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艳杰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燕国为周代初分封的重要同姓国之一，自周武王十三年到秦始皇二十五年一共经历了大约900年的历史。西周时期燕国建都于今北京市西南的蓟城，即燕上都。根据《世本》记载，春秋时期以今河北雄县的临易为都。《水经注》记载战国时期燕还都于蓟，战国中晚期建城于武阳，即燕下都。但是营建都城并非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机械进行的，也就是说，燕下都并非是只有在战国中晚期才进行营建使用。《水经注》记载的战国中晚期营建都城，可能属于在一定的城市建设基础上进一步营建甚至是扩建。根据相关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春秋时期燕下都就已经作为燕国的城邑进行使用，随着时间的发展，到战国晚期，燕下都作为都城的功能逐渐增强，其历史地位发生改变，成为了重要的燕国都城。

1 燕下都研究现状

根据方志记载，自从清代以来，燕下都就有遗物出土，在道光、咸丰年间出土有明刀，《吉金所见录》记载：“河间易州于败井颓垣中每有新获，动辄数千”。可见明刀出土数量之多。1929年，马衡等人对燕下都故城进行了调查，形成了《易县燕都调查报告》。1930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等相关单位联合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通过此次发掘，形成的研究成果有：傅振伦先生的《燕下都考古记》[1]、王庆昌先生的《易县燕墟研究初步》[2]、常惠先生的《易县燕下都故城调查报告》[3]等。后续的研究成果有滕固先生的《燕下都半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4]等。到1980年考古工作持续进行，考古资料较为丰富。主要成果有傅振伦先生的《燕下都发掘品的初步整理与研究》[5]、中国历史博物馆《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6]等。以上的调查、发掘与研究，为今天的燕下都瓦当研究奠定了雄厚的资料基础。目前燕瓦当的研究主要代表为吴罄军先生，其研究在瓦当的纹饰、制作工艺、美学考究、历史内涵方面都有独到全面的见解。在《燕下都瓦当文化考论》[7]一书中，对瓦当的出土、收藏研究状况、文化面貌、分期、纹饰、文化价值、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简论燕下都瓦当承载的文化信息》对瓦当的使用于经济文化的关系、与政权稳固的关系、饕餮纹饰的渊源、燕下都的历史地位都进行了严密的论述。通过反推思维，论证了燕下都并非是一个国家的陪都的观点[8]。《燕下都瓦当考古学观察与思考》一书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以时空为序，将瓦当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且通过对瓦当的理性认识与分析，对燕下都的都城建筑的认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9]。

2 燕下都城市格局

“燕下都城址”可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东墙南起西于坻村，东南约500 m处，全长约3 200 m，城墙的东南角为圆角。北墙西经武阳台村和九女台北，全长4 500 m。西墙分为南北两段，北段由北墙西端经“虚粮冢”西侧，现场3 160 m；南墙由于坻村南向西直至东故安城村东即断，全长1 540 m[10]。外城：东墙的南端紧连内城的东北角，方向与内城东墙相同，全长730 m。北墙由炼台村东南，向西经斗城村，至固村西南，全长约8 300 m。西墙由固村村南直至城角村西南，全长3 570 m。南墙由城角村西南起，向东经军营村之南至燕子村西后，痕迹不明，已知的长度为1 500 m左右。

3 燕下都城址出土瓦当状况及分期

燕下都遗存主要分布在东城西南部的北沈村到西贯村的6～8号居住址。东城中部的朗井村到高陌村的13号居住址，遗迹都是小型房址、灰坑、墓葬，没有发现较高规格的建筑遗迹。西城东部的西沈村北即10号、13号、19号居址都属于一般性建筑居址，而夯土建筑遗迹以规模较大的夯土台为典型。武阳台的夯土台基最大，东西约140 m，南北约120 m，武阳台的北侧，依次为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图1）[11]。在武阳台的东南、西南和东北3个方向上，分布着3处建筑基址群。目前考古探明的建筑台基就有50多座。出土半瓦当的典型遗址有武阳台建筑材料坑和武阳台村西部21号作坊遗址、老姆台28号建筑遗址、老爷庙台V号建筑遗址、25号和27号建筑遗址、朗井村10、11、13、30号作坊遗址、东沈村6号、西沈村19号、北沈村8号、西贯城9号等居住遗址。

