审视边塞、送别两个诗类的个案作品。

关键词：流徙；兼跨诗类；情感维度

从传统士人“在路上”的生活状态，探查其对士人内心产生的影响。这对于把握羁旅诗的抒情维度，进而反视羁旅诗个案的情感展开，提升学生对此类诗歌的鉴赏能力，无疑是有益的。士人羁于江湖庙堂，“在路上”的处境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宏大存在，羁旅诗是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一脉。某种程度上讲，传统的边塞诗与送别诗也蕴含着士人“在路上”的人生困境以及相应的委屈，由此也引发了一些诗作兼跨诗类的现象，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既可从羁旅诗的范畴赏读，亦可从送别诗的范畴赏读。兼跨诗类的现象为从“在路上”的角度统观羁旅、边塞、送别等诗类提供可能。

在较为清晰地把握了羁旅诗抒情维度的情况下，羁旅诗更像是一条山道，借此廓清士人“在路上”的心理风貌，攀上士人内心情绪的峰顶，俯视边塞与送别这些关联诗类，继而把握它们作为诗类的情感抒发维度，达到“一览众山小”的赏读效果。

从羁旅诗看边塞诗的抒情维度

边塞诗是传统诗歌中的重要一类，以反映边疆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边塞诗的创作主要还是由士人完成，一些士人有过游历边塞的经历，如王维、王昌龄、李益、岑参等，诗作表达的多是自己在边塞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另外，一些士人可能没有真正的边塞经历，或者不写自己的边塞经历，而是托仿他人，代写他们的内心情绪。无论哪一种情况，边塞是这一诗类必然反映的生活场域，抒发的情感亦皆由这一场域激发和承载。如果说羁旅诗的“在路上”指向的是士人从江湖向庙堂的屈身以进或从庙堂向江湖的无奈滑落。边塞诗“在路上”指向的则是从比江湖更为遥远的边塞向庙堂的屈身以进，或向比江湖更远的边塞的滑落。有人欲借边塞纵身一跃，进而实现自我；有人却是被胁迫而往。羁旅诗与边塞诗都是书写羁身期间的喜怒哀乐，其中却又有相同与不同。

寄寓于边塞诗的情感取决于羁身边塞的原因与心态，不同的原因与心态决定了诗人对于边塞生活的态度，也影响了边塞诗的抒情维度。羁身边塞的原因，无非有主动前往与被迫而去，心态无非乐观的心向往之与悲观的苦苦挣扎。

对于要主动投身边塞的士人而言，边塞虽然苦寒、荒僻、凶险，却也是自己施展抱负的理想之地，他们对边塞不是避之不及，而是心向往之。在这种情绪的主导下，边塞除了苦寒、荒僻、凶险之外，还有其雄浑壮阔的一面，而这些也与士人的内心情绪相互应和。由此而文，抒发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异域奇景的赞美与喜爱之情成了边塞诗的抒情维度之一。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李益的“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等皆是此类。这种情绪进一步酝酿和发酵，便进而延伸到边塞的军事生活。文字之中多豪迈之词，少幽怨之语，即使写到边地生活的艰辛，也多是为反衬昂扬的情绪服务。从个人层面，抒发的是建功立业，施展抱负的豪情壮志，从国家层面表现出的是保家卫国的忠诚，收复疆土的自信。如鲍照的“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李白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皆由这一抒情维度而出。

同样的生活与景色，如果羁身的原因不同，其间的心态不一样，情绪亦会出现极大的反转。征战与戍守是边塞生活的主旋律，边塞的苦寒、荒僻权且不论，仅是征战与戍守的凶险就令人望而却步，其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生命脆弱得让人不寒而栗。边塞之上，除了少数的将吏有前述的立功立德之心，多数士卒是因兵赋徭役被迫而来，如此边塞生活少有心向往之的豪情，多是无奈的苦苦挣扎。羁身边地的士人，或親耳所闻，或亲眼所见，或感同身受。诉诸于文字，关于边地苦寒、荒僻，关于征战残酷的诗篇便不绝而出，其抒情维度有戍边生活的艰辛，如岑参的“散入珠帘湿罗幕……都护铁衣冷难着”；有对造成这一切的战争的控诉，如杜甫的“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有对只为一己私欲，不恤黎民死活的统治者的不满，如许浑的“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

另外，无论主观情绪如何，羁身边地的现实是不变的。此时的边塞诗与羁旅诗在抒情维度上出现合流。虽然处境不同，抒情主体却都羁身异地，与亲人故乡有了距离上的隔阂，加之异地生活的不易或艰辛，思乡思亲情绪的抒发成了边塞诗的重要抒情维度。如李白的“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李益的“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皆是此类。

从人情的共性出发，结合边塞诗人置身的生活场域，探查“在路上”的情感状态，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这一类诗的情感维度。

