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晶

摘要：构建性重译指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原作而进行的重译。1869年版的《貂蝉：一部中国戏剧》与1861年版的《中国史之一章：大臣的计谋》虽然是基于同一原文本翻译的作品，且译者均为乔治·加德纳·亚历山大，但二者在文体、语言、内容和主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类似于一种重构性创作。因此，本文将采用“构建性重译”的理论对两部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并试图探寻译者的重构意图，以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西译有进一步的认识。

关键词：《貂蝉》；构建性重译；对比

重译（re-translation）是指在已有译本的基础上对原文本进行重新翻译的做法。国内重译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早期，其后几十年间不断有作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对重译理论进行阐释和完善。本文所采用的“构建性重译”的说法来自王晓丽对重译类型的研究。她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勘误性重译、构建性重译和倾向性重译三种重译策略。其中构建性重译，即指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原作而进行的重译。

作为基于同一原文本翻译的作品，《貂蝉：一部中国戏剧》（Teaou-Shin：A Drama from the Chinese）和《中国史之一章：大臣的计谋》（A Chapter of Chinese History：The Ministers Stratagem）（1）却在文体、语言、内容和主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文化现象与构建性重译理论的研究形成了某种呼应。尤为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的译者属于同一人，即由译者本人重新翻译了自己之前的译著，并在原有译著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内容。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对比分析两个译本，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

一、差异对比

（一）文体

1861年，乔治·加德纳·亚历山大在《每周一报》（Once a Week）杂志上发表了《中》作为对《三国演义》（2）第八、九回连环计部分的翻译。从整体来看，他的翻译力求还原原著史书的样貌：在文章开头，亚历山大虽然承认《三国演义》“具有传奇作品的诸多特点”，但也直指其“所记事件严格遵循时代顺序”，并隐隐表达了对多数人只注重该作的文字之美而忽略其历史精确性的不满。因此，在翻译连环计片段时，亚历山大并未保留小说原有“章回体”体制，一些说书人套语也都被删除，使人读来更像是历史真实。此外，他还花了大量篇幅梳理连环计的前情和人物的线索脉络，承诺将尽可能用中国史学家自己的语言来讲述后面的故事。

1869年，亚历山大重译《中》，并将其改编为戏剧剧本《貂》出书发表。此时，译著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历史演义变为五幕剧，并且是歌舞滑稽戏。这种改变，顺应了19世纪戏剧发展的潮流——当时诸如歌舞滑稽戏之类的大众娱乐型戏剧广受欢迎，亚历山大的改动，有利于提高读者接受度。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将中国戏搬到欧洲舞台上，除了滑稽戏之外的其他任何形式都是非常困难的。”

（二）语言

除却文体上的差异，两个译本在语言表达上也相去甚远，而这主要源于二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同：归化法与异化法。所谓归化法，就是依据译入语的语言表达习惯对原文进行重新组合，以使译文的句法結构和表达手法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而异化法则是按照原文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进行直译。（3）

在《中》中，亚历山大采用异化法进行翻译。正如他在文章开头所强调的，“自己将尽可能用中国历史学家自己的语言来讲述后面的故事”，因此，他在翻译中尽可能遵循原著，以求在最大限度保留原文本的面貌。

但在《貂》中，亚历山大却一改之前的译法，改编原文本使之融入译入语的文化语境，这尤其表现在一些文化意象以及诗歌创作上。首先，亚历山大在这个剧本中加入了很多具有基督教文化的意象：“gods”的运用在全剧非常普遍，无论是董卓、王允抑或是寻常百姓，他们在日常的祈祷、祝酒、即兴感叹时，无一例外都会提及，颇有口头禅的意味；而“demon”“witch”“monster”等词，则出现在说话者对厌恶的人或事的描述上，如张温之死后王允和慕华对董卓的评价、貂蝉被董卓占为己有后吕布对董卓的评价等。这些词汇的使用，既起到了强化感情的作用，又便于读者在现有文化语境下对文本的理解。

而在诗歌的翻译上，亚历山大也匠心独具。《三国演义》原著在描写董卓、貂蝉二人初见时，夹有三首诗、词作为小说叙事的补充，李渔曾作眉批曰：“有味乎其言之也”。由此可见，这些诗词并不只是小说煽情的需要，对整体剧情的发展也有暗示作用。因此，亚历山大在《貂》中也保留了“诗歌”的形式，并顺应英语文化的语境，将其改编成遵循英语格律（如aabb、abab等韵式）的诗歌，由貂蝉之口或水手之口唱出。这些诗歌虽然在表达方式、内容意境上与原著截然不同，但却从“他者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英语世界的音韵美。

