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达成

苏轼在《留侯论》中，研究分析了张良的生平和他辅佐刘邦前后的作为，区分出了两种勇敢，一种是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种则是大勇。这种大勇者，按苏轼的说法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就是说，具有大勇者风度的雄伟非常之人，由于胸怀浩然之气，世俗庸见不能使之屈从，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以磊落坦荡的所作所为成就一代风范，这才可称之为大勇。

中外史籍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大勇者。这些有过人之处的豪杰之士，由于人生际遇与所处历史背景不同，表现出的风度也各有不同。

比如近代史上，坚决主张变法的谭嗣同的一生，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可以说在当时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仁人志士中，他所达到的民主意识的高度，已远远超出了同代人。他在《仁学》一文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在他看来，所谓“圣明天子”，无非是共举“为民办事者”，既然是共举之，自然也“可共废之”。在如层层磐石的封建专制的重压之下，谭嗣同竟有这样犀利透辟的思想，真可谓石破天惊，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因此他在变法之举中，比同辈人更为坚决，更为果敢，这是和他“挟持者甚大”“其志甚远”密不可分的。然而很不幸，由于袁世凯阴险叛卖，风云骤变，变法之举终于面临败局。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本来还是有机会逃亡的，日本友人也曾劝他东渡，他却断然拒绝，并以决绝的态度，说了这样一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一席掷地有声的话，气贯长虹，而沉痛悲愤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卒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者风度，是决心要以自己的血震惊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混浊的千万双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志，表现了大勇者的风度。

明末17岁的夏完淳则又不同，他从14岁即随父亲起兵抗清，兵败后父亲殉难。他秉承父志，继续投身抗清运动，新婚才三个月，即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南京受审，面对洪承畴，他无所畏惧，痛斥洪的无耻叛卖，终于被凌迟处死。在狱中他给新婚妻子与母亲各写了一封绝笔信，两封信的情致都婉转凄恻，对妻子与母亲的关切感念之情，更是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字字血泪，但是舍生取义的豪迈之气，依然汹涌于字里行间。他在《狱中上母书》中写道：“……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念。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噩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少年英豪，倾吐肺腑，语撼天地，完全是大勇者的风度，数百年后，此绝笔仍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慨动容。

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在日军入侵上海后，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出版社后来遭到日军搜查，被运走两大卡车书籍。当时陆蠡正外出，本是可以躲避的，但他认为书店既然由他负责，他就有责任去捕房问个究竟，结果被人带到日本宪兵部。据一位曾与他同关狱中的难友说：“一次日本人把陆蠡提出去问口供：‘你爱国不爱国？’他不能违背良心，自然说：‘爱国。’日本人又问：‘你赞成不赞成南京国民政府（指汪伪国民政府）？’他说：‘不赞成。’日本人又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回答：‘绝对不能征服。’日本人恨他态度顽强，诬陷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给上了酷刑，几次提审，他决不改口，终于因受酷刑吐血而亡。”

刘西渭（即李健吾）先生在论及此事时，曾深刻地指出：“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最后能够取得胜利？正因为这个民族忽然迸出了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据说陆蠡是个口齿钝拙、情感深敛甚至有几分羞怯的老实人，他天真而朴实，但当事关大节时，他竟如此镇静从容，义无反顾，毫不含糊，一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就这样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但从他身上迸射闪耀的，正是大勇者不灭的光辉。

苏轼在《留侯论》中分析：张良青年时，面对秦王暴政，曾求力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是“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而后来受兵书于黄石老人，并数经老人“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张良“忍小忿而就大谋”，思想终于成熟起来，完成了击败项羽的大业，成为大勇者。由此可见，虽然大勇者的风度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正是由于志向高远，以社稷国家兴亡大事为己任，以忧济天下为大志，方能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定自若。中外史籍所载大勇者的事迹灿若星辰，正是他们构成了人类不断进取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