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雨丝

摘 要： 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作为意大利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2016年凭借其力作“那不勒斯四部曲”①荣登《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之一。《新名字的故事》作为该系列的第二部，讲述埃莱娜·格雷科和莉拉·赛鲁罗两位主人公如何反抗社会的不公，奋力争取话语权的历程。本文通过对两位女性反抗形象的分析，探讨意大利近现代社会的女性地位。

关键词：反抗形象 女性地位 埃莱娜·费兰特 《新名字的故事》

美国著名作家劳伦·格洛夫（Lauren Groff）认为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是时代杰作，是一部充满热情和愤怒的女性成长小说。《新名字的故事》里的埃莱娜和莉拉成长在20世纪中期，男权主义盛行的那不勒斯，她们为女性的教育而战，为女性尊严而奋斗。

20世纪前期意大利的女性运动进程缓慢，影响力也极为有限。直到1946年，意大利女性获得投票权，并在之后的国家体制公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意大利宪法中强调保证女性在政治經济和社会生活上各方面的平等权益，该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意大利女性运动的一次胜利。19世纪60年代末，在欧洲及世界的女性运动的推动下，在意大利诞生了很多女性运动的团体。这一时代的女性运动的口号是“解放”和“平等”，也就是要求权利义务平等，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相比之前比较笼统的口号，她们将重心放在更实际，细致的地方，比如：离婚权，堕胎权等。这一时代的女性运动取得的丰硕果实，奠定了现代女性地位的基石。

在很多英语国家的研究学者眼里，费兰特的作品受到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作者本人曾说过自己并非女性主义作家，但在她的小说里却处处闪烁着女性主义的火花。

一、故事梗概及背景

《新名字的故事》作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本小说，将视野转向20世纪60年代，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契合。意大利作为欧洲主要国家之一，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受益者，工业经济迅猛发展，创造了亚平宁半岛的“经济奇迹”，从一个农业国家成功转型为一个工业国家，但这样的高速发展，反而加剧了南北方早已存在的隔阂：北方把持着全国绝大部分的发展资源，北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而南方发展极度缓慢，绝大部分的南方人完全感受不到国家的变化。在《新名字的故事》里，埃莱娜和莉拉步入她们的青年和成年时光。两人依旧生活在那不勒斯破败的小城区，但生活轨迹却大相径庭。莉拉因为父亲的极力反对而被迫辍学，虽然她曾多次反抗，但也没有办法撼动父亲在家中的绝对威严，最终她只能依从父意，并在十六岁时嫁给了镇上富裕的肉食店老板，过上了看似完美的阔太太生活。同样家境贫寒的埃莱娜在获得父亲的许可和小学语文老师的帮助下，才能艰难地继续学业。

《新名字的故事》承接上一部，是两个女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将男权社会里，男性狰狞的面容逐渐展现出来。莉拉开始对婚姻失望至极，也渐渐意识到，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顺从只会一味被打压，只有抗争才能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而埃莱娜早在莉拉的婚礼上，便看清了她今后的道路：通过学业，来反抗现实的不公，争取到自己的话语权。

生活处境的渐行渐远，并没有使两个女人分道扬镳，两人反而因共同的目标紧贴一起，但巨大的个性差异，又使她们反抗的方式不尽相同。如同，孩提时代，面对男孩的欺辱时，莉拉毅然决然地拾起石子扔向他们，而埃莱娜却凭借在学校的优异表现来“羞辱”那些颐指气使的男孩子，因此故事里，莉拉的反抗势如炮竹，惊天动地；埃莱娜的反抗则平静如水，不疾不徐。如果说莉拉有无所畏惧的勇气，埃莱娜则有锲而不舍的坚持。

二、莉拉——风暴反抗者

20世纪60年代的那不勒斯，贫窭苦困，泥古守旧，男性独霸社会话语权，大部分女性并没有争取自身权益的意识，她们的反抗更多是无奈之举。婚后丈夫斯特凡诺撕下面具，露出了他虚伪的一面，为了经济利益，同卡莫拉②头目索拉拉兄弟暗中勾结。莉拉一直对这种犯罪组织深恶痛绝，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瓜葛，但就在婚礼当天，她发现自己的丈夫，早与他们沆瀣一气，还将自己亲手设计的皮鞋送给他们，莉拉对此恼怒不已，之后斯特凡诺更是不顾她的反对，把她“敬献”出去，为索拉拉兄弟的门店做代言人。丈夫的所作所为不仅让莉拉倍感心寒，也使她对婚姻失去信心。然而这时的莉拉并没有反抗的意识，她选择继续容忍周遭的一切，愈发郁郁寡欢。当埃莱娜看到莉拉时，她“眼珠在有些发紫的眼眶里转来转去，颧骨上的皮肤紧绷着……我觉得在忙碌、活跃的背后，是一个筋疲力尽、寻找出路的人。”[1]另一方面，求爱无果的斯特凡诺开始对她实施家暴，并四处寻花问柳，身边的人对莉拉的处境心知肚明，但都缄口不言。面对这一切的不公，莉拉悲愤交加，却也无所适从，正如她被迫帮助索拉拉兄弟时“用血红色的线条来切断自己的身体……她要把这种自我毁灭展示给所有人。”