（三）内容

两个译本内容上的改动，最明显地体现在人物的设置上。1861年的《中》，基本上如实还原了《三国演义》原著，特别是男性人物的刻画，如王允的忠义智慧、董卓的残暴好色、吕布的勇而无谋，与原著相差无几；小说的中心观念也是男性化的，它从家国同构的角度出发，将连环计与国家大义相联系。而在《貂》中，亚历山大在保留小说原有主人公的前提下，增加了慕华、阿兰等角色；同时又对貂蝉的形象做了丰满和补充。值得注意的是，重译本对女性角色的描写占了相当重的篇幅，下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对剧中出现的几大女性人物作出分析。

1.女性角色的改造：貂蝉

（1）自身性格的柔弱

在《中》中，貂蝉仍然是原作中的“女将军”甚至是“女死士”的形象，当她看见王允愁眉不展时，她主动提出“若有用我之处，我会万死不辞”，并对接下来的安排成竹在胸“我已发下誓言，大人请相信我，时机到来时，我会知道该如何去做的。”

而在1869年的戏剧中，貂蝉的形象则显得比较柔弱，也比较符合人们想象中的十六岁少女应有的模样。她虽忠心于她的主人，甘于为主人排忧解难，但却并不知该如何为王允效力。这种书写方式，也与原著中“妾自有道理”的“女将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2）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传统意义上对貂蝉的书写，都是作为王允巧施连环计中的政治工具，她对吕布、董卓都是曲意逢迎，并无真实情感。毛批曰：“吾尝谓‘西子真心归范蠡，貂蝉假意对温侯，盖貂蝉心中只有一王允尔”，所言不虚。作为忠于“中国史学家自己语言”的著作，《中》通过对貂蝉一面哄董卓，一面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妆出两副面孔的还原，将原著貂蝉形象忠实再现。但在这种书写模式下，貂蝉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爱与恨、苦与乐，无人知晓，无人过问，甚至连她的结局，都无人交代。

但在戏剧剧本中，貂蝉摇身一变，不再只是王允的附庸，而更像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在初见吕布时，她便动情，但同时又被肩上的责任所折磨，这使她最终无法面对吕布，冲出宴席。这种情绪的失控，将戏剧推向一个小高潮，也使貂蝉的形象更加真实动人。但是，貂蝉毕竟还是要受其既定命运的支配，她虽已爱上吕布，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为了信守承诺牺牲爱情，甚至为此献出生命。这些情节是对《三国演义》及亚历山大1861年译本中貂蝉“女将军”形象的正面回应，这里的她，是陷于爱情的困境中无法自拔的女人，而非一个机械地执行任务的“女丈夫”。

2.女性角色的增加：慕华、阿兰

在1869年出版的《貂》中，亚历山大增加了两个女性角色：慕华和阿兰。

在剧中，慕华是王允的妻子，她的形象对于烘托王允的形象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她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纲常伦理对女子所要求的妻性，她是个合格的贤内助，与丈夫患难与共，处处为丈夫着想，虽然偶尔也会因为怀疑丈夫与貂蝉的感情而吃醋嫉妒。另一方面，她身上又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果敢与勇气，并不完全认同丈夫的一些做法，敢于在丈夫面前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对丈夫唯命是从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阿兰在全剧中属于配角，但其在戏剧中的发展轨迹，与慕华、貂蝉和何庆息息相关，而与这三者的相处也体现了她性格中的许多侧面。首先，阿兰是慕华的婢女，她始终忠于慕华，无论是起初替慕华监视“貂蝉”，还是后来为连环计的实施出力，她始终毫无怨言。其次，阿兰也是貂蝉的朋友，当貂蝉为履行使命接近董卓而默默垂泪时，她十分关心、同情她的遭遇，并且通过阿兰的转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弱女子对于爱情的牺牲，加深了读者对貂蝉命运的同情。而对于剧中的丑角何庆，阿兰并不如她的主人般把他当作“傻瓜”“奴才”，而是真心相待。她的身上，是忠、情、善三个侧面的汇聚，这也使得阿兰形象鲜活而接地气。

从以上分析来看，1869年版戏剧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改动有其文学价值。相比原著以及1861年译本中单薄的女性形象，1869年版译本中的三位女性人物形象各有其突出的侧面，比较丰满、立体、真实，更易于被读者接受。

（四）主旨

1861年的《中》，主旨仍然与原著相同，是一部政治题材的小说，主要聚焦于王允巧施连环计以及他与董卓、吕布之间的周旋斗争，目的在于歌颂王允为国分忧、一心为君的忠臣形象和貂蝉顾全大局、舍身救国的崇高精神。但1869年的戏剧，则把焦点更多地放在貂蝉身上，从政治小说一跃成为爱情剧，貂蝉与吕布爱情的忠贞不渝以及貂蝉为了国家大义牺牲个人爱情的无奈都被展现地淋漓尽致。

