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婷婷

作家丁玲（摄于1980年12月）

当时他们都住在北京香山一带，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的图书馆工作，丁玲和胡也频住在香山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村中的房租相对便宜。三人都喜欢文学，住得又近，在穷困的日子里，有很多共同语言。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曾回忆，丁玲和胡也频二人有时绝了粮，也和他吃过几次“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

虽然穷困，这段时光却是三个人友谊最单纯的时期。后来，胡也频就义，丁玲和沈从文选择的道路不同，沈从文对丁玲在患难时帮助，1949年后丁玲也曾在自身难保的时候帮助过沈从文。然而，直到两人在80年代去世，沈从文和丁玲，在各自的危难中帮助彼此，却再也没有回到这简单的时光里了。

从相识到《红黑》杂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文艺青年们扎堆的地方。报纸杂志、出版社很多，也有很多发表文章的机会。

王增如在丁玲晚年曾担任丁玲的秘书，她和她的爱人李向东合著了《丁玲传》。李向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们三人在艰难日子里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那时，沈从文对丁玲和胡也频他们一直是很好的。”

1928年7月，经沈从文介绍，胡也频到当年年初创刊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工作，编辑《红与黑》副刊，胡也频、沈从文和丁玲在上面发表了一些小说和诗歌。当时，胡也频已经成为丁玲的爱人，在杂志社工作后，胡也频和丁玲的穷困的生活好转了很多。《丁玲传》记载：“他们有了点钱，搬到了地处法国租界的萨坡赛路196号，住三层后楼，每月30元房租，另花10元钱把饭食也包在房东家。住在附近的沈从文也把伙食包在这里，每天过来吃饭。”

三个月后，三人想创办《红黑》月刊，在湘西土话里，“红黑”即“横直”“无论怎样都得”的意思。他们选中了萨坡赛路204号，合租了一幢三层楼的一楼一底房子，丁玲和胡也频住在二楼，沈从文住在三楼。三人筹备了两个月，1929年初办了起来。然而，这本杂志只办了半年就停刊了。后来，根据丁玲的回忆，停刊的原因一方面是资金上的负担，另一方面则是当时胡也频读了俄国左翼文学家的作品开始左倾，沈从文和他们“在思想上碰不拢来”，在那样的时代，三个人选择的路也开始有了分歧。丁玲曾说，沈从文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但是选择的不同，还是让三个人渐行渐远了。丁玲曾在80年代说过：“我们同沈从文，是既有共同语言，又没有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是，我们都穷愁潦倒，没有出路。但我们的理想前途不一样，又没有共同语言。”

和丁玲不同，沈从文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被认为是“现代评论派”，对革命一直保持距离。丁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从小和母亲一起生活，受到了亲戚的冷落。她的母亲有民主思想，丁玲小时候就认识了母亲的结拜姐妹，她称为“九姨”的向警予，后又认识了瞿秋白、王剑虹。

在1950年11月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丁玲写了三个人当时思想的差别：“那时我们三个人的思想情况是不同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比他们懂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

李向东分析道：“沈从文在北平经常投稿的《现代评论》，主要是留洋回来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来看，是生活比较优裕的阶层，《现代评论》把沈从文当成一个骨干的作者。这批人跟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是不同的人。革命者日子往往过得很苦，对社会不满，要改变和推翻现实。”

王增如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丁玲的经历，也是她和沈从文选择不同的重要原因：“1922年，她在平民女校的时候，就接触到革命了。认识了王剑虹、李达、王会悟。当时她觉得学不到什么东西，又不系统。她和王剑虹才跑到南京，见到了瞿秋白，瞿秋白又介绍她们俩到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比平民女校正规一点，然后又学了一些东西，这时候她接触的共产党就更多了。但是那时候她不入党，不愿意受约束。胡也频牺牲之后，她觉着凭着自己东闯西闯的不行，要加入到组织中去。胡也频牺牲一年后，丁玲入了党。《北斗》是她参加的第一份革命工作。当时，胡也频如果不牺牲，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开会。丁玲要求去苏区，跟张闻天沟通后，张闻天建议她留在上海办杂志，1931年，她主编了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丁玲与胡也频的合影（摄于1926年6月）