直到遇见翩翩少年尼诺，莉拉被他身上的才华深深吸引，很快与他坠入爱河。期间莉拉开始想要挣开世俗的枷锁，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但当她表达诉求时，立刻遭到了母亲的反对：“你在说什么？自由？什么自由？你已经结婚了，你应该意识到你丈夫的存在。”[1]。作为一个生活在贫穷落后，思想固化小城区的已婚妇女，想要挑战已有的父权统治，并非易事。莉拉深知反抗的阻力和风险，但为了爱情，也为了摆脱丈夫日益严酷的家暴，她勇气非凡地做了一件“在我们生活的那个环境中看起来不可理喻的事情：离开丈夫，放弃了自己刚刚获得的富裕生活……冒着被杀的危险离开了。”[1]这是莉拉最为艰难，也最为激烈的一次反抗。然而在她奋不顾身奔向爱情之后，却又遭到情人的“背叛”。两人因为身份和学识的悬殊，矛盾不断，尼诺很快对莉拉心生厌倦，开始找各种理由逃避她。万念俱灰的莉拉终于明白，仰仗男人获得幸福是何其虚无缥缈。为了孩子的成长，身怀六甲的她又出人意料地回到丈夫身边，然而事与愿违，斯特凡诺对她的家暴变本加厉，孩子看到母亲不断被打，摔东西，用方言骂人。深思熟虑之后，莉拉决定再次离开，她更加决绝“这一次我不会回头”[1]。就这样，莉拉开始了她完全独立的生活，在臭气熏天的工厂工作，艰难地抚养儿子。这一次的反抗没有之前的猛烈，却意义非凡，这标志着莉拉不再依附男性，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反抗社会的不公来获得话语权。

三、埃莱娜——温和反叛者

因为性格和处境的不同，埃莱娜选择了和莉拉截然不同的反抗方式。埃莱娜的性格更加温润，并且获得父亲的支持，继续留校学习。波伏娃坚信女性“对世界的把握不如男人广泛，她受物种的奴役更深。”[2]同时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在她的《女权辩护》中提出“人性不分性别，女人亦具有理性思辩能力，男女不平等是习俗以及两性差别教育造成的，为了消弭人为不平等，应给予女性同质的教育”[3]。因此获得教育权，认知世界，对唤醒女性争取权益的意识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埃莱娜反抗的意识更早，其途径也更加清晰。在莉拉的婚礼上，看着酩酊大醉的小镇居民，埃莱娜回想起和小学老师的对话：“‘你知道什么是庶民吗？‘知道，老师。在那一刻，我更清楚什么是庶民...我们就是庶民。” [1]她明白想摆脱自己庶民的身份，改变自己的命运，唯一途径就是学习：“我认为，如果我能发表那篇文章……那代表着我最终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刻苦学习，一定能提升我自己。”[1]她要打破世俗的眼光和对女性的限制，通过学业争取更多的权益。

埃莱娜深信“要从自己身上发掘所有的潜力……不能依靠任何人了……不需要任何人！”[1]最终凭借着她的勤奋刻苦，获得了比萨高等师范大学③的全额奖学金，如愿以偿地从那个罪行累累的世界脱离出來，与那些血管里流淌着怯懦和顺从的人们决裂。这是埃莱娜温和反抗第一阶段的胜利。之后她“满怀羞怯、缩头缩尾地来到了大学”。作为一个南方小城市来的穷学生，想要融入北方高校的“上流社会”并非易事。埃莱娜小心翼翼地约束自己，最终她学会了“遵循那些写在书上或者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我尽量掩盖了我的那不勒斯口音”。就这样埃莱娜的隐忍和刻苦，使她成为一个饱读诗书，博学多才，乖巧伶俐的女大学生，不但获得了学校师生的尊重，也在还不到23岁时，以满分110分的成绩大学毕业，而当时全意大利社会只有5%的女性获得大学文凭。之后，她的作品得到编辑部青睐并最终发表，实现了她一直以来成为作家的梦想。作品的出版对一向自卑的埃莱娜鼓舞极大，当前往米兰的编辑部时，她能够昂首挺胸地说道“尽管我是一个女孩子，尽管我出身贫贱，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之前的习气，但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我争取到了出版一本书的权力，我的一切都无可厚非”。[1]

埃莱娜循序渐进的反抗方式，看表面上来波澜不惊，暗地却波涛汹涌。她以自己的坚忍执着，获得了学习的权利，又通过学业，争取到了自己的话语权，获得了自己的权益。

四、结语

埃莱娜和莉拉，两个女孩动静结合，生活处境看似迥然相异，却同样遭受压迫，同样有着对话语权的诉求。她们不仅仅是朋友，更像战友，用不同的方式对当时的男权社会发起挑战。透过费兰特的《新名字的故事》的故事，我们看到了20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南方社会和身处其中的妇女，她们尽管生活在暴力的漩涡之中，却敢于反抗社会的不公，追逐自己的信念，为当时的女性运动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① 《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

踪的孩子》.

② 意大利三大主要黑手党之一.

③ 意大利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参考文献

[1] 艾莱娜·费兰特著.新名字的故事[M].陈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4.

[2]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