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旭，90后。作品散见于《散文》《作品》《散文选刊》《美文》《塞上》等。作品收录于数十本纯文学合集。已出版散文集《我愿向着太阳生长》《谁不是咬牙坚持才赢得掌声》等。

我始终相信，文学就是对于生活的轻描淡写，任何过多的形容与修饰都会显得多余。崇尚自然与朴实，用笔克制内敛。希望读者阅读到我的文字时像是寻到了村口那棵有喜鹊窝的老树，像是寻到了一盘暖炕以及炕上一块掉漆的小方桌。

我们西北这一片地方把马和驴交配所生的动物叫骡子，别的地方是怎么个叫法我不知道，不敢乱讲。

一

七岁时，我还住在四面都被大山围困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家住在低洼处，四间平房是半土墙半砖结构，它们的东面是已经弃用多年的窑洞，门窗零落破败，几场大雨后，窑洞的眉目处也有了大大小小的坍塌。在这几孔窑洞的南面是一条用铁锹铲成的斜坡路，不宽，恰能容一辆骡子车通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条路是我父亲与黑娃叔一同修的。

黑娃叔家没有平房，两盘窑洞里已经有一盘不能再住人，改作干草房和骡圈。作干草房的那孔窑的窗户已经不在了，窑口上也生长着长长短短的杂草，再里面一些就是一口铡刀和许多喂牲口的草。铡刀是很古老的那种样式，实木底座已经被风化得有些虚，掉落了些许木屑，刀锋和刀槽上的花纹脉络也已经被磨得看不清楚具体图样，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落在那个固定的位置，许多年。

我时常能够看到黑娃守着那口铡刀，一手往刀锋下喂草，一手用劲地把刀柄按下去，发出一阵艰难嘶哑的铡草声。

紧邻着干草房的是骡圈。骡圈的地上铺满了夏天晒干的各种小草，或许有几朵已经干透的花儿，看不清模样了。历经风雨的窑壁上还有用黄泥混着麦秸夯成的食槽，一旁是一根钉在地里的木桩，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自打我记事起，这根老旧的木桩上就拴着一匹高大的黑骡子。此刻回想起来，好像它还在那里无法动弹地站着，定睛看着我。

黑骡子并不是通体的黑，它身上有零星的杂色，肚子和尾巴上也有大块的白色衬着。它还有厚实油亮的鬃毛，虽不及电视上战马的漂亮，但却是我亲眼见过的最好的了。黑骡子的腿也比村里其他骡子的长一些，如果挺直脖颈，也确实能看出几分不凡和英气。

如今想想，我最初能够记住关于黑骡子的体貌特征也大致只剩下鬃毛和腿，其他更细节的部分似乎和别的骡子没什么差别，又或者是因为它远近闻名的爆烈，我没敢细细地观察过。我母亲对我说，黑骡子曾经用后蹄踢死过一只羊羔，同村的其他骡子也受了它许多蹄苦和撕咬。在我不听话的时候，家人总是威胁让我去和黑骡子睡，于是，我会以光的速度温顺绵软下来。

但骡子毕竟是骡子。

我时常能够在田埂上看到黑骡子拉着深入土地的铁犁快步地行走，它身后把犁的是拿着特质鞭子的黑娃叔。那根用橡胶和细麻绳缠成的鞭子不停地抽打在黑骡子的身上，虽没有什么大的声响，但骡子猛地颤栗以及站在远处都能听见的粗重呼吸声就能说明问题。要是遇上没有大风的炎热日子，能看见一圈又一圈的蚊子盘飞在黑骡子的身上，已经有血痕露出来了，血腥味也总是能闻到一些。我曾看到黑骡子拉着一辆空车路过窄路时，受了从土洞里飞出来的地雀的惊吓，扬起了前蹄，继而是黑娃叔的鞭子。一阵慌乱和尖叫之后，黑骡子连同车子一起掉进了不深不浅的沟里，随着它一起落入沟里的是要命般的细声尖叫。