图1 燕下都遗址分布图（来源：许宏《燕下都营建过程的考古学考察》，《考古》，1999年第4期，第61页）

在对燕下都的调查发掘中，在武阳台村的东南方向的夯土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饕餮纹瓦当和完整的带当筒瓦，其中饕餮纹与山云纹为主要纹饰出现，其次还有点纹、微弱的绳纹、山字形纹、素面等纹饰。

从出土的地层关系和类型对比分析可以了解，燕国最早使用的瓦当为素面半圆瓦当，从春秋早期出现，到战国早期、中期依旧使用，战国晚期较少出现；春秋中期出现了卷云饕餮纹和双龙饕餮纹半瓦当；战国早期依旧以双龙饕餮纹和卷云饕餮纹为主；战国中期出现了山云纹、山形饕餮纹、山形花卉饕餮纹、抵角或抵足双龙纹半瓦当。

3.1 宫殿建筑、材料坑出土瓦当

武阳台主体建筑的台基下层的西南部位出土有双龙饕餮纹的半圆形瓦当。武阳台东部的建筑坑发现了大量被遗弃的战国中期的脊瓦、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其中较为典型的有3件完整的带当檐前筒瓦、一件完整的带当垂脊筒瓦。3件带当檐前筒瓦，均为夹砂灰陶，瓦当的纹饰为双龙饕餮纹中的双龙背向饕餮纹半圆瓦当。后端带有子口。一件完整带当的垂脊筒瓦前端有半圆形瓦当，瓦面正中两侧有对称的黼黻纹、瓦当纹饰为双龙饕餮纹。瓦面正中前面有相距19 cm的2个脊饰孔，孔宽3.5 cm、长12.5 cm、后端脊饰孔稍后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直径1.5 cm的圆形瓦钉孔。瓦宽33 cm，子口长3.5 cm，通长93.5 cm。

武阳台东建筑材料埋藏坑出土的建筑材料制作精细、形制大、纹饰图案精美考究。发掘者认为这些材料可能是修建武阳台主体宫殿建筑破损的构件埋于地下。半瓦当发现的遗物很多，其中以饕餮纹、云纹者最多，前者是夹砂陶质，色深量重 与筒瓦相接处比瓦身厚；后者多是泥质灰陶，色浅，呈青灰色，量轻，与筒瓦相接处厚薄与瓦身相同[6]15。

老爷庙台V号地下夯土建筑遗迹北距老爷庙台270 m、东距武阳台村100 m处。经过1967年、1976年的2次发掘，共出土瓦当44件，属于战国中期的41件、属于战国晚期的3件。战国中期的纹饰主要为双龙饕餮纹22件、卷云饕餮纹3件、山形饕餮纹2件、山云纹4件、山云三角纹2件、双龙纹2件、双鹿纹1件、双龙双螭纹2件、山形花卉卷云饕餮纹1件、三角双螭饕餮纹1件、人面纹1件。

老爷庙台西南25号建筑遗址，东北距武阳台村500 m，出土较为完整的瓦当10件，以夹砂灰陶为主。有双龙饕餮纹4件、卷云饕餮纹1件、山形饕餮纹1件、双鹿纹1件、山云纹1件、双龙纹1件、三角双螭饕餮纹1件。

老爷庙台西南27号建筑遗址，位于老爷庙台夯土建筑台基西南约300 m，东距武阳台村西380 m。出土战国中期半圆形瓦当33件，完整为5件，卷云饕餮纹2件均为夹砂陶。双龙饕餮纹3件均为夹砂灰陶。战国晚期半圆形瓦当中有卷云饕餮纹2件、双龙饕餮纹1件、双龙纹2件、山云纹1件。

老姆台西南28号建筑遗址位于老姆台西南80 m处，出土半圆形瓦当27件，17件较为完整，均为战国晚期，纹饰有双龙饕餮纹5件、卷云饕餮纹2件、山形饕餮纹2件、山云纹3件、山形纹1件、双龙纹2件、三角双螭饕餮纹1件、山云三角纹1件。

