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金山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

为治理不断恶化的草原沙化问题，改善牧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从1994年起，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开始实施牧区生态移民工程，先后将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农牧民集中迁移至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地方进行安置。这些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草原生态和农牧民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迁移也改变了农牧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迁移至新区后，青壮年外出就业、隔代居住等一方面降低了世代相传的家庭养老功能，另一方面移民区空巢、留守老人集中出现，导致生态移民的养老问题开始凸显。由于牧区生态移民区多处在祖国边疆，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所以生态移民的养老问题不仅关乎他们的社会适应，而且也是影响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农牧民的养老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关心的问题，早在1992年内蒙古农牧民养老保险就开始试点，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在全区全面铺开，甚至一些旗县为了实现社会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积极进村入户(包括移民区)宣讲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标准、政府补贴、养老金领取等知识。然而，时至2017年上半年入户调研时发现，仍然有许多生态移民没有参保，人们不禁要问在新农村牧区养老保险政策已经建立并大力倡导参保的情况下，移民为什么不参保？

一、文献检视

在大量关于养老参保主题的研究中，针对民族地区农牧民的文献并不丰富，其中对农牧民缘何没有参保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向度。制度取向的研究认为，新型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在个人缴费标准、集体补助、政府补贴、运行管理、养老金支付、宣传普及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影响了农牧民的参保。赵淑辉等认为，养老保险参保门槛高导致许多贫困农牧民无力参保[1]。霍燕指出，养老金远低于贫困户低保金是导致农牧民不参保的一个重要原因[2]。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课题组基于鄂尔多斯的实地调研指出，新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在参保范围、缴费比例和时间、保险基金运营管理、个人账户设置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农牧民参保的便利性和积极性[3]。杨雪等指出，农牧民由于居住分散，信息沟通不便，对养老保险政策缺乏了解而未能参保[4]。文化取向的研究侧重于从社会观念角度对农牧民养老不参保现象做出解释。赵晓辉认为，农牧民的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倚重家庭养老，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缺乏信心[5]。韩鹏指出，大多数农牧民处于小生产者境地，不得不关注眼前的短期利益而无力无心投资未来获益的社会养老保险[6]。乌云高娃指出，农牧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对养老保险认识不到位使其持观望态度[7]。以上研究对农牧民为何不参保的宏观性、一般性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制度和文化取向的解释也有它的局限性，即忽略了农牧民的个体差异而将其化约为一般化的人，这对于解释在相同制度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参保差异是无力的。因此，要对牧区生态移民养老不参保行为进行分析，还必须从微观的个体及其家庭层面着手。

人的行为受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驱使，这样的观点已经老生常谈。个体以理性方式行事，以图他们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看来，自利心是个人行为的驱动力，“我们期待的晚餐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8]。奥尔森指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9]。所以对于移民养老不参保行为的认识不能局限于个人行动的外在结构(如制度的、文化的)，还应该考虑影响个人行为的自身及其家庭因素。在我国，家庭成员之间的伦常往往使个体具有强烈的家庭主义倾向，即“在计算成本和收益时以家庭为单位计算，而不是具体计算到家庭内所有成员”[10]。费孝通指出，家是一个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概念[11]，这种伸缩性在为个体提供人力、物力、情感等方面支持的同时，也促使个体在做出决策时要考虑家庭其他成员的利益和情感。具体对于生态移民而言，养老是否参保除了受先前提及的制度和文化的因素外，还理应受到自身及家庭层面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收支水平、子女数量、居住方式等。为了探究这些因素对养老参保的影响，通过实证数据统计分析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二、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生态移民D社区的问卷调查。D社区是达茂旗委、旗政府所在的百灵庙镇的8个社区之一，社区共有居民2754户，其中生态移民户为2360户，约占总户数的86%。2017年1月，笔者对D社区的生态移民户展开初步调研时发现，迁移至此的移民户同质性很高，他们全部来自旗下其他各个苏木乡镇，且均为禁牧转移的牧民，共计6734人。由于禁牧迁移保留了牧民在草原的居家，D社区的牧区移民常常是草原、社区两头跑、两边住。2017年5月正式调研时，将近一半的社区移民户居住在牧区。综合考虑移民户同质性强、入住空置率高的特点，入户调查前先按照D社区的楼幢单元号将所有的移民户排序，然后利用随机数表法抽取了150户居民。为了尽可能保证样本的随机性，调查中如遇到无人户，由本单元的邻近户或邻近单元的移民户作为替补。调查结束后，共计发放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42份，有效回收率为95%。