事故发生得太过平常，就像我母亲把一条收养到我家的土狗驯服到不再咬我一样平常。被救起来后的黑骡子在骡圈里卧了许久，再站起来到田地里干活时，竟然也就真的不再有之前那分沙场的气质，有了一个农村骡子该有的脾性，甚至可以用黑布蒙住眼睛，一圈又一圈缓慢地绕着石磨台子，碾压着玉米或是糜子。

我高兴于温顺的黑骡子终于可以让我骑了，在黑娃叔拉它驮水的时候，我把偷出来的床单披在身上，把它当作我的白龙马。威武的我用脚踢着他的肚子，若是劲儿够，它会跑几步，而后再慢下来。

我第一次真切的同情黑骡子是在它受伤不久后的一个夏夜。

黑娃叔的婆姨，也就是我婶子，跟着一个到我们村子里卖丝巾和胭脂的货郎跑了，跑到城里去了。有人见到她时，她脸上涂满了胭脂，一个微笑都能让其中的一块胭脂崩裂，掉落在肮脏的地上。黑娃叔领着儿子到城里找寻过婶子，回来时莫名其妙地受了重伤，走路都呲牙咧嘴的叫人不忍心看。村里人说，是被那货郎伙着婶子一同下了重手。我母亲为此还落了几滴眼泪。

黑娃叔养伤的某个夜里。暴雨让我们村子里的各个沟凹又深了而且多了很多褶皱。黑娃叔家的干草窑和骡圈都在那一夜面目全非，该塌下来的部分就真的塌了，黄土压在了那口古老的铡刀还有被拴着的黑骡子身上。

当我和村里的其他孩子赶到现场时，黑骡子已经被村里的男人刨了出来，趴在泥水里用一种道不明的眼神看着我。或许那种道不明的眼神是我主观強加的，而它只是疼痛和无助罢了。一旁的黑娃叔躺在地上，神情涣散。他住的几孔窑洞塌了，什么东西都没能带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同情它。

我们家平房东面的那几孔窑洞也在暴雨中塌了，还在等着涨价的仓库粮食也糟蹋了不少，地里原本挺立的荞麦和玉米秧子更是疲沓地倒在地上，而我母亲又在这般困难的情境下被黑娃叔三顾寒舍的可怜劲儿打动，买下了那匹勉强能站起来的黑骡子。拿着卖骡子的钱，黑娃叔领着两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去城里了，具体做什么，没人知道。

从那时起，黑骡子就成了我们家的黑骡子了。

二

因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在还没有收割那年的庄稼时，我们一家人连同黑骡子还有那条不再咬我的大狗，搬离了从我曾祖辈就定居的村子，来到了相对平坦的滩里，借住在外出打工的大姨家的空房子里。

新家有一个大到离谱的院子，现在想起来足有五六亩的样子。三间向阳的平房后面是几块玉米田，前面是分成许多小块的蔬菜瓜果地，虽然秋霜已经撒了几次，但秋瓜和糖萝卜的叶子还是有绿意。在瓜果地的西面，是茅房、猪圈和我们才搭起来不久的骡圈。黑骡子自从上次的暴雨夜之后，终于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骡圈是亲戚和母亲用木头、油布搭成的，食槽换成生了锈又被从中间一切为二的半个油罐，用砖头支着。在这一场兴师动众的搬迁和重建中，我父亲没有参与，他已经离家许久，后来听母亲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选择分开生活。

我成了我们家唯一的男人，虽然还不及姐姐们能干，但做个零碎的活计却是可以的，家里的鸡、猪、狗还有黑骡子就由我照看了。

我骑着黑骡子到远处给猪拔猪草，也带着黑骡子到我们家附近的通天河让它饮水。我偶尔还在粮食柜子里偷几把玉米给黑骡子，那时候我们村里人把喂牲口的玉米叫“料”，也就是珍贵的饲料之意，只有骡子在干体力活时才会喂玉米。这么一来一往，一个是面对沉默家庭的小男孩儿，一个是遭遇横祸被迫压抑的骡子，慢慢也就有了依偎之情。

