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锦

岩井俊二×日本国民导演能否感动中国

想象中爱人的脸庞

七八年前，胡歌接到朋友邀约，晚上去一家火锅店吃饭。他开车到了地方，没停，直接过去了，给朋友打电话，“我不来了吧”，“我有点儿紧张”。朋友骂了他一顿，让他赶紧回来。

那年胡歌与人打赌输了，剃了个光头。他顶着光头，硬着头皮回到火锅店，坐到了朋友特意为他请来的贵宾面前。眼前人戴着一副眼镜，头发中分，长度到耳朵下，一直安静地吃饭，“吃得特别认真”。

“他不太说话，可能是因为不知说啥，我也不知道说啥。”胡歌回忆起他第一次与岩井俊二的会面，“偶像见粉丝都是这样吧。”

岩井俊二的名字与“青春”联系在一起。1995年，他拍摄了剧情片女作《情书》，和之后的《梦旅人》《四月物语》《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燕尾蝶》等，建立了自己唯美、浪漫亦不乏残酷的青春片体系。他的电影被介绍到中国时，80后一代人正值青春，是他最早也是最恰逢其时的观众。

吴楠是岩井俊二首部华语片《你好，之华》的中方台词编剧，第一次开会前，她做了一下心理建设，“不可以以粉丝的心态去工作”。2000年左右，吴楠在大学附近的音像店里偶然翻到了一张碟，封面是一位黑衣少女站在雪地里，仰头望天，上面写着“情书”，后来她看完了这个导演的全部作品。十几年后，与岩井俊二合作的第一个会议上，她看见岩井坐在人群之中，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过话。结束后，岩井通过翻译告诉吴楠，今天发烧了，话少，希望不要介意。

跟组拍摄2个月，吴楠自算得上是与岩井俊二交流颇深的中方人员——仅限于工作。她注意到岩井俊二的微信头像从草间弥生的照片，换到树木希林的照片，但没问过为什么，“好像除了工作之外我都没有怎么跟他单独说过话，因为觉得不知道说什么。”

岩井俊二电影中的元素曾是中国网络上的—种交流语言。他开始流行的时期，正好赶上中国网络论坛刚刚兴起，大学生是主力军，他们也正是岩井俊二的受众。他们用他电影中角色的名字做网名，叫自己藤井树、凤蝶、固力果，把《情书》中的台词“你好吗？我很好”奉为经典。

吴楠分析，“我觉得年轻人对自己的情绪有一种迫切的想要表达的欲望，但是呢……你突然看到另外一个人把你想过的事情表达得比你想的要美得多、强烈得多，你就會心悦诚服，全身心地喜欢。”

对出演《你好，之华》的胡歌而言，印象最深的是岩井俊二早期电影中的女主角苍井优，在当时的年纪，从她所饰演的角色身上理解了女孩的心理。吴楠还记得，在早年网友聚集的重镇天涯论坛上，有一个帖子谈论爱上另一个人的瞬间。她翻了几十页，至少一半人描述的场景，是《情书》里柏原崇站在白窗帘后面，窗帘被风吹起。岩井俊二给了年轻人想象中的爱人的脸庞。

今年9月的一天，石景山游乐园内，我在一个房车里见到了岩井俊二。车窗紧闭，光线很弱，他穿着黑衣服，看起来像是坐在阴影之中。也许是早起的缘故，他有些困容，捧一杯咖啡。他仍然留着到耳边的长发，32岁拍摄《情书》的时候就是如此，现在白发倔强地冒出来，长发也遮不住，才令人惊觉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塑造一代人青春的人，已经55岁了。

岩井俊二话很少，听到一个问题，会停顿一下，给出非常简洁的回答。翻译在旁边转译的时候，他长久地盯着眼前的空气，似乎避免与我目光接触。在采访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希望面前有一个火锅，或者置身一个会议，好不至于尴尬。

“电影的创意是怎么来的？”

“两年前在想关于手机和书信的话题，就想到拍关于这个东西的一个故事。”

如此闲聊几句，没有任何征兆，岩井俊二严肃的表情消融了，他突然笑了。“要说有趣的话，现在这个事是最有趣的，”他在回忆与陈可辛合作的趣事，“像今天这样，就一块在拍海报。”当天是《智族GQ》的封面拍摄，监制陈可辛和《你好，之华》的女主角周迅都在，他们之前曾在海边拍过一组电影海报。