从羁旅诗看送别诗的抒情维度

从“在路上”的角度来审视羁旅诗与送别诗，二者的关系更加紧密。羁旅诗截取的是“在路上”的中段——行旅生活，或末端——羁居生活，来作为表现对象，抒写其间的喜怒哀乐。送别诗则截取了“在路上”的起始端，描绘的是羁旅之途初始之时，自己送别人或别人送自己上路远行的情景。虽然截取的是羁旅之初的片段，但“在路上”的种种激发对诗人却是全然有效的。在抒情维度上，边塞诗除了诗类自身情感抒发的特殊性外，与羁旅诗的抒情必然存在着某些契合。因而从羁旅诗的角度看送别诗的抒情维度，是一个不能忽略又不可多得的视角。

所谓离别，先有离行方有告别。士人的离行，无论是应举入幕的游宦求官，还是命数难测的贬谪流徙，多是到遥远的异地他乡，多是迫于无奈的被动选择。远行之人不论是自己还是故友，上路之前总有份情谊的交割。文人易感，诉诸文字，便可称之为送别诗。送别诗的抒情维度与这样的创作机制紧密相关。

既然是送别之诗，它特有的抒情维度便是别离之情。要把握别离之情的具体脉络，就必须回到人之常情，回到送别诗发生的具体情境。按照不同的方式，可将送别诗划分成不同的模块。依据远行人的身份，可将送别诗分成诗人送别友人之诗与友人送别诗人之诗。诗人送别友人，走的是友人，留在此地的是诗人，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归江东》等；友人送别诗人，情况相反，如李白的《赠汪伦》、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等。依据送别的进程，把送别诗分成别前之送诗和别后之送诗，《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归江东》可分别为例。别离之情的抒发主要受远行人的身份和送别进程的影响。

别前之送诗，无论是诗人送别友人还是友人送别诗人，虽是别期近在眼前，但送与被送之人毕竟还可以形神相接。此时的情感抒发多指向交情之深，难以割舍，抒情维度上多表达一种难以割舍的依依惜别之情，如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柳永的“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等。不排除情谊太过深厚，太过难舍难分，但行期已定。抒情维度则会从依依惜别之情偏转为对友人远行的劝慰、鼓励和祝福，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中便深蕴了这样的情绪。别后之送诗，无论是诗人送别友人还是友人送别诗人，作为远行的一方已然上路，送与被送之人已是身形相隔，此时，别离之情的抒情维度悄然间转换成对友人的一種深深的思念与牵挂之情，如王维的“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整体而言，送别诗的别离之情的抒情维度大体有友人之间的依依惜别之情，对友人的劝慰之情，对友人的深深思念与牵挂之情几个层面。

在别离之情以外，送别诗的抒情维度基本都是由“在路上”的状态激发，某种程度上与羁旅诗的抒情维度契合。先看诗人送别友人的别后之诗，此时友人已经远行，在情感上除了对友人的深深思念和牵挂之外，友人远行这一事实必然对诗人的心态产生影响。毕竟知心知己的友人离开，此时此地能懂自己的又少一人，甚至空无一人。从人之常情看，诗人心中定然是有些许孤独怅然之情存在的。比如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王维的“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都是写友人离开后诗人长久地伫立远望而不愿离去，这里除了对友人的留恋与思念以外，更有几分淡淡的孤独与惆怅流露于字里行间。

对于友人送别诗人的别后之诗，别离的酒已饮，远行的船已扬帆，马已上路。友人渐行渐远，留给自己的是那长长的路，更是无尽的远方。除却对友人的深深思念与牵挂，亦有一份独自承担这份不确定而无人在身边开解的孤独与惆怅。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写尽了这种羁旅的孤苦。另外，车马舟船，飘摇而去，无论是游宦四海，还是贬谪流徙，这路的尽头又在哪里，等在尽头的又是什么，这一切既难以道明，又无时不萦绕在心头。送别诗中又时有这样的情绪——对羁旅之路的恒久不确定以及个人前景的迷茫无助。如“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句，满眼是别离后千里沉沉的烟波、暮霭与楚天，这一切既是一目千里的看见，也是一目而障的看不见，细究内里，有的是对这份不确定的迷茫与无助。送别诗的这些由羁旅导入的抒情维度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这一诗类的特有抒情维度——别离之情。

从羁旅诗及其提供的“在路上”的独特视角反视，可以更加清晰地厘定边塞诗与送别诗的情感维度，也可以更加从容地把握不同诗类间的掎角关系。从而释放诗类间的阐释合力，帮助学生穿越诗歌解读精神迷途，也间接地触发中学诗歌教学的新尝试。希望这些是有益的。

作者简介：袁海锋（1984—），男，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一级教师，主研方向为文学文本细读、中学古典诗歌的有效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