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轩

摘要：谢灵运作为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和诗人，其成就不仅体现在丰富的文学创作方面，更体现在其独特的文艺思想中。虽然他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但他的文论思想散见于其所创作的诗、文、赋中，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顺从性情”说、“去饰取素”说与“重道存理”说。

关键词：谢灵运；文论思想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转折时期，其时作家辈出，人才众多，一些文学艺术家和文艺理论批评家除了进行自身的文学创作以外，还提出了许多独特而新颖的文论观点，如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西晋陆机的《文赋》等。谢灵运活动在晋末宋初这个社会矛盾尖锐、文艺再度繁荣的历史舞台上，成长为了我国古代第一流的优秀诗人。他诗情横溢，妙笔生花，文学成果极为丰硕，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沈约称其“每有一诗至京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1]，可见谢灵运的作品获得了世人的高度评价。后世研究者大多都对其诗歌艺术及风格进行深刻探讨，因他没有系统性的文论著作留存于世，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视对他的文论思想的挖掘。实际上，谢灵运的文论思想散见于其所创作的诗、文、赋中，独具思辨色彩，富有现实意义，同样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一、“顺从性情”说

山水秀丽作为一种客观自然美，在人类认识和领会它之前就早已存在，但只有到人类的审美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会被人们所认识，被文学家与艺术家们所反映。而谢灵运除了尽情享受山水的秀美，也在诗文中展现了他质朴真实、顺从性情、率性而行的文论思想。

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序》中说到：“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2]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山水之好乃是人的禀赋和天性，是理想人格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自然之性”。而在《山居赋·序》中，谢灵运谈到了他的创作动机及宗旨：“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作乐，而以作赋。”又说到：“伊昔龆龀，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2]在他看来，作赋的目的在于顺从性情进而抒发自己的志趣，即“会性通神”。因此他要求作文要因“性情”而发，充分发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文学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本性意识。

“性”的观念，此前早有人提出。人生在世，除了追求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外，还要从物质追求向精神追求演变，在生命的长卷上尽情挥洒，达到一种内心富足、精神富有的状态。一部《世说新语》，更是道尽了人的精神层面之丰富和对于自由灵魂的向往。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3]，所谓“辄觉神超形越”[3]，以及认为“神情不关山水”即不能作文等，讲的正是人的精神空间的自适和自我调节。可以认为，从生命文化的发生角度看，在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是人的内在本能和心灵欲求的释放。而“情”，《礼记·礼运》有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4]，可见“情”是人生而就有的本质属性。所谓“性情”，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道：“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即尊重本性与个性的发扬，不虚伪、不掩饰、不隐藏。

谢灵运的“顺从性情”说不同于同时期陶渊明“质性自然”观，因为陶渊明的性情观中还有着对世俗生活和封建礼教的对抗。谢灵运的“顺从性情”说可以看作是陆机“缘情”说的继承，这是对《毛诗大序》中提到的“发乎情，止乎礼仪”说的否定，亦是对阮籍、嵇康“自然”说的进一步发展。谢灵运真正做到了寄情于山水之间，远离世俗，重返本性。“‘顺从性情，顺从的是对自然山水之美发乎一己本性的钟爱、愉悦和品赏。”[5]这正是他心灵通畅、精神富足的客观表现。

二、“去饰取素”说

崇尚自然朴素之美，古来有之。老子曾说：“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庄子也主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6]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中，贲卦由下离卦和上艮卦组成，详尽地解释了“文饰”的意义，“全卦阐发的是事物之间相为文饰的规律，主张恰如其分的装饰，崇尚朴素自然之美。”[7]玄学家王弼在解释《易·贲·上九》时指出：“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以白为饰，而无忧患，得志者也。”可见，王弼的“饰终反素”说对谢灵运的“去饰取素”说影响最为直接，但又突出了与之不同的作者个性与时代色彩。

“纵观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创作风格有個发展脉络即从尚丽到尚质。”[8]从曹丕《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到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也提出了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贯穿始终的两种美学形态，即“错彩镂金”之美与“芙蓉出水”之美。谢灵运崇尚“去饰取素”的艺术风格，与诗人本身的个性特征和生活经历分不开。谢灵运寄情于山水间，尽情展示诗歌表现的多样性和想象的丰富性，因诗歌中有了山水形象、声音、色彩的映衬，更增添了作品的无限光泽，其浮想联翩、怡然自乐之态，跃然纸上。