“在日本，所有海报都是出演者作为主体拍，”岩井俊二说，日本从未有过导演和监制上时尚杂志封面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在海报上，“很多粉丝认为，啊，岩井导演要演这电影吗？后来发现，出现在海报上的人不演这个电影，对我来说还挺新鲜的。”

他开始体验中日两国迥异的电影环境，需要考虑宣发，参加中国式一日一城的路演，而不再像在日本时“只需要做采访”。那款最早发布的电影海报上，他和陈可辛、周迅一起，像《情书》的女主角中山美穗一样仰头望天，而他的位置最靠前。《情书》公映23年后，岩井俊二成了有市场价值的IP。

巴别塔

去年10月，吴楠开始着手改编《你好，之华》的剧本。岩井俊二写好后，她需要对一些情节进行本土化处理，但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改掉一些日文表达习惯，还包括更难逾越的文化语境。

监制陈可辛请了一些女性来讨论剧本，希望提前给岩井俊二一些反馈。来了差不多十个人，年龄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不等，所有女性读完剧本后，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疑问：之华为什么不再买一部手机？

《你好，之华》中，女主角的丈夫误会她与其他男人联系，摔坏了她的手机。一个寒假的时间内，之华只好给年轻时的意中人尹川写信来往。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当然会立刻再去买一个，”吴楠说，“大家都觉得没有手机，在现在的世界是没办法生存的，而且大家会觉得中国女人都是自己赚钱工作的，为什么不能自己立刻去买一个手机呢？”

很多女性当场激烈地表示，绝对不可能，不但要立刻去买，而且还要买最好的。

岩井俊二通过翻译表达了一个意思，之华已经告诉丈夫说我不买手机了，如果她一方面对丈夫这么说，另一方面自己又去偷偷买一个，“这个人就不诚实了嘛”。后来他的宣传人员补充道，“岩井俊二对诚实的要求颇高”。

讨论继续，大家逐步分析，之华已婚，遇到一个曾有过感情纠葛的人，写信会更充分地表达自己。女主角在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会不会也禁用手机。微信的回复太过及时，而写信本身，是自己对于表达方式的一种掌控。

“平时我们在讨论剧本的时候，会特别在意地去讨论一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是怎么想的，他的动机，他的情感逻辑，但是好像导演并没有，可能这些存在于他内心，他并没有跟我们阐述过他的想法。”吴楠说。她把之华的行为理解成一个成熟的中年女性在安全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情感，“我用刚才说的那些说服了我自己。”

冬天，拍摄开始。摄影组、导演组是日本团队，演员都是中国人，沟通最困难的部分是台词。岩井俊二的监视器旁边有一个苹果电脑，上面显示着日文剧本，演员演到哪里，台词就走到哪里。他明白具体台词应该表达什么感情，但演员说的是对是错，需要依靠中方工作人员去确认。

岩井俊二不会中文，微博由工作人员打理。他发现了剧本讨论会上中国女性反复提及的微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翻译功能，和周迅交流，这边发日语，对方发中文，点一下翻译，就能自说白话。在湿冷的大连，岩井俊二学会了几句汉语，其中一句是“好冷啊”并一直念叨。

除了交流方式，岩井俊二还发现，中日文化差异尤其体现在电影的回忆段落。在日本，30年前和30年后的差异不会太大，而中国则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哪怕拍风景也要注意不能穿帮。他喜欢狗，想在回忆场景中加入狗的角色，但团队告诉他，30年前中国老百姓养宠物狗的人家不多，他只好去掉。

吃杀青饭那天，主持人请岩井俊二上台说话，他推辞不过，说了几句谢谢大家。剧组很多人找他合影，“一堆人、一堆人”，宣传马宁忆说，“（他）对很多人来讲还是一个Icon，特别是那种很回忆的东西。”