搬到滩里第二年夏天的某日，我牵着黑骡子到大树林里给它喂草，顺便掏几个鸟窝。那时的我已经会使用铁锹，我选一块地方，挖了快有一米深的坑，这是比我大一些的孩子教我在地里找水源的方法。黑骡子被我拴在树上吃着地上的草，我蹲在坑旁，看着从土地慢慢渗出来的水滴渐渐汇集，已经没过坑底了。可我还没来得及庆祝，突然电闪雷鸣，暴雨也随即倾倒下来。

黑骡子已经被闪雷吓得走不动路，毕竟这雷雨曾经差点将它埋葬在黄土里，它扬起前蹄，发出和上次跌入深谷一样的尖叫，凄厉且一惊一乍。

我就要抓不住黑骡子的缰绳了，手也被粗糙的麻绳扯得热辣辣的。暴雨击打在大树的叶子上，还有花草的身上，发出几乎淹没所有的巨响。而我则被黑骡子强拉着往林子外面跑，它越跑越快，我已经顾不上脚步是否协调，最终摔倒在地。摔倒的那一瞬，缰绳还是握在我手里的，我的身子有没有溅起水花我不知道，疼不疼也不知道，就那么大脑空白地被黑骡子拖了几米。我松了手。

我嚎啕大哭，害怕、疼痛、委屈，似乎统统和着暴雨击打到我身上。我抬头看黑骡子的时候，它就要进入我的盲区，我们之间隔了一层层水帘，我模糊地看到它跳跃奔跑的背影消失，骡子特有的尖叫声也跟着没了。

我心里不再有疼痛和委屈，全被害怕占据了。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一匹骡子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是至关重要的，说的繁琐具体一些就是：一匹骡子在一个没有男人劳力的农村家庭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是真的把黑骡子弄丢了。它会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平复情绪，然后被屠铺的黑车拉去卖肉，邻居王来来家的驴就是被屠铺偷了去的。但即使真的那样，我也可能会渐渐原谅自己，可我的家人会怎么对我呢？我曾经打翻过一盆凉粉，我母亲拿着木棒追我跑遍了山梁，我在外面过了一夜。这么算下来，一匹骡子可以换几千盆凉粉，我母亲会瘫倒在炕上，她不会再有力气打我了。想起这些，就是绝望。我不敢回家了，也就是说，我从此就要在外度过了。几千盆凉粉，几千个日夜，等我再回到家里时就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我或许赶不上大姐的婚礼，母亲也应该不认识我了。

事实是，我在胡七杂八地想象着这些的同时，步子正在慢慢地移向家里。太阳快要落山了，下过雨的晚霞格外火红，就像是要烧着了一样。我们家菜地里的瓜果好像也被雨水泡大了一圈，叶子上的水还没有干，有几根黄瓜的花已经开始坐瓜了。

我闻到了煮玉米的味道，我母亲在我出去放骡子时就告诉我那晚会煮玉米。

“赶紧进来吃饭！”我母亲大声喊着。

黑骡子已经被拴在食槽旁，嘴里咀嚼着，看那架势，应该是在吃“料”，补一补雨天的能量损耗。我再一次嚎啕大哭，眼泪不住地流下来。我拿起骡圈门口的大扫帚，用尽力气打在黑骡子的屁股上，它倒是没有动弹，只管咀嚼。我又突然想摸一摸它的鬃毛，谢谢它对于我的仁慈。

我那时八岁，我像曾经同情黑骡子那般开始同情自己。

三

同年冬天，我母亲赶集时坐的三轮车在雪地里滑翻了，她的腿骨折了。

从地里搬回来的玉米还没有用机器打粒装袋，糖萝卜也没有出手，我们家的母猪也就要在那几天产崽，而母亲无可奈何地躺倒在了炕上。家里能主事儿的就剩下我们三个娃娃，大姐又在给鼓风机插电的时候被电打倒，睡了几日，我的整个世界都好像被什么压着，透不过气。

就在这一切都糟透了的时候，我们家来了一伙人，是从山里老家来的。听说我们那几年在滩里的收成不错，所以他们赶在那年庄稼都收拾停当之后，结伙来到我们家，索要我父亲欠下的债务。