谢灵运在《山居赋序》中说：“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2]其中，“张”指张衡，“左”指左思，张衡的《二京赋》和左思的《三都赋》都有着铺张扬厉、极尽夸张之能事的艺术特点；而“台”指后汉隐士台孝威，“皓”指“商山四皓”，他们都是追求幽隐恬淡的隐居生活的著名隐士。在这里，谢灵运表明了自己“去饰取素”的创作原则，他不赞同张衡与左思笔法铺张、辞藻华丽的写作手法，而是寻求台孝威与“商山四皓”所蕴含的深刻和素朴。

谢诗中古今传诵的名句，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诗》）、“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等，都以自然朴素取胜。钟嵘在《诗品》中推举的诗歌品评标准之一即是“自然”，他评谢灵运时说其“才高词盛，富艳难踪”[9]，汤惠休也大加赞赏“谢诗如芙蓉出水”，即工拙之术不露痕迹的自然，这正是对谢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的认同。南朝文学家鲍照推举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唐代的皎然亦非常推崇谢灵运，认为其“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这都体现了谢诗自然朴素鲜美的创作风格。

三、“重道存理”说

东晋时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尚属儒道兼综的玄学，而山水文学的兴盛与老庄哲学和魏晋以来流行的玄学亦密不可分。玄学中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言、象、意之辨以及与此相关的形与神、情与理之间的关系等都触及到了文学创作理论的实质。谢灵运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亦是在玄学的影响下进行的，他的文赋中经常出现老庄、周易和佛教之语。谢灵运的哲学思想，并非是对前代某一家思想流派的简单继承，而是由其特定的经历和高超的智慧熔铸而成的、带有个人色彩和时代烙印的新观念、新思想。他将玄理与景色巧妙融合于自己的诗文中，成为了谢诗独特风格的重要标志。

事实上，前面的“顺从性情”、“去饰取素”都是创作的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写志、达理。谢灵运在《山居赋》开篇写道：“谢子卧疾山顶，览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质文咸其常。（自注）理以相得为适……夫能重道则轻物，存理则忘事，古今质文可谓不同，而此处不异。”[2]谢灵运此段文字重在表玄、佛义理之求，强调了“道”的重要性，客观上也体现了对创作中“理”的重视。

“文章重道存理的思想显然脱胎于玄学，谢灵运既是文学家，又是玄学家，他创作的过程也是参悟玄理的过程，二者是同步的。”[10]如“万事难并欢，達生幸可托”（《斋中读书诗》）、“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游赤石进帆海》）中的“养生”、“达生”和“任公之言”都表现出谢灵运依恋老庄思想，深受了玄学的洗礼。在《田南树园激流植援》中他说到：“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在这里，他认为纷繁复杂的世间万物是难以被认识的，这就分别从玄学和佛学两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在《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中，他提出了“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认为人的认识如果能顺应自然变化，便能达到主客观相吻合的境界。

谢灵运本是汲汲于建功立业的士人，但在仕途多次碰壁之后，他对荣华富贵逐渐淡漠起来，从隐居中另寻安身立命之所：“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朴”是道家术语，就是无名，就是道；抱朴就是保本守真，不为荣悴、穷通所拘羁。又如《富春渚》中，谢灵运写道：“洊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他借用《周易》“水洊至习坎”和“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之义，认为个人的行为应该顺应客观形势的发展，不为物事所累，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当止。

综上所述，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派，在中国诗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强大的生命力，影响深远。同时，他的文论思想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力地启迪着当时和后世的很多作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沈约.百衲本宋书[M].北京图书馆，2014.

[2]李运富.谢灵运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9.

[3]朱碧莲，沈海波.世说新语[M].中华书局，2011.

[4]刘文修.礼记[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5]秦秋咀，熊冬林.论谢灵运的山水美学思想[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38（1）：97-102.

[6]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7]张善文.《周易》选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8]王晓芳.《贲》卦恰如其分朴素自然的至美境界[J].北方文学（下旬），2010（6）：94-95.

[9]钟嵘.诗品[M].中华书局，1991.

[10]姜剑云，霍贵高.论谢灵运的文学思想[J].钦州学院学报，2008，23（2）：59-63.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