二、重译意图

在对比分析两个译本在文体、语言、内容、主旨等方面的差异之后，我们有必要对亚历山大重译的意图作出细致探究，即他为什么会选择构建性重译的方式，对原作做出如此大的改动。

（一）自我理解

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在不同人的视角下，对同一个作品的解读都是不同的，因此，没有一个译本是普适或完美无缺的，都需要不断地进行修订、改进。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曾研究过重译现象，在他看来，重译的最根本原因是重译者在充分了解前作的前提下，试图构建与众不同的作品。而对于亚历山大来说，由于他本人既充当了前译者，又充当了重译者，所以更具特殊性和研究意义。

当亚历山大在进行重译时，他的自我意识分裂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作为原译者的自我，一个是作为重译者的自我。这两个自我相互斗争，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沟通，使得他在重译时既需要考虑对原著的理解，也需要考虑对原译本的理解。在对二者做出深入的分析和判斷后，他赋予了重译本新的主题和焦点，最终造就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貂》。

（二）身份背景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互映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研究的热题，尽管不能将二者直接等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家的人生经历会对其创作有重要影响。根据现存资料考证，亚历山大于1838年加入英国海军陆战队炮兵，并于1867年以少将军衔全薪退伍。将近三十年的戎马生涯，对亚历山大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1869年的戏剧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英雄主义情结与浪漫主义情怀，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同为将帅的吕布身上。吕布为人的豪迈义气、行事的果敢直率、对待爱情的热烈浪漫，无不具有译者本人思想观念的投射。亚历山大有意避开原著中吕布勇而无谋的形象，或许正是因为二人身份相通而对其偏爱所致。

（三）时代影响

1.戏剧的流行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19世纪的戏剧，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娱乐，严肃戏剧逐渐被流行剧所取代，特别是歌舞滑稽戏，广受欢迎。因此，重译在文体上将小说改编成歌舞滑稽戏，在人物形象上增设活泼灵动的阿兰、滑稽可笑的何庆，都有利于提高读者接受度，吸引读者的阅读。

2.女性主义思想

亚历山大重译本对于女性形象的改造和增加，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认识的全面和深化，另一方面也与时代风气不无关系。

首先，西方社会风气更为开明自由，因此人们对于男女平等的认知较早开始萌发，并且对爱情的态度也比较包容开放，而中国社会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男尊女卑思想以及男性本位文化的影响，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多作为男性的附庸、政治的工具和道德的说教而存在，这一点，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有所好转。对比两个译本中的貂蝉，1861年译本更倾向于原著的“女战士”形象，1869年重译本则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中滋生的西式罗曼蒂克的女性形象，两者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其次，亚历山大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有着特殊的道德使命”是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思想。当时的男性多多少少认为女人在本质上确实比男人有较高的道德，她们对男人有升华性的道德影响力。名噪一时的毕屈小姐就曾说过，女人不必亲自前往投票箱也可以满意地影响政治事务，因为她可以影响身边具有投票权的男人，也就是她的丈夫和儿子。在这样的社会思想影响下，慕华形象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

（四）读者接受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接受美学兴起以来，读者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关注。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学若要存在，读者和作者一样不可或缺。”虽然亚历山大的作品属于译著而非创作，且其作品成书早于读者理论的提出，但仍不可忽视读者接受对其翻译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一，任何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希望自己的作品广受欢迎。因此，作家在创作时就必然要考虑到读者的需求。其二，读者的文学阅读，通过文学文本向作者对话，作者又通过文本回应读者。这种双向互动，有利于加深作者本人对于创作的理解，促使作家改进自己的创作。亚历山大对作品文体的修改、对人物形象的改造、对翻译策略的改变和对戏剧冲突的突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亚历山大本人的读者意识，这也是促使其进行构建性重译的因素之一。

三、结语

构建性重译，其实质是一种再创造，是重译者基于对作品的深入理解、对时代风气的把握和對读者心理的揣摩后作出的一种综合性的考量。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认识走近亚历山大的两部译著，我们会对翻译的实质与发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而当我们以一种交叉文化的视野将西方译著与中国古典文学联系起来对照观看，我们会通过“他者形象”对自己的古典文学有新的认识，这将对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样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1）下文分别以《貂》和《中》指代两部作品。

（2）亚历山大在翻译时，将原著称为《三国志》（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但是其中的情节又与《三国志》不符，而更接近《三国演义》，这不禁让笔者疑心他是否将这两部作品名字弄混。

（3）此处采用的归化法与异化法的定义来自于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见刘泽权著，《红楼梦》中英文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0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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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