3.2 作坊遗址出土瓦当

朗井村西南13号作坊遗址位于朗井村西南200 m，出土春秋早期瓦当1件、战国早期瓦当4件、战国中期瓦当5件、战国晚期瓦当29件，纹饰有素面纹、卷云饕餮纹、双龙饕餮纹、山形饕餮纹、山形花卉饕餮纹、山云纹、双龙纹、双鹿纹、人面纹等。

朗井村西北10号作坊遗址位于朗井村西北，出土瓦当198件，主要为战国早、中、晚期。纹饰有素面、卷云饕餮纹、双龙饕餮纹、山形饕餮纹、双龙纹、山云纹、几何形凸线纹等。

朗井村东南11号作坊遗址，出土两件半圆形瓦当，纹饰为双龙饕餮纹，属于战国晚期制作品。

3.3 居住遗址出土瓦当

东沈村村东6号居址，在燕下都东城南部偏西处，经过5次发掘，出土瓦当28件。有春秋早期素面半圆形瓦当6件，春秋中期半圆形瓦当13件，有素面9件、卷云饕餮纹2件、双龙饕餮纹2件。战国早期半圆形瓦当9件，素面6件、卷云饕餮纹1件、双龙饕餮纹2件。从此处居址的出土遗物看，这里从商末周初就有人居住，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地层出土了建筑材料、兵器玉器等遗物。春秋中期的地层出现半圆饕餮纹瓦当、玉玺。战国早期饕餮纹瓦当、铁质生产工具、带文字的陶器出现。到战国中期饕餮纹瓦当与板瓦、筒瓦大量出现。陶器的鼎、豆、壶、匜组合出现。铁器、陶器大大增加。

北沈村村东8号居址，位于燕下都东城的西南，经过2次发掘出土4件半圆形瓦当。分别为战国早期的2件双龙饕餮纹、战国晚期的2件山云纹半圆形瓦当。

西沈村村北19号居址，位于燕下都西城东南。出土战国早期半圆形瓦当9件，有双龙饕餮纹8件、卷云饕餮纹1件，均为夹砂灰陶。此处出土的战国早期夯土与200多处窑坑，出土的饕餮纹半圆形瓦当、筒瓦、板瓦众多。

西贯城村北9号居址，位于燕下都东城西南，出土战国晚期半圆形瓦当23件，素面纹2件、卷云饕餮纹6件、双龙饕餮纹6件、双龙纹2件、山云纹6件、山形纹1件。

燕下都目前发现的瓦当，按照当面的纹饰分类有10多个类别，60多品种，形制上硕大、厚重，底径是在15～25 cm之间，厚度在1 cm以上。檐前筒瓦与脊瓦的当面底径在26 cm以上，厚度在1.5 cm以上，瓦身在75 cm以上，最大的垂脊筒瓦的当面底径38 cm，壁厚约3 cm，瓦身长1 m以上。脊瓦背部的装饰与瓦钉尺寸较大，制作精巧。由此可见其建筑物不但体量大、面积大、数量多，而且建筑功能多样、建筑的形制规整、建筑构件精美，而战国时期正是燕下都面积最大的时期。

综合上述遗物出土情况，可以看到朗井村从春秋早期就作为居址，战国早中期出现了较高等级的建筑物，并且在战国晚期已经成为较高等级的铸造兵器、钱币的作坊。武阳台遗址东部材料坑中的战国中期的遗物，属于目前考古资料发现的最大的一批建筑构件。小平台与老爷庙台位于武阳台的西北、西南，出土的瓦当数量最为丰富、纹饰种类最多，表明其建筑的规格较高。老姆台的发掘是燕下都瓦当研究的先河，其瓦当数量与纹饰的多样性十分丰富，而且从用在宫门上的饕餮纹衔环大青铜铺首，也表明老姆台的规格之高。