马宁忆每天在片场记录跟组日记，看到许多关于岩井俊二的片段。他布光严格，喜欢自然光和有光源的光;动手能力强，会给道具做旧。他一天吃一顿饭，非常喜欢零食，下午三四点钟，助理会拿出许多包装“卡哇伊”的日本零食。作为导演，岩井俊二也有提高声音批评别人的时候，但是是和摄影说，其他人听不懂。能听瞳的是有次去唱KTV，他唱过邓丽君的《南海姑娘》。在片场，岩井俊二情绪的高点是看见狗，“笑的浓度最高的时候就是撸狗的时候，就是屡试不爽那种感觉，有狗，开心。”马宁忆说。

这些碎片却很难拼凑起一个完整的人。当被问及会怎么描述岩井俊二，马宁忆却提出了—系列疑问。“我觉得他的性格跟他的职业会有一些不是天然契合，”她说，他如何成为了一个导演？“他是一个挺渴望与人交流的人，但他可能又有点儿害羞……他的性格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可能在普世意义上来讲，他不是那种生来就是导演的人。”

吴楠是《七月与安生》的编剧，与偶像共事的6个月内，她没有和岩井俊二讨论过对于青春片的看法。“如果你真的很想跟一个人（有）真正的交流，你必须会说他的语言，”她说，“尤其在通过翻译的情况下，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聊这个话题。为什么上帝建了巴别塔，为什么巴别塔建不成，就是因为上帝不让大家有一定的交流，但这种碰撞就是比较有意思的。”

今年国庆，吴楠去《你好，之华》的录音棚，岩井俊二也在。也许是坐了一天想活动一下，也许是为了活跃气氛，岩井俊二突然跳起来，耍一些不知道是舞蹈还是剑术的动作，幅度很大。吴楠本来想视而不见，但“他一直在那里跳”，“（动作）非常大到你无法假装没看见”，她忍不住笑了，岩井也笑了。

录完音，兩人坐一辆车回城。吴楠很担心，觉得在密闭空间里待久了，会冷场或者尴尬。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上车，岩井俊二就拿出电脑开始打字。“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跟他没有话讲了。”吴楠说。

谜一样的男人

“我想做一个调查，”10月27日，在知乎“盐沙龙”现场，主持人询问现场的观众，“有多少人是因为喜欢《情书》而迷上岩井俊二的？”

一百多位观众，大概四分之三举起了手。当天会场外面布置了一条漂亮的走廊，挂满岩井俊二所有电影的海报，一路走来，从短片《鬼汤》，到电视片《爱的捆绑》，再到上一部剧情片《瑞普·凡·温克尔的新娘》，26年电影生涯倏然而过，但最受中国观众欢迎的还是《情书》。

观众提问环节时，许多^表达了自己青春时期对岩井俊二电影的喜爱。“一眨眼，我已经从一个高中生一下子变喊中年人了，”一位观众说道。“上学的时候，就把您的青春风格当成自己学习的方向，经过若干年努力，我也成为了一名导演，拍恐怖片。”另一位观众接过话筒，笑着说。

《情书》1995年在日本公映，第二年，岩井俊二第一次来到中国，发现很多观众喜欢这部从未在中国上映的电影。初次采访岩井俊二的时候，年轻的翻译听到这个回答，涨红了脸，突然加了句“他提到盗版这个问题，我跟他道歉了”。岩井俊二却说，他还挺感谢有盗版这个事情，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的电影。

翻拍《情书》的请求一直不绝于耳，“版权是拍摄公司的，也不是想拍就能拍。”岩井俊二说，但他觉得如果有可能，重拍是完全没问题的，唯一困难的是现在用书信来通信已经变成了不常见的事情，需要在叙事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

《你好，之华》的许多设定与《情书》类似，以一个葬礼开头，以身份错位的通信作为贯穿全片的线索。一次群访中，关于两部电影的对比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岩井俊二表示，他的确沿用了《情书》的故事模型，“并不一定是故事内容的变化，那我就要完全地把所有东西去重砌，而是（选择）现在还在用着《情书》这种框架。”

“导演，青春对你意味着什么？”沙龙现场有观众提问。

“高中进的是男校，在青春最躁动时，身边只有男孩子。当时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幻想如果我进的是男女都有的学校，我是不是也能像电影中一样度过那样的生活、那样的青春，所以当时读了很多漫画。关于青春时代，最先浮现在我眼前的其实是当时看的黑白少女漫画。”

