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婉贞

摘 要：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展示了自己的翻译观，提出了“化”境说；并将翻译称为“媒”“诱”，强调了其在异语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还提出“讹”在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后人对其翻译观的研究层出不穷，笔者认为钱钟书的观点有其局限性，其“化”境说过分强调归化翻译，使翻译失去原语背后的文化色彩，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异语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关键词：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 “化”境 “媒”“诱” “讹”

一、引言

钱钟书所写的《林纾的翻译》一经发表就引起诸多讨论，几十年来，对其翻译观的研究从未中断。本文就从《林纾的翻译》浅谈自己对于钱钟书翻译观的拙见。从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看出他主张翻译要完全归化，使译文看起不像是翻译过来的文字。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赞同。由于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过度追求翻译的“化”，难免出现不必要的“讹”，影响其发挥媒介功能。译者应该提高个人的翻译水平，在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尽量减少“讹”，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翻译媒介功能。

二、“化”境说

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开头就提出了影响中国翻译界至今的“化”境说。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钱钟书，1985）钱钟书翻译观的核心在于“化”字。他认为好的译作应该像是母语使用者的创作，没有丝毫的翻译痕迹，要符合译语的特点，符合译语读者的文学审美。由此看出，钱钟书是主张归化的，而他本人也是“化境说”的践行者。比如：他将“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译为：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钱钟书，1984：541）钱钟书的译文采用归化策略，以文言的形式进行翻译，意境远高于原作。但其译文过于归化，有过度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作的成分在。比如他将“In separation”译为“行行生别离”，“行行”二字在原文中没有体现，但他为了追求符合汉语文言的表达，加入了这层意思，这样的确实现了“化”，但却违背了翻译的忠实原则。

钱钟书的观点与鲁迅恰恰相反。鲁迅认为翻译要异化，要有“洋气”，完全保留原文的风味，即使译文让读者感觉别扭，也要如此。二者的观点都有其片面性，如今，更多的学者认为，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比如，何三宁认为异化与归化不再是相互抵制和冲突的矛盾体，采用单一的方法是很难完成翻译的。（何三宁，2008：29）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当根据需要自主选择恰当的策略，使译文趋于完美。笔者认为，翻译不能像钱钟书“化”境说那样完全采取归化，失去了原文色彩；也不能像鲁迅主张的那样完全异化，使译文读起来佶屈聱牙。所以，译者应该试着寻找一条中庸之道，既忠实于原文，保留异域风情，又符合译语表达习惯，能让读者易于理解。

三、“化”境说的具体体现

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首先提出了“化”境说，认为翻译要采用归化策略，好的翻译要像是作者用本国语言写出来的作品。但是即便是最优秀的译作，也不可能将一种语言完美地转换成一种语言。因此，翻译过程中的“讹”是避无可避的。他还将翻译称为中外文化交流之间的“媒”或“诱”，强调其在文化交流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追求“化”，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翻译的媒介功能，实现文化交流目的，但要达到“化境”就必须尽量减少翻译过程出现“讹”。

（一）“讹”——翻译过程无法避免的毛病

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本身的中文水平或外文水平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漏译或错译。钱钟书将其称为“讹”，并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无论译者水平多高，都会出现“讹”。林纾的译文与原文差别甚大，不仅仅是因为林纾本人不通外文，而是他在翻译过程中无意识地错误导致对原文的不忠实。比如：林纾将《滑稽外史》中的“Sir， My Pa requests me to write to you， the doctors considering it doubtful whether he will ever recover the use of his legs which prevents his holding a pen……”譯为：“先生足下：吾父命我以书与君。医生言吾父股必中断，腕不能书，故命我书之。”钱钟书指出，若按照原文的句法，根本不可能在译文中加上“腕”或“手”之类的字眼。并且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典故，如“李安期……看判曰：‘书稍弱，选人对曰：‘昨坠马伤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太平广记》卷二五〇引《朝野连载》）。钱钟书认为，若林纾在翻译的过程中稍加注意可能就不会在译文中加进“腕”字，甚至可能会加注。（钱钟书，1985）