营救：胡也频和丁玲被捕

1931年，沈从文和丁玲一起经历了的一个艰难时刻，是胡也频被捕。

1931年初，元旦过后，当时在武汉大学教书的沈从文去看望丁玲和胡也频，看到当时胡也频还穿着短衣，二人生活窘困，便把一件新的海虎绒袍子借给了胡也频。时隔半月，胡也频被捕，成为历史上的“左联五烈士”之一。

胡也频被捕時，胡也频和丁玲的孩子蒋祖林只有两个月大。丁玲到处奔走。《丁玲传》记载：“沈从文十分着急，找了徐志摩、胡适，又专程去南京找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接到沈从文救助后，蔡元培曾给当时上海市市长张群写信，托他设法。后来郑振铎和陈望道介绍丁玲去找邵力子，于是沈从文又陪丁玲第二次去南京。邵力子给张群写了信，蔡元培又给张群写信，回到上海后，沈从文拿信去见张群，被告知，胡也频和其他人已被转移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去了。

“1931年1月下旬的一天，天很冷，飘着雪花，沈从文陪着丁玲去龙华探监，送被子和换洗衣服，但因胡也频属要犯，等了一上午也不让见。丁玲和沈从文想了半天，请求送十元钱进去，要求得到一张收条。”

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回忆：“一会儿，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丁玲大声喊了起来，胡也频却来不及回应，就被推走了。

沈从文陪丁玲去了南京，继续设法营救胡也频。后二人辗转乘火车回到上海。丁玲回忆：“沈从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带了去，看见一个相片册子，里面有也频。”“也频穿的海虎绒袍子，没戴眼镜，是被捕后的照相。”“这天夜晚12点的时候，沈从文又来了，他告诉我确实消息，是2月7号晚上牺牲的，就在龙华。我说：‘嗯，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3月21日，沈从文陪丁玲把孩子蒋祖林送回了湖南老家，路上走了10天。

1933年，丁玲被捕。沈从文立即写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两篇文章，对当局提出抗议。后写信给胡适求助，希望胡适“说几句话，提醒一下政府”，不要一捉到左翼作家就杀，“其实是用不着这样严厉的”。又写了10余万字的《记丁玲女士》。

“丁玲对于沈从文产生一点芥蒂，缘于有人告诉她两件事。一个是，上海左联为营救丁玲，给沈从文写信，被复信冷淡拒绝。另一件是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路过常德，有师生建议他去看丁玲的母亲，他没去，并且在丁玲的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

事实上，胡适让沈从文对丁玲被捕事件后来安下心来。胡适在6月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写道：“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

丁玲当时是一个中国最当红的女作家，她的被捕马上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李向东分析：

因为当时他们住的是由外国人管的租界，法租界是法国人管的，国民党不经过法国领事馆同意和批准，就到租界来抓人，是不行的。声援活动以来，开始不承认抓，又不能放，又不敢杀，就把丁玲在南京软禁起来了。

丁玲失踪后，左联还有许多国际友人都掀起了营救丁玲的舆论。沈从文也写了文章营救，但是他可能不愿意跟左联这边一起行动，所以左翼的人找他，他是拒绝了。沈从文又信任胡适，相信了国民党的解释，也没有给丁玲的母亲写信让她到上海来打官司。也许跟丁玲传话的人，也有一定的倾向性。1936年的时候，他们中间就已经有了一些误会，只是80年代丁玲复出后，才看到沈从文的《记丁玲》，当时的特殊环境让丁玲说了一些火气很大的话。

丁玲1933年被捕之后，没有被关押在监狱，也没有坐牢，没有受刑。国民党每个月给她100元生活费，所以1955年，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她的这段历史就被说成是一个污点，说成是被捕期间有变节行为。

