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称用网络流行语写作可能成为汉语的损耗

作家严歌苓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开展写作讲座，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写作爱好者纷纷赶来，聆听带着切身写作体验的讲座。讲座的主题是一对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概念——“原型与虚构”。在嘉宾主持张立宪的引导下，严歌苓讲述了自己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任何一个人，她身上肯定有很多没有实现的自己。能够在小说里把一些没有被发掘的自我，甚至羞耻于被发掘的自我和梦寐以求的自我表达出来，能把心里那些很黑暗的、令人着迷的东西放在不同小说里，是作为小说家的幸运。”这是虚构的乐趣和自由吗？“是的。我在虚构的作品里说的都是真话。”严歌苓说道，“常常是在散文里讲真话的勇气少了很多。”现场提问环节，很多学生就具体的写作问题向嘉宾请教。有读者就“近年来文学作品与大众传媒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可能产生的影响”提问，严歌苓就此谈到了她对网络用语的看法，“很多流行的语言是不准确、不精练、也不好看的。”她举例说，“现在人说话都要用‘亲爱滴’，好像正经地写出一些文字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在严歌苓看来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一种矛盾：“我不能苟同一些语言，甚至是痛恨一些语言（流行语）；但如果不用这种语言写当代小说，别人会说你out不接地气，不像是当代中国人讲出来的话。这很矛盾。但我认为如果必须用这些流行语来写作，那是汉语可能面临的损耗。”

●张翎自称童年和故乡是创作的基础

作家张翎日前在暨南大学就《劳燕》与师生们一起分享“从史料到小说”的创作故事，讲述抗战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为了创作《劳燕》，张翎在美国查阅大量史料，这样才有了小说中凿实的细节呈现。在她看来，史料考据与想象力，是创作小说必不可少的两个基础，两者同样重要，“史料是小说的龙骨，是让我站在地上脚踏实地的东西。抓住时代洪流中的几个碎片演绎成小说，不一定能折射全局。但这几个碎片必须是真实的，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契合，这样我的作品才会有生存的根基。”出生于浙江温州的张翎移居北美已经很多年，“相对于本土作家而言，我已经不像他们那样具有强悍的文化之根了。”张翎感慨道，根植于故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口深井，可以源源不断地从里边汲取创作营养。于她而言，童年和故乡也是她所有灵感和文学修养的基础，与中国相关的人和事始终会是她的写作中心，“有时距离会产生一个理性的审美空间，和一个旁观的视角，那我就尽可能地利用不同的视角，写出一些角度不同的作品，努力发出自己个性化的声音。”

●贾平凹认为读书不能只是做活动

在第23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第六届复旦大学读书节拉开帷幕，作为启动仪式主讲嘉宾，贾平凹分享了自己阅读经验以及对当下阅读状况提出了看法。贾平凹表示，自己写作的重要资源和背景一个是中国传统经典，一个是家乡那融合了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独特乡土文化。尽管现在都在强调读书，但在贾平凹看来，越是强调，实际上越是证明我们的阅读水平和氛围都还不够。“年年都在强调读书，证明中国人年年没有把读书做好。采访这些人，也把这些人采访得无话可谈了，就是说一些读书的重要性。实际上怎么理解？读书不是一个运动，不是一个活动，读书要养成一个生命的习惯，就像每个人锻炼身体一样，一旦成习惯，不锻炼就难受，读书也是这样。”贾平凹认为，现在好多人读书，都是读职场方面的书，或者实用方面的书，这也可以，只是同时也要读点文史方面的书。“读书必须是每个人在乱读、广读、泛读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用下馆子吃饭打比方生活，“街上那么多饭馆，你吃完以后，才知道哪一个适合你的口味，吃辣的还是吃甜的，最后由你判断。”在贾平凹看来，最好的书，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书，而是让你有兴趣的书。“所以我经常讲，一个作家写书，是给一部分读者写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有一些书确实是伟大的书，但是那一本书是一个鬼才，确实好，我得承认。大鱼大肉我承认确实是好东西，但我吃素，我只能说那是好东西，我不能吃。读书也是这样。”

●李娟称自己的散文其实就是标准的小说

李娟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她的散文《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冬牧场》等，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日前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会觉得自己是“散文家”，我一般都自称写作者。我最初也写过小说，后来这部分内容被收录我的第一本书《九篇雪》中。但我很快发现，我的小说其实和散文没什么区别。而且我现在仍然觉得，我的散文其实就是一部部标准的小说：有故事的发展，有情节的变化，有丰富的细节，有头有尾。我的文字体裁，其实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我自己主动的选择，而是来自读者，来自评论家们的分类。我之所以被纳入这个范畴，大约是因为自己的文字都是围绕个人生活和个人视角而展开的，都是真实经历。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之所以这么写，只不过是因为这种方式恰好能，并且足够满足自己表达的需要。至少目前如此。我没有必要写别的，因为想写的东西，用目前这种方式已经足够表达，没必要超越、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