“拍摄《情书》的时候就是如此，现在自发倔强地冒出来，长发也遮盖不住，才令人惊觉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塑造一代人青春的人，已经55岁了。”

“导演，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主持人问岩井俊二。

“そぅですゎ（这样啊）。”岩井俊二嘟囔了一句。现场发出一阵笑声，这句附和对方的短语，当晚大概出现过20次。凡是被问到抽象的问题，导演的回答就简短又模糊。主持人也笑了，说，岩井导演不太回答理论性的问题。

“采访时，记者询问频率最高的问题就是这个。老实说，这是最难回答的。特别是电影拍摄完毕举行试映会时，正值编辑工作刚刚完成，头脑中满满的都是相关的技术问题，只在意胶片冲印的情况，配乐混音的平衡问题。这时有^过来问我，这部电影中导演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我简直就像得了梦游症，所有事情都记不清了。对我来说，关心的问题是今天就算要下雨，就算没带伞，也要把第一百二十五号镜头的画面弄得明亮些，让绿色更鲜亮。”

——岩井俊二《垃圾筐电影院》

两个月内，我听到过岩井俊二对《你好，之华》电影主题的数个回答，最完整的是一次内部采访，他说：“把日常当中的东西呈现在影像中，可能这种所谓比较日常的东西才是我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核心或者说精华的部分……我更希望去表现包裹电影当中出现的这些人物的某一种空气感，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东西。但是您刚刚问到，这次《你好，之华》我到底想要传达什么，其实我每次都会给出一样的回答，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对我来说拍电影是一种体验，写电影剧本也是一种人生体验。”

岩井俊二出生在日本仙台，大学毕业后为电视台工作。富士电视台看中了他拍的深夜電视剧《蛋卷》，邀请他以圣诞节为主题拍摄短片，于是有了短片处女作《鬼汤》。“在我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日本电影行业其实是低迷的，年轻的女性往往会觉得日本电影没什么好看的，于是日本电影就被贴上了不好看的标签，当时的我面临的问题是必须挑战这样的标签。”岩井俊二2015年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说。他挑战成功，第一部剧情长片《情书》风靡亚洲，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独树一帜的青春片风格。

1995年到2004年，岩井俊二密集地拍摄了几部代表作。《花与爱丽丝》之后，他创作的频率慢了下来，“大概五年左右，我的时间停止了，无论有什么企划，都有这样的感觉……停止了，世界变得混浊，似是而非了，不均匀，有一种到处都是乳白色世界的感觉。因此，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了（2016年日媒采访）。”

他选择去了美国，在洛杉矶住了五年时间，直到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时回国，拍摄了纪录片《3·11后的朋友们》。此后，他开始涉足音乐领域，曾在中国举办“岩井俊二电影音乐会”。2013年，他牵头组建了乐队“HecToPascal”，展开亚洲巡演。小说是岩井俊二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多部电影即改编自他的小说。不同的身份在文体之中缠绕，《你好，之华》里的男主角是个作家，他特意让秦吴戴上一顶假发，看上去和他自己有些相像。他承认，这其中有自我指涉的意味。

除了作品之外，岩井俊二其人非常神秘。他很少在采访中披露自己的私人生活，连日本的八卦网站都评价他是“谜一样的男人”。

这位“谜一样的男人”在中国市场显影的肇始，要追溯到将近二十年前。2001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仍然孱弱，陈可辛尚未把重心内移。他参与过一些泛亚洲电影项目，与韩国、泰国的两位导演合作了恐怖片系列《三更》。当时他还考虑过拍摄亚洲爱情片系列，项目没成，却因此与岩井俊二结识。前年，岩井俊二给了陈可辛一个剧本，觉得可以拍成一部华语电影。此时的陈可辛已经是“港人北上”导演的代表人物，帮忙找团队给剧本本土化，联系内地演员出演。

中国电影市场的体量与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岩井俊二在日本的剧组差不多有50个人，《你好，之华》剧组人数多了一倍，在中国仍算不上大组。他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更多的工作人员，还有对自我解释有渴求的新环境。陈可辛在内地拍片多年，能够娴熟地讲出种种逻辑，“现在本土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每个地方都是非常要看自己的东西，非常要看接地气的东西，非常要看跟自己生活有关的东西”，但岩井俊二依然对“电影主题”之类的常规输出保持距离。