误解

解放初期，沈从文被排除在新中国的文艺圈子之外，去了故宫博物院搞文物研究。其间，遇到了几次困难，找丁玲帮忙。

沈从文的老乡、曾任中共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祖春，曾在1991年《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中，把1949年3月沈从文的自杀，归结为郭沫若批判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的《〈斥反动文艺〉对他的评价与丁玲的态度》，“丁玲的态度”是指在这段时间沈从文曾经找过丁玲，但是丁玲态度十分冷淡。

据王增如和李向东二人考证，这个记载是有误的。当时丁玲其实并不在北京。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分析沈从文的自杀：“政治的压力确实存在，但‘未必是唯一的原因，甚至有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认为其中还有沈从文当时面临的感情危机问题。

1949年6月8日，丁玲到了北京，6月10日就去看望了沈从文。王增如和李向东认为，以沈从文的性格，后来他去找丁玲，还是把丁玲当成可以信任的朋友：“丁玲两次探视，沈从文并未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冷淡，对丁玲的印象也绝非‘大失所望。”“他实际上是把丁玲视为新政权文化界领导层里，能说得上话的第一人选。”

1955年11月，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遇到难处，写信给丁玲：“丁玲：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感谢党对我的一切的宽待和照顾，我正因为这样，在体力极坏时还是努力做事。可是怎么做，才满意？来帮助我，指点我吧！让我来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时间。”当时，中国作协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党组扩大会已开完，丁玲正在听从发落，不便会见沈从文。第二天给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和秘书长严文井写信，提到“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我应该怎样同他说？如果文井同志能够同我一道见他则更好”。

在动荡的年代，丁玲和沈从文在文学和政治上都选择了不同的路，丁玲认为文学是实现政治的途径。王增如分析了丁玲为何如此选择：“现在是左翼革命文学受冷落的时候，有些年轻人不大喜欢革命作家、革命文学。但是，文学根本就没法脱离政治，喜欢革命文学也好，不喜欢革命文学也好，这里面本身就有政治倾向。原来我曾经听丁老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话有道理。丁玲出生于一个有钱的大家族，但是这个家族里的许多人好吃懒做，躺在床上抽大烟。她从小看见他们那样的堕落，特别是她父亲死以后，寄人篱下的生活对她的影响非常大。丁玲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的性格，也感觉到这个社会不合理，后来又接触了一些进步的共产党人，比如向警予。丁玲也觉得女性要自强，所以走上了革命道路。到了延安以后，她觉得女人在很多方面还是受到压制和不公平待遇，就写了《三八节有感》。”

“文革”结束以后，沈从文和丁玲，都各自经受了很多，到了晚年才都过上稳定一些的日子。

在1980年，丁玲在《也频与革命》中驳斥沈从文《记丁玲》，成为人们热炒的话题。虽然《记丁玲》写于30年代，但丁玲却是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在王增如看来，两个人真正矛盾爆发还是由于丁玲的《也频与革命》引起的，当时丁玲刚刚复出，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的理由就是丁玲被捕后还和冯达一起生活，他们又认为冯达是叛徒，所以，丁玲历史上是有污点的。而沈从文的《记丁玲》中，又讲到了冯达。丁玲感到，这会给她的平反问题带来更大的麻烦。王增如说：“不管如何，丁玲和沈从文纵然在政治和文艺观点上不一样，但一直都有朋友的感情，曾经在30年代和50年代对彼此伸出援手。”她回忆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细节：“一个杂志社的编辑看了丁玲的文章，就写了批判沈从文的文章，重新批判《记丁玲》，厚厚的一沓子。丁玲很平和地说，算了，他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别发了。”

在王增如的印象里，晚年的丁玲，想要的就是安心地写作。她回忆道：“晚年我来到她身边，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給她找房子。她复出后，好多人非常想见她。在木樨地，来找她的记者和熟人很多，她觉得不能安心写作，我到处给她找房子，颐和园、党校……最后本来想回到桑干河附近的一个小院，她想离开纷杂的行政事务去写作。她想要通过写作表达她想要表达的东西。她当年写小说，办杂志，办《红黑》，办《北斗》，都是希望能够写出自己想说的话。”

（参考资料：《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记丁玲 记丁玲续集》，沈从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丁玲散文选集》，武在平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