2.变量测量

因变量是生态移民有没有参加养老保险。问卷中的问题是“迁移后，您是否参加了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共有“参加了”和“没有参加”两个备选回答项。

自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婚姻状况与老年人日常照料紧密相关，影响老年人养老认知与体验，所以在测量上将“已婚”、“有伴侣”合并为“在婚”，将“未婚”、“离婚”、“分居”、“丧偶”合并为“非在婚”。文化程度的测量分为“没有上过学”、“小学”、“初中”、“中专”、“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等8个选项，根据数据分布情况，将“中专”和“高中”合并为“高中或中专”，将“大专”、“大学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合并为“大专以上”。健康状况采用自评测量，选项分为“身体状况良好”和“身体状况不行”，前者命名为“健康”，后者命名为“不健康”。另一类是家庭因素，包括家庭年收支水平、子女数量、居住方式等，其中家庭年收支水平表示迁移后的家庭经济状况，问卷中采用自评方法予以测量，即被访移民根据自己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判断。

3.数据分析方法

出于对所研究问题的切思之心，本文采用STATA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分析和推论分析，前者主要描述生态移民养老参保状况以及诸项自变量的分布情况，后者考察影响生态移民养老参保的自身因素和家庭因素。由于因变量是一个养老是否参保的二分变量，所以采用了logit回归分析方法。所有变量测量及描述统计数据见表1。

表1 变量测量与统计分布(N=142)

(续上表)

三、研究分析

表1显示，82位牧区生态移民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约占样本总数的58%。比较参加养老保险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统计数据发现，参加养老保险的生态移民平均年龄接近61岁，而未参加养老保险的生态移民平均年龄约为49岁，这表明年龄越大的生态移民越有可能参加养老保险。在其他个体层面变量和家庭层面变量上两组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为了探究影响生态移民养老参保的个体、家庭因素，logit回归模型1表明：年龄每增加1岁，生态移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就会增加1.07倍(exp0.071=1.07)；与自评不健康的生态移民相比，自评健康者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要高出3.28倍(exp1.189=3.28)。logit回归模型2显示，在加入了家庭层面的变量之后，个体层面影响养老参保的变量数量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只有年龄、自评健康对生态移民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具有显著影响，家庭层面的因素对生态移民养老参保没有影响。

表2 个体、家庭因素影响养老参保的logit回归分析

(续上表)

四、结论、讨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统计数据分析有以下几点结论：(1)年龄是影响牧区生态移民养老是否参保的重要因素，年龄越大，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这表明农村牧区养老保险在青壮年移民中的覆盖率较低。(2)个人健康状况对移民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也具有显著影响，越是自评不健康的生态移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低。(3)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子女数量以及居住方式对生态移民养老参保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行为都是基于自身能够获益判断的理性选择。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是牧区生态移民基于能够获得潜在收益而做出的理性决策，是一种希冀获得晚年保障的理性选择。换句话讲，牧区生态移民养老是否参保很大程度上与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预期相关，如若参保的受益预期高、时间短，养老参保率就高。因此，年龄越大的生态移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越高，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个人的自我养老能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年龄越大(接近60岁)，他们领取养老金的预期时间就短，而较短的养老金等待支付期无形之中提高了养老保险的可靠性。透过年龄对养老参保行为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自评价健康状况较差的生态移民反而不积极参加养老保险，因为自身健康状况越差，对未来是否能够领取到养老保险越不抱希望，而那些健康状况越好的牧区生态移民选择养老参保则是因为健康的身体为他们在有生之年获得养老金提供了保障。至于家庭因素对生态移民个体养老参保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当前牧区移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迁，即迁移至城镇社区以后，农牧民群体中出现了原子化现象，原先的大家庭结构趋于解体，家庭已经不再是影响牧区生态移民养老参保的重要因素。

