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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那年我看见

2018-05-14

祝您健康·文摘版 2018年11期
关键词:长安街批斗脑膜炎

“五一六”,是指1966年5月16日。那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俗称“五一六通知”。

1966年,我虚岁15,正在湖北省河阳县沔城中学念初中,本应1967年夏天初中毕业,所以后来通常被叫作“老三届”里67届的初中生。

那年春天,我们那一带暴发了流行性急性脑膜炎。那一段时间我心情很凄惶,主要是惦着挨整的父亲。1960年父亲被派到远离本村的排湖开荒,他这个农场场长带的基本队伍是全大队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能划清阶级界限吗?他还在农场成立了一个皮影戏班,请来个姓丁的师傅晚上教戏,唱的无非《封神榜》《四美图》之类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据说皮影戏班后来常被周围生产队接去唱,富农子弟梁某表演时,“差官”皮影倒了,他居然让他站起来后说是“太饿了”,这不是“恶攻”吗?我父亲,不论大小“四清”,都是上面工作队定的头号“运动”对象。

这年春天我被隔离在校园,父亲挨斗的同时,听说7岁的三弟染上了脑膜炎,差点送命……总之,那个春天,我的记忆里没有国家大事,也没有校园生活的故事。疫情解除不久,校园里就热闹起来了。

先是批斗校教导主任肖运川,批斗摘帽右派分子胡常德。随后,“破四旧”开始了。再后来,就停课闹革命了。贴大字报,批师道尊严,批校领导,学生为王好快活。

1966年10月中旬我决定去学校看看。在校同学不多,听说学校正应县教育局提示组织师生代表团到北京搞革命大串连,接受毛主席检阅,我立即报名参加。

在北京那些日子,除了参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和北大这些地方,就是排练走正步,准备列队通过长安街接受天安门城楼上的检阅。结果临时通知我们,这回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方式变了,不走队列式。10月18日一大早,我们就列队来到了长安街上,分立在大街的两边马路上,一上午就过去了,我也忘了大家是怎么解决饮水与大小便问题的。大概是“午时三刻”,高音喇叭里突然唱起了《东方红》,同时有节奏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浪就从西往东传过来了。毛主席领头的检阅车队很快就从眼前飘过去了。我当时只贪婪地追随着毛主席坐的第一辆敞篷吉普车,看着他对两边的受阅队列挥手,余光看到了第二辆车上的林副统帅,看到了“刘大鼻子”(当时他已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从政治局領袖圈里出局了)。

我感到很幸福吗?好像也不完全是。我只觉得这事很好,有必要给家里发电报。散场后我立即到六部口电报大楼去排队报喜。一分钱一个字,“我见到了毛主席”,一共七分钱,比两根冰棍多一分,冰棍我可以不吃,这七分钱一定要花。我要给挨整的老爸争光,让村里和工作队那些存心整他的人知道他还有一个出众的儿子!全沙岭村解放后只有三个人考上了重点中学,我是其中之一;而全沙岭只有两人见过毛主席,另一个是我二伯鄢洪桢,进京参加过全国劳模的“群英会”。也算是给父母报了平安。排队时心里嘀咕的就是这些很实际的念头。

(鄢烈山/文,摘自《烈焰与红莲:鄢烈山随笔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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