他来中国拍片的想法似乎可以追溯到很远，2015年接受日媒采访时称，“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决定40多岁的时候待在美国，50多岁时将中国设为据点，这样，在世界各地都拍过电影，就可以将视野放置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将世界的真实样貌记录下来。”

等真正在中国拍片的时候，岩井俊二并没有去“记录”中国。他最初写完《你好，之华》的剧本时，认为这个故事放在哪里都行，可以拍成华语片，也可以拍成日语片。明年他准备把《你好，之华》翻拍成日本版《最后一封信》，同样的故事内容，由《四月物语》里合作过的女演员松隆子领衔。“只要有制片人、制片方会想要做这个故事的话，那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岩井俊二说。

“导演怎么看创新呢？”最后一次采访的时候，我问。

“你指的是？”

“比如说对于故事框架的突破、对于故事类型的突破，以及对于自我创作惯性的突破呢？”

岩井俊二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了很久。我不确定翻译是否正确传达了意思，也不确定自己真正理解了导演的回答。

“我心里面总是会有那种谁都没有做过的事，我想去挑战这样的一些东西，”岩井俊二说，他享受这个过程，每天都在寻找未知的领域。没有一个故事能够被轻易写出，“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吗？结果就是，没有。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我既在导戏，同时我又在写小说，我也在做编剧，我还在搞音乐，是这样的。”在翻译转述的漫长时间里，他看看在场的记者、影评人，然后盯着前方，依然没有什么表情。

和周迅一起堵在路上的两个小时 洪蔚琳

咱们不能误导观众

有没有哪个导演，是你一直想合作的？

听到问题，周迅立即脱口而出：“有句老话，你想要实现的东西，你不要告诉别人。”

那有什么很想尝试的角色类型吗？她再次快速作答：“以后你就知道了。”

北京工作日的晚6点，我和周迅并肩坐在车上，陷入漫长的拥堵。她对于一连串涉及私人的问题，都是抗拒的。问父母的性格，“不太方便说啦”;问如何调节心态，“就不说了吧”;问具体的一些生活细节，“忘了，我说忘了是真的忘了。这，不是很真实吗？”

路上堵，前方的车流像一长列整齐码放的积木，红的、绿的、黄的，纹丝不动。来之前就被告知，周迅是最不爱做访问的，经纪人说，“她聊40分钟最多了。”现在，我们的对话已经一个小时，并且因堵车一直在继续。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去录了两季《表演者言》？”

“对，是，《表演者言》这个内容主要是……”聊到这档在豆瓣连续两季都超过9分的清谈类节目，她表达的欲望突然被激发了，她放下一直两手紧握的保暖杯，侧过脸来，用20分钟解释自己录制这档节目的初衷和过程。在她的思维里，探讨表演艺术的节目具备公共价值，值得聊。“任何一个城市想学表演的学生，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都是很珍贵的一些资料。”

另一件她觉得具备公共价值的事，是她一年前和陈国富、陈坤创办的“表演实验教育”山下学堂。几周前，她在山下学堂看学生的现代舞汇报，感觉这种综合性的艺术教育有成功的可能性，她抱着双臂仰起头，形容她的观后感：“我当时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反正我身体的自然反应是，掉眼泪了，出汗了，就是一个自然反应。”

说起这些，她不时挥起手臂在空中打个手势，和面对私人话题时的沉默截然不同。

“山下啊，公益啊，这些我可以聊很多，没有问题。但比如说我约一个记者，来来来，聊聊，最近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不喜欢这种。”

周迅下意识地看重自己的公众表达，面对采访是如此，拍戏时处理角色也一样。在《如懿传》中，周迅就对这部87集大型电视剧里最重要的人物结局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因为“不能给观众错误的价值观”。

电视剧《如懿传》的编剧团队透露，那是在2017年初春，《如懿传》的拍摄到了最后的阶段，如懿也要走到最后了。在原小说中，如懿与皇帝情断意绝，用刀刺死自己，由朋友在多年后为她复仇。一家日料店内，导演、剧本团队、男女主演坐成一圈，投票决定如懿是否自杀。