“院子里的玉米和糖萝卜你们搬走吧！”母亲只说了这一句话。

他们没有搬走我们家的玉米和糖萝卜，倒不是他们有多么仁义道德，只是觉着庄稼还没有加工，不方便搬运罢了。我和母亲坐在热炕上看着那一伙穿皮夹克的人慢慢走出我们的院子，偶尔也回头望望我们。他们路过骡圈的时候停住了，有人在商量着什么，也有人进骡圈里。我猜得出他们的盘算。

大姐已经差不多好了，那只被电的手上还有黑色的一层死皮。她骑上我们家那辆大梁自行车，去了距离我家有五公里远的外公家。

黑骡子要被送到我外公家寄养了。我记得那天没有下雪，但是前几日下的雪依旧那么厚，没有消融的迹象。母亲差不多能够走路了，那条雪地里的路就是她之前和姐姐铲出来的。我穿着母亲给我做的棉布鞋，手里捧着“料”，黑骡子就要去别的地方生活了，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要给它吃些好的让它有力气上路。我一点儿都不需要挣扎反抗，即使黑骡子是除了大狗之外和我感情最深厚的朋友，但生活在那样的境况之下，哪怕是一个还不太懂事儿的孩子都知道生活和日子要怎么过才合理。

我把“料”丢进食槽，落在干草上，没有什么声响。黑骡子用它的两片嘴唇和牙齿把“料”喂进嘴里，缓慢并且有韵律地咀嚼。那时的我，已经能够到黑骡子的鬃毛。我矫情地摸了摸，已经不如我最初记忆当中那样油亮，或许是年龄，或许是在我们家的劳累让它变得苍老粗糙。九岁的男孩儿不知道怎么离别和认真地悲伤，黑骡子也应该不会，它只顾着咀嚼，尾巴还在微微地甩动。我看了看它脸上被韁绳勒出的伤痕已经掉痂，只是有些痕迹。我看了看它屁股上的伤痕，大多是黑娃叔打的，也有我打的。

外公骑着黑骡子离开的时候在它身上垫了一块毛毯，黑骡子已经比之前瘦了很多，骨头突出得有些磨人。我母亲拄着拐，一旁是我大姐，母亲两只手分别拉着我和二姐。我们的侧面是几堆狼藉的粮食，被雪盖住了，看着也就没有那么难看了。就是那一幅荒缭落寞的图景。

黑骡子就那么走了，头都没有回，成了别人家的了。

当那些要债的赌徒来到我们的院子时，骡圈空了。他们发了一顿脾气，而后把堆在院子里的粮食搬走了。院子里除了狼藉，什么都没有了。母亲把手里的木拐丢在了地上，迎着寒风哽咽起来。

我那时九岁，开始深切地同情起我的母亲。

四

外公家的东边是一片树林，冬天的时候，树枝落得到处都是。我外公和大舅捡了那些树枝，搭在靠墙的几根柱子上，再往地上铺一些干草就有了黑骡子临时的家。

我过年到外公家时，黑骡子就站在那座简易的骡圈里。前几天的雪透过树枝落在了骡圈的干草上，没有消融。我走进骡圈，本想和多日不见的老友亲近一番，但黑骡子没有理我。或许它已经把我忘记了，它就那么淡然地闭着眼睛，站着，一动不动，我什么都没有做，离开了。

等到第二年开春，我和姐姐在把我们家的玉米苗子从塑料薄膜里全部抠出来之后，就骑着大梁自行车到外公家帮忙。外公家的玉米苗子也就要全部抠完了，但西瓜地和土豆地还没有用铁犁耕。我问为什么，外公说，黑骡子轮不上自己家犁地，被借给他们村的其他家户去了。

二十一世纪初，陕北农村外出打工的热潮还没有完全掀起来，一户人家能够赚到现金的机会特别稀有，所以有一点津贴的村主任一职便算是肥差了。为了能争取选票，好斗的几个男人已经在做私底下的活动了。我的大舅，也是一个读过几年书的好斗之人，他最好的竞选利器就是那匹能干的黑骡子，于是热情地把它借给了所有愿意为他投票的村民。