根据以上主要遗址出土瓦当的分布状况看，燕下都的主体建筑东城，有朗井村13号作坊遗址、东沈村6号居址2处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瓦当，春秋早期主要以素面瓦当为主；春秋中期以素面、双龙饕餮纹、卷云饕餮纹为主。出土战国早期的瓦当遗址有的朗井村西北10号和13号作坊遗址、东沈村6号居址、西沈村19号居址、北沈村8号居址，主要以卷云饕餮纹、双龙饕餮纹为主；出土战国中期的瓦当遗址有武阳台东部建筑坑、老爷庙台V号地下夯土建筑遗迹、老爷庙台西南27号建筑遗址、朗井村10号和13号作坊遗址，主要纹饰有素面、双龙饕餮纹、卷云饕餮纹、山云纹、山形饕餮纹、双龙双螭饕餮纹、山形花卉饕餮纹等；出土战国晚期的瓦当遗址有老爷庙台V号地下夯土建筑遗迹、老爷庙台西南27号建筑遗址、老姆台28号建筑遗迹、朗井村10、11号和13号作坊遗址、北沈村8号居址、西贯城村9号居址，主要纹饰有卷云纹、双龙饕餮纹、山形饕餮纹、山形花卉饕餮纹、双龙纹、几何纹等。由此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主要的建筑为作坊和居址；到战国中期出现大型的宫殿建筑，并且瓦当的纹饰开始多样繁复。在宫殿建筑中，有底径为33 cm的瓦当，出土的大多数瓦当尺寸在25～15 cm之间；作坊遗址出土的瓦当尺寸在战国早期为19.6～15.7 cm、战国中期在19.1～12.3 cm之间、战国晚期在20.5～14.6 cm之间；居址出土瓦当，在春秋时期18.8～15.8 cm之间、战国时期瓦当的底径主要在19.5～15.8 cm之间。瓦当的纹饰使用并不能从遗址的功能上看到较大区别，随着瓦当纹饰的不断丰富，到战国中期各种纹饰的瓦当广泛运用于作坊遗址、居址、宫殿建筑。但是从出土瓦当的底径、长度看，宫殿建筑的底径为最高，有个别瓦当的尺寸可以说属于瓦当尺寸之最。瓦当作为建筑构件代表着建筑的分布，由此可知，燕下都在战国之前就可能具有一定的城市功能，即旧邑，战国早期在春秋时期的基础上，对其附近进行扩建，到战国中期以武阳台为主的中轴线初步形成，战国晚期已经向北逾越了东城的城垣，此时燕下都的城市布局确立。综合看，燕下都北临北易水、南临中易水，西部为郭城，东城的主体建筑为宫殿区，其建筑规格高于其他建筑，集中在东城的北部，呈中轴线分布。周围分布着作坊遗址，主要生产铁器工具、货币、铜器、陶器。作坊分布密集的高陌村、朗井村依附城内的河道进行生产，用水便利，而且对于宫殿遗址具有较好的防御保护作用，同时有利于中央对于生产的管理控制。东城西北的九女台为墓葬区，相对位置独立。东城南部的居址分布整齐，邻近中易水，生活用水便利。燕下都的宫殿的建筑、民众的居住、生产作坊、墓葬区的分布都符合一定的防御功能、便利性、科学的管理性，可以说属于成熟而细致的城市规划。

4 结束语

燕下都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在最终的城址规模形成之前，此处已经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相应的物质、文化、政治基础。燕下都的宫殿区有主体和附属两部分组成，主体建筑有南北一线的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组成，形成宫殿区的中轴线。从出土瓦当的尺寸、纹饰的多样性看，在武阳台的西南、东南、东北方向围绕的老爷庙台、路家台、小平台周围还有自己的附属建筑群。从燕下都的布局看，是以武阳台主体建筑为中心形成南北轴线，对称分布宫殿建筑组群，主次分明。从燕下都的建筑材料、建筑规模及其科学部署上看，燕下都的历史地位都不容小觑。

[1]傅振伦.燕下都考古记[J].地学杂志,1930,18(4):449-478.

[2]王庆昌.易县燕墟研究初步[J].北平研究院院务报告,1930,1(3):1-5.

[3]常惠.易县燕下都故城调查报告[J].北平研究院院务报告,1930,1(1):13-26.

[4]滕固.燕下都半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J].金陵学报,1936,6(2):97-106.

[5]傅振伦.燕下都发掘品的初步整理与研究[J].考古通讯,1955(4):18-26.

[6]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J].考古,1962(1):7-10,19,54.

[7]吴罄军.燕下都瓦当文化考论[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8]吴罄军.简论燕下都瓦当承载的文化信息[J].文物春秋,2009(1):21-27.

[9]吴罄军.燕下都瓦当考古学观察与思考[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

[10]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J].考古,1962(1):10.

[11]许宏.燕下都营建过程的考古学考察[J].考古,1999(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