一轮下来，各得3票，又一次陷入僵局。这已是不知第几次讨论，周迅忍不住表示：“如懿不会自杀，自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影视剧是有担当的，咱们不能误导观众。”

导演汪俊认同她的态度，剧本团队依然有些顾虑，于是一直探讨多种可能。周迅也为“如懿之死”设计了一种可能，和编剧组一起感受：“我想和侍女一起坐着，喝喝茶，从前都没怎么看她坐过。我觉得这么多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这个方案最终被采用了。在编剧们眼中，周迅和角色共生了大半年，她的感知更有说服力，他们把周迅的这段原话写进台词，改成如懿患上痨症，停药后自然死亡。

路不那么堵了，车子缓缓挪动，我们聊着如懿的结局。听到“自杀”二字，周迅摆手道，“我不想传递自杀的这个信息。”她重復了三遍，强调角色对公众的影响很重要，“自杀这个结束的方式对如懿来说不太好，很多人看了，觉得郎君不如意，我就要去自杀吗？”

小说中，如懿参与宫斗的频次较高，这是她不愿向公众输出的价值观。“斗什么斗呢？后宫你出不去，也不能摄政，斗什么呢？”

有一场戏在小说中，是海兰为保护如懿不得不牺牲别人，两人事后还是好姐妹。周迅（提出意见认为）逻辑不太对，“她为我害了人，价值观上我不认同，我们的关系不可能没有隔膜。”剧本因此做了些调整：得知海兰为自己处死了无辜的侍卫，如懿一脸失魂落魄，怔怔地叫她出去，两人从此隔了心。

“周迅也有克服表达障碍、打开话匣子的时候，那往往是为了公共话题。”

播出当晚，“如懿海兰”上了微博热搜，剧情触发了网友对如懿人设的争议。相比其他宫斗剧里女主角—路斗到底，《如懿传》的女主一心向善，总是被欺负。有网友称赞如懿“灵魂高贵”，也有人吐槽如懿“人设太扁平”，“这个主角太弱了。”

周迅并不想对公众的反馈作出回应。“这个就别问了，”她把頭扭向窗外，“因为现在的网络环境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很多人会断章取义。”

想说的与缄默的

手机显示时间：6点30分，天色渐沉，路边有零星的灯光亮起。

“你今天说得算多还是少？”

“算多了，真的。”副驾驶位的经纪人转过头来抢答，“她平时就不接受访问。”

这是密集宣传的一年，周迅主演的两部大戏一电视剧《如懿传》和电影《你好，之华》先后上映，上半年还有《表演者言》第二季。但截止到10月，她只接受过三次专访，推掉了大部分邀约。她不爱做采访，原因之一是：不善言辞。

谈起对采访的抗拒，反而是她最松弛的时刻。“小时候采访我的记者，也很可冷。”她回忆起刚出道的那几年，一有记者电话采访她就非常紧张，当时照看她的李少红导演开着免提，在一边帮她写答案，让她把纸上的字念出来。

在电影《你好，之华》的开场，周迅出演了一个普通人，有她本人的气质。一场同学会上，之华跑上舞台，接过话筒，她原本打算长篇大论，作一番正式的发言。可一转身，她看见所有人都注视着自己，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随便说了两句，接上“谢谢大家”，便匆匆跑下台。

生活里的周迅差不多也是如此。“比如大家一起聊天，她每次都一个人在角落里啊，看着大家玩儿那种。”好友沈畅回忆起十多年前，她俩都还小，起初她感觉周迅有点儿忧郁，后来又觉得，也许她只是不爱说话。“其实她心里应该还是挺开心地在跟大家玩儿。”

有时玩儿疯了，寡言的女孩看上去也很活泼。他们一帮人去云南，一排五六个男孩趴地上，“她就助跑，那衣服穿得跟斗篷似的，‘啪一下跳过去，就像小飞侠。”

让周迅用语言表达情感可能没那么容易，她更习惯用行动。沈畅至今记得，一次周迅接下珠宝代言，就送了一个钻戒给她。“我特感动，我都傻了，我说妈呀，这不应该是我男朋友或者我老公给我的吗？她就只说，你先拿着。”