那晚黑骡子被旁人送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外公捧了几捧“料”丢进骡子的食槽里。黑骡子没有多少心思去吃，微微地闭着眼睛。它的嘴角已经被缰绳磨破了，虽然没流什么血，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深深的刺痛。黑骡子脊梁上的骨头也比外公领走它时更明显，眼看着就要戳破皮毛露到空气之中。鬃毛和尾巴连一丁点的油亮都没有了，虽然是夜里，但我依然看到它们沾满了泥水，全部耷拉着。

两个多月以后，大舅当选了，他要宴请亲戚。我们到外公家时，黑骡子不在骡圈里，拴在小树林里了，农历五月的树叶和青草正是水嫩的时候。屋子的人都在嬉笑聊天，我不想参与。我蹲在院子的土基上，拨弄着地上的蚂蚁。

我看到贾三的婆姨从铁门那里走了过来，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像之前那样骂人，而是径直走向骡圈旁边的水井，跳了进去。我距离水井只有几米远，水井里的水很满，所以她跳进去时没什么噗通声响，只有井水溅了出来。

女人和孩子尖叫：寡妇跳井了，寡妇跳井了。

贾三具体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不大清楚，听大人说他已经在城市里有了另一个年轻的女人。贾三最小的女儿被淹死在泥沼地里的时候，他都没有回来。渐渐地，人们在私底下已经不叫贾三婆姨的名字了，取了一个代号——寡妇。

贾三婆姨跳井的直接原因不是别人叫她寡妇，而是我大舅在排列给玉米浇水的顺序时，把她家排到了最后。整个村子的人都不想被排到最后，因为玉米就要被旱死了，而有水泵的大水井就只有一口，于是没有男人仗势的贾三婆姨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最后一個。

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是这样。我不再是蹲着了。我站了起来，靠墙站着。我看到舅舅、姥爷还有一些喝得醉醺醺的人手里拿着玩意儿，在水井旁忙乱。一旁的几个女人已经开始哭丧，拍着大腿，干嚎着。

我看着那一幅图景难过起来，不是因为那女人的跳井，而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同情那一片密密麻麻的人，我的亲戚，还有村里的其他人。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被救上来的，听我母亲说，她在医院里住了好多天，精神有些失常。经过好几个月的调解，最后的结果是我大舅赔付给贾三婆姨五千元人民币。已经外出打工的大姨寄来了三千元，剩下的部分没有着落，作为大舅的二姐，我母亲把黑骡子抵给了她。

于是，黑骡子又成了贾三婆姨的黑骡子了。

五

农村外出打工的浪潮终究席卷而来。我母亲也决定带着我们去城里生活。出发前的不多几日，我见了黑骡子最后一面。

它被一辆有护栏的卡车拉着路过我们家的院子，身旁还有不怎么精神的其他骡子。卡车上还有用铁丝绑着的一个扩音喇叭，电声混合着嘶哑声，“高价收购骡子，高价收购骡子”。

贾三婆姨把黑骡子卖给屠铺了。

我还能认出黑骡子。即使它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被卡车摇晃得站都站不稳。但它肚子上的那块白色，还有后腿膝盖位置像胎记一样的标记，终究是保留着，保留着给我看，让我认出它。

我再也没有见过黑骡子，它死了。

于是，生活像是脱离了某种魔咒和皮鞭的捆束。黑娃叔在县城里买了一个院子，有了新的女人。我再见到他时，他还是一副朴素的模样，招呼着他店里的客人。我上了大学，出版了自己的书，有了自己的房子。母亲和父亲还是像之前那般冷淡着，但母亲已在城市生了根，新买的房子正在装修。大舅放弃了村里的职位，到城里做着小本生意。那个贾三的婆姨也已经改名换姓，嫁给了外村一个死了老婆的庄稼人，听说又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

黑骡子死后的这些年，我时常回到那片黄土地探望。漫步在田野间，什么都没有变，但又好像全变了一般。我问已经开始拄拐杖的姥姥：“这村子里咋一匹骡子都不见？”

“绝了，咱们这一片的骡子早就绝了！”

我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一个“骡子”的时代终于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