虽然“讹”不可避免，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讹”，译者应做出相应的努力，尽力将其降到最少，这也是译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翻译中出现的“讹”无外乎以下两种：一是由于译者自身双语文化水平不足或对原文背景知识的缺乏造成的无意识地“误译”；二是由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而译出不忠于原文的作品。对于前者，译者可以通过努力提高语言水平，深入了解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及原文的背景知识，减少这样的错误。因此，译者应具有一定的语言和文化水平，熟知原文背景知识。正如王宗炎所说的，“辨义为翻译之本”。（王宗炎，1999）译者应真正地全面理解原文，若译者最原文一知半解，翻译出来的东西一定与原文本文相距甚远，这是万万不可取得。在文字表达上，译者可以对译文进行适度地艺术处理。虽然“只有诗人才能译诗”或“只有作家才能翻译文学作品”这样的话过于绝对，但是译者的确应该具有颇高的语言能力。余光中认为，翻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译者可以不兼具译者和作家两种身份，但是必须要有对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有所了解。（余光中，1982）对于后者，译者应该非常谨慎地处理，在进行翻译工作时要端正态度，把握好译者的角色，不能越矩。因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质量高的译作可能比原作还要优秀。一方面，译者可以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对原作的内容与形式适度进行再创造。另一方面，译者应该正确认识自己扮演的角色，坚守译者的本分。因此，译者要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即便有写作能力，也要抑制不适当的创作冲动。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尽量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讹”，较为完美的完成翻译任务。

（二）翻译的“媒”“诱”功能

虽然翻译的过程中难以避免“訛”的现象，但是这并不能抹杀翻译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钱钟书认为翻译是“居间者或联络员”，人们在其指引下知晓他国作品，甚至爱上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钱钟书，1985）钱钟书将翻译喻为“诱”和“媒”，恰如其分地阐释了翻译的媒介作用。其媒介作用有两层含义，一是读者可能会因为译作而对原作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他自己也表示读了林纾的翻译作品，才知道外国小说那么有魅力；二是翻译对于文化交流的作用巨大，林纾等人翻译了大量外国小说，改变了当时国人对外国文学的看法，了解他国风俗人情。这种观点并非钱钟书独有，诸多翻译家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都认为翻译在文化交流中起到媒介的作用。郭沫若将翻译比作“媒婆”，郑振铎则进一步把翻译比作“奶娘”，充分说明了翻译的媒介功能。然而，并不是只有优秀的译作才能发挥翻译的媒介作用，只要是翻译都有此作用。王克非认为，译本所起到的文化交流作用大小与其对原文的忠实程度并非成正比（王克非，2000），比如林纾和庞德二人的翻译作品虽然都与原文出人甚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译作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好的译本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去读原文，无形中就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而差的译本则会使读者对译文乃至原文失去兴趣，甚至会影响读者对原文创作者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传播。如今，各国间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翻译工作者更要发挥好翻译媒介功能，翻译出高质量的译文，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

四、结语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翻译观。他的“化”境说影响极大，至今仍有众多译者竭力追求“化”境。但由于各种因素，“化境”是不可实现的完美理想。因此，他指出林纾的译文中存在的缺陷，并以小见大的说明了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讹”，并分析其原因，给后人学习研究翻译提供了参考。他还形象地将翻译比做“媒”，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而笔者认为，“化”境说有其局限性。完全采取归化翻译，会使译文失去原语背后的“异国风情”，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文化交流。这在当下社会是万万不可取的。因此，笔者认为翻译应寻求一条中庸之道，使译文既流畅易懂，又能不失去原语的文化色彩，促进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何三宁.翻译多元论实证分析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9.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七缀集 [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10.

[3] 钱钟书.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4：541.

[4]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0：6.

[5] 王宗炎.辨义为翻译之本[A]//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1983-1992）[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31.

[6] 余光中.翻译与创作[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