但周迅也有克服表达障碍、打开话匣子的时候，那往往是为了公共话题。

昏暗的光线下，周迅陷入沉思，她想跟我解释，在《表演者言》听其他嘉宾讲表演给了她什么启发，最后说了很长的一段话表达一个意思：听其他演员讲表演的心得，必须等自己遇到同样的状况才能真正领会。她怕自己没说明白，又举了个例子：“比如我告诉一个小朋友，来例假会痛。我是，哇，我会痛死。她会说，那我没有这个反应啊，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她认为自己终于表达清楚了，身子向后一倒，长舒了一口气：“虽然不那么雅观，但是你听懂了对不对？我这个形容，你可以自己想一个比较好的。”

很多接受采访的人都提起，周迅如此在意公众表达，与她近年的信仰有关。信佛主张行善度人，即使不爱讲话，她也愿意为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发声。

信仰也改变了她的阅读习惯。从前她的确不爱看书，但她现在读佛书。拍戏时，她把宗萨仁波切的《八万四千问》送给剧组的很多人，书中讲度化众生，她边发书边劝人，影视是对社会有责任的，影视的能量是很大的。黄觉前段日子去她家，周迅也挑了几本佛书塞给他。

在她参与创办的表演教育实验地山下学堂，工作人员带我看墙上贴着的书单，上面列着《老舍全集》、《契诃夫全集》、《威廉·毛姆全集》，“都是我们迅姐推荐的。”

“书单啊，书单不是我的吧？”周迅听了，瞪大眼睛，不在意显露自己阅读上的空缺：“我要是有书单了，那我真的是变成了另外一个周迅。”

表达欲源泉

不论在私下还是戏里，周迅有比价值观更渴望表达的东西。“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和朋友话很多。”她托着腮，胳膊支在膝盖上，半张脸罩上一层阴影。

黄觉见证了周迅那些话多的时刻，按他的说法，他可能是这20多年来唯一贯穿始终的见证人。

他是在90年代北漂时认识周迅的，那一阵，两人待在一家歌厅，等着晚上登台演出。包房里漆黑一片，他窝在沙发里，周迅就凑过去，坐在边上说个不停。他听不进去，装作耐心地看着周迅，偶尔不得不打断，你先停一下，我先睡一会儿。眯上眼，迷迷糊糊的，听见周迅的声音还没断。

后来过了十多年，两人都做了演员，各自忙于拍戏。有时候周迅晚上给他打电话，一打五六个小时。电话里，周迅翻来覆去讲自己的事儿，黄觉也不说话，听一段，“嗯”一声。他在剧组，第二天6点要起床，电话到5点20才挂断。

黄觉说，不管在歌厅还是电话里，周迅爱聊感情：如何开始、如何告终、如何兴奋、如何受伤。

感情是她最有表达欲望的主题，她把这种表达欲带到戏里，成就了荧屏上的一系列的经典角色：《大明宫词》中的太平公主，只想得到薛绍的爱;《夜宴》中的青女，为了太子牺牲自己;《龙门飞甲》里的凌雁秋，走遍江湖寻找消失的心上人;《画皮》里的狐妖小唯，毁了自己的千年道行去救王生。

在黄觉眼中，演戏代替语言，成了周迅对外表达情感的方式，她总是需要激烈燃烧，要么在爱情中燃烧，要么在戏里的爱情中燃烧。黄觉出演的第一部戏，就是2004年与周迅合作的电影《恋爱中的宝贝》。周迅饰演的宝贝敏感、纤弱，对爱情极度真诚投入，失去爱情后有种失重感。“她整个人生就是恋爱中的宝贝，这个名字其实起得很好。”

一次，黄觉在国外旅游，突然接到周迅闺蜜的电话：你来陪陪周迅吧，她又受伤了。他玩得正开心，有点儿犹豫，“我没钱买机票。”对方说，机票帮你订好了。“我不知道在这个城市怎么坐车到机场，我英语不好。”对方马上给他画了一张路线图。

“在给《智族GQ》的书面回复中，陈国富总结周迅的表达方式，不是概念型、语言型，而是更偏向视觉、直观和体验。”