虽然人不是结构的傀儡，但不可否认，人的行为受经验之下潜在的各种社会安排体现出来的模式所影响。因此，透过生态移民养老参保行为与预期收益关系的考察，也可以揭示新农村牧区养老保险政策的设置状况及其局限，进而检视其合理性与科学性。基于以上实证研究结论，就如何提高生态移民的养老参保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要加强农村牧区养老保险政策的稳定性，提高农牧民对养老保险的预期收益信心。内蒙古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从1992年开始试点，至1998年在全区(除乌海、乌兰察布)全面实施，2000年暂停后于2007年又开始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开展农牧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年，自治区政府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和农村牧区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11〕133号)，提出要扩大新农保试点地区，至2012年基本实现养老保险政策的全覆盖。可见，农村牧区养老保险政策始终处在不断调整中，政策变化常常导致处在制度环境中的生态移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缺乏良好的预期收益信心，继而对其持等待观望态度，尤其是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生态移民，孱弱的身体面对养老保险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时，倾向于将有限的收入存储起来或当下消费。因此，要提高生态移民养老参保率，必须先要确保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长期稳定。

第二，要着力提高新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的给付水平。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比，新农村牧区养老保险起步较晚，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也较低。尽管政策设置了若干缴费档次，但由于牧区生态移民经济收入不高，大多数人投保的缴费档次较低，加之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相应的补贴标准也较低，移民参保后能领到的养老金较少，对养老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那些青壮年移民在问卷调查中感慨，“就是参加了养老保险，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很多时候并不是他们不了解政策，而是较低的养老保险给付使他们没有参保的动力。所以，要真正实现养老参保的全覆盖，应尽力提高养老金给付水平，以相对满足养老需要的预期收益吸引生态移民参保。

第三，要继续完善农村牧区医疗保险政策，助力提高生态移民的健康水平。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健康状况对牧区生态移民养老参保行为的影响说明，一部分生态移民之所以不参加新农村牧区养老保险，并不一定完全是养老保险政策的不完善所致，而是因为自身健康状况不佳降低了养老保险的预期支付。可见，健康能够提高人对生命的预期，生命健在，人对未来生活就越充满憧憬，倘若健康状况不佳，对生命与生活的悲观态度会影响养老参保。社会养老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对未来生命的投资，尽管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分殊，但健全的医疗保险在促进人的健康水平的同时，也提升了人的生命预期。因此，要提高牧区生态移民的养老参保率，还应该继续完善医疗保险这个“供给侧”。

参考文献：

[1] 赵淑辉，苗海斌．高度重视我区农村牧区留守老人养老保障问题[J]．实践(思想理论版)，2012(2)．

[2] 霍 燕．公共服务视角下内蒙古农村牧区养老问题研究[J]．北方经济，2016(6)．

[3]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课题组．建立新型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从鄂尔多斯市新型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情况分析[J]．北方经济，2010(5)．

[4] 杨 雪，杨建林，潘桂英．草场禁牧政策下我国牧区居民多元化养老模式的构建[J]．开发研究，2014(3)．

[5] 赵晓辉，于红梅．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与制度构建的思路——以通辽市为例[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6] 韩 鹏，刘 涛．内蒙古农村牧区基本养老保险瓶颈胪叙及成因探究[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7] 乌云高娃，巴 图．建构与完善内蒙古农村牧区养老保险制度与农牧民脱贫[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8] 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4．

[9]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 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

[10] 盛 洪．论家庭主义[J]．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8(2)．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