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 李旭青

摘要：公园的出现是近代宁波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变化。这一新式公共空间得以辟设是西方文化影响、城市发展需要、民众生活诉求、空间权力介入和经济发展支持等多种合力下的产物。对公园出现原因的分析有利于加深对近代宁波城市发展的认识。

关键词：近代宁波 公园 原因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5-0039-02

公园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生事物，其发展历程与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的出现不仅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更与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密不可分。现有研究对宁波公园的关注较少，故本文主要就近代宁波公园辟设原因加以分析。

一、西方文化的影响

近代宁波公园的出现及发展是与近代中国城市对外开埠，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相联系的。宁波开埠后，不少外国人在江北岸建立了居住地。他们不仅开辟花园以供其休闲娱乐，而且“修建道路码头、房屋、教堂、医院、点灯等公共设施，使宁波有了最早的城市市政系统”。[1]这些体现西方文明的建筑、事物、物品及管理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给宁波人以一种有别于以往的巨大震撼。于是，这里也就成为宁波人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窗口。毗邻上海的有利位置及两地密切的经济联系也使宁波受西方文化影响颇多。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在本地开辟公园，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旅外甬人对公园的日益熟悉，多在宁波本地营建别墅园林，使得大量西方造园思想涌入宁波城，将概念的事物付诸实际，打破了原有传统的造园样式和手法。[2]

二、城市发展的需要

近代宁波公园的出现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从长远来看，公园这一“城市空间的发展不仅是一种生态过程，还是经济过程和文化过程”。[3]与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宁波城市卫生存在着诸多问题。“本郡为全浙通商首埠，人口达三十万以上，烟灶稠密，街衢阒繁，每当秋夏之交，时气流行，屡致疾疠”。[4]时人将宁波定位为“浙省通商首埠”，城市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显然与此不相符，也与许多民众对城市的美好期待相去甚远。而公园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内容，周边城市公园不断兴办起来的情况下，缺乏公园这类公共空间已成为宁波城市形象的一大问题，“这样大的地方，没有一个宽大的公园，不但是可笑，实在是可叹！”[5]同时，开辟公园不失为带动宁波城市经济发展之一妙招，“倘本市有良好之公园，则来游者于此停顿，于此徘徊，举凡旅店饮食馆之生意，亦因之以增宁波商务可望”。[6]

三、民众生活的诉求

近代宁波公园的出现与发展亦是民众生活诉求的产物。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卫生、文明、民主等公园相关的内容，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会有助于他们的社会生活，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社会精英外在的赋予，即使是与之生活健康紧密相关的卫生，也非完全的源自他们的实际需要。实际上，公园这类城市公共空间的设置本身就是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产物。开埠前，人们除了在屋檐街巷或茶馆等地休憩之外，很少有公共的活动空间。那些“住城市的”人，往往因“房屋稠密，空气混浊，人每日困在斗室之内，以至身体发软，精神疲乏，容易受病生灾”。[7]前往茶馆、寺庙、庙会等可以说是最为常见了的，而像城隍庙这类传统公共活动空间嘈杂、拥挤、缺乏管理控制，人员鱼龙混迹、活动良莠不齐，于此休闲恐怕总是会让人有很多烦恼，甚至琐事颇多。诚如学者所言，“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格局以及近代休闲方式的缺失，造成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异常匮乏，这突出表现在皇家坛庙的神圣不可侵犯、香会和庙会的宗教性与时限性以及城郊名胜的偏僻性等等。”[8]显然，从生活到精神上，宁波民众都需要一处公园。

四、空间权力的介入

公园这一“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的产物，一旦建成又会进行再生产，成为权力空间，构筑权力与社会关系”。[9]在近代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精英和改良者视野中，他们迫切地试图重新构建公共空间，并对市民进行他们感到迫切的“启蒙”。[10]公园的引入，从表面上看是出于改造卫生，造福于民，但深层次上来说是地方士绅借此参与市政权力的表现，而且“精英和大众参与地方事务一直被揭示为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这是社会（与国家相对）的表现，是民主的先兆：所有这一切都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或使讨论更进一步，是近代化的标志”。[11]这种权力的生产与表现、存在在于公园的建设、设置、活动安排及其后所要表达的意义。就市民本身来说，公共空间乃是市民表达意见付诸实践的现实场域。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城市空间的最大价值在于公共权力的大众化和市民化，这也是城市近代化的标志。[12]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园就成为政府、国家介入并控制民众的集中场域，只不过，这种介入大多是在改善市民生活、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城市卫生等口号下展开的。特别是“进入20年代后，在官方和上层人士中，保健及卫生观念有了可喜的变化。官员越来越注意到生命机能与环境卫生及公众健康的关系”[13]，并借此将其意识形态、政治符号等灌输到民众当中，以实现政治认同，使公园转化为控制民众的手段。

五、经济发展的支持

宁波开埠后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宁波商人的崛起为公园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城市的近代化一方面为市政近代化的开展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适应城市近代化需要的近代市政要求。随着上海、杭州、温州等开埠，宁波原有的经济地位大不如从前，但仍旧保有了相当规模，尤其是与上海经济上的联系，使“原本发达的宁波商业更加繁荣，并带动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14]一大批宁波人纷纷前往上海等地，到20世纪30年代，仅旅沪宁波人即达五六十万，其中大都是从事工商业，而豪富有大小数百家。[15]這些富有者往往掌握了大批财富和社会资源，因而成为地方政府建设所倚重的对象。也正是这些富有者通过捐款、筹款、参与组织建设等方式参与到宁波地方建设之中，缓解了市政当局因财政上捉襟见肘难以筹建公园的局面。当时，宁波中山公园建设有“殷富捐款一万八千三百余元，……商会捐款二万八千元……承源、孜源等钱庄借垫一万六千余元”[16]，参与筹建的商界人士就达一百三十余人。

总之，在以上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背景下，近代宁波相继出现了多座公园，进而成为宁波城市发展和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孙善根.宁波外滩与近代宁波社会变迁[C].许勤彪，宁波历史文化二十六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41.

[2]周向频，陈枫.矛盾与中和：宁波近代园林的变迁与特征[J].华中建筑，2012（6）：19.

[3]张鸿雁.城市·空间·人际[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71.

[4]甬绅创设公园之计划[N].申报，1909-07-10.

[5]宁波市政府编辑室.建筑公园的商榷[J].市政月刊，第一卷创刊号：12.

[6]宁波市政府编辑室.建设月湖公园[J].市政月刊，第三卷第四号：6.

[7]公共花园论[N].大公报，1910-06-08.

[8]石桂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公园与市民生活研究[D].吉林大学，2016：49.

[9]胡俊修，钟爱平.近代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0（5）：82.

[10]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57.

[11]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6.

[12]张鸿雁.城市空间的社会与“城市社会文化资本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市民属性研究[J].城市问题，2005（5）：4.

[13]陈梅龙，景肖波.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125.

[14]孙善根.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

[15]唐力行.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39.

[16]张传保，陈训正.鄞县通志 工程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3：399.

责任编辑：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