黄觉没辙了，飞去一个小县城里找周迅。进了门，周迅开着电视，整个人一动不动，面无表情，“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黄觉没办法，两人就这么目光放空，连着看了好几天电视，谁也不说话。“那种为爱情没了半条命的样子，就特别像她演的宝贝，可能演戏对她而言，是一种释放的方式。”

“就像我那时演《红高粱》，我是把我积累了那几年的情感都在戏里释放完了。”周迅提起有一场戏，是她与爱人余占鳌告别后，独自坐在路边放声痛哭，“我现实里真的就这么哭过啊。”

黄觉常常不知如何安慰，他只好对周迅反反复复说一句话：你给了我信任，我愿意做一个大床垫子。你在这世界上摔得鼻青脸肿，要想着到最后，有我在下面垫着。

那你在难过、困扰的时候，也会对周迅倾诉吗？

黄觉愣了一下，似乎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有太多的要求，因为我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想了一会儿，想起有一次周迅喝多了，试图借着酒劲儿说两句：“就是拍着你的背，说‘你知道的，然后想了半天，想感慨，就是说不出来。但我知道，她是真的在表达那份情感。”

安全感地带

“具体的故事基本上都记不住的。”让周迅回忆拍《你好，之华》时发生的趣事，有些难为她。“那个就是我们有两条狗，对，戏里有两条狗，叫什么？”

前排的经纪人回答：“黄金和珠宝。”

“黄金和珠宝，对，它们两个挺好玩儿的，对。”周迅笑了。

拍《你好，之华》的日子里，周迅常常在遛狗。一场戏甚至没有给剧本，镜头跟着她，她被狗拉着跑，狗跑到哪儿镜头就跟到哪儿，她和狗的即兴互动就是这一段的情节。剩余的镜头也都类似，日常、生活化，要么推着小车整理书籍，要么照顾孩子和老人，陪家人散散步。

“过去的很多角色，都是情绪非常饱满的，可能之华就是一个淡淡的东西，但这种淡淡的东西，生活中大部分時间都是淡淡的。”不同于此前塑造的一系列“为爱而生”的形象，之华不再轰轰烈烈、奋不顾身，但周迅把这次出演}见为一次突破：迈入不惑之年后，她希望自己的角色能有不一样的表达。

变化也发生在片场之外。《表演者言》的演播室里，周迅坐在有些低矮的小转椅上，保持桌面以上、上半身的端正。没靠背的椅子不太舒服，但她已经坐在那儿录了两个小时。在这档清谈节目中，她作为发起人，每期要与不同的演员嘉宾探讨表演，一期播出16分钟，但录制时间最长达到三个小时。

周迅从没试过这么大的谈话体量。她一出演播室就拽住制片人崔菲：“录这个节目，我真的把两年的话都说完了。”

出道27年来，周迅很少在作品之外进行自我输出。她不开个人微博，参加过的综艺节目屈指可数，只上过一档旅行类的真人秀。

她不习惯应对媒体，但荧屏和片场是她的舒适区，在那个范围里，她有表达的安全感。40年前，浙江衢州的一家电影院里，3岁的周迅已经每天坐在第一排看电影了，父亲作为电影放映员的职业便利，让影像成了她从小最熟悉的东西。电影院里有胶片的气味，后来她到了电影厂，同样的气味让她一下子有了安全感。17岁那年，她被名导谢铁骊因一张挂历照片相中，带进剧组试镜。她从小有口吃的毛病，但一开机，她看向镜头，完全能流畅地说出台词。

“我以前小时候问过她，我说你演戏怎么一点儿都不结巴？”在一家甜品店，沈畅回忆起10多年前，她和周迅因戏相识。她们共同出演了《红处方》、《橘子红了》等很多部电视剧，周迅戏里戏外表达上的反差，让沈畅觉得特别神奇。但这个问题，周迅自己也解释不清，“可能就是一种习惯。”

她早早出了道，22岁那年遇到陈凯歌，在《风月》剧组待了大半年，观察巩俐和张国荣如何演戏;接着是娄烨的《苏州河》，她凭借这部电影24岁就拿了巴黎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再往后是李少红的《大明宫词》，太平公主的角色让她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那些年，周迅和如今一样不善言辞，但与一系列名导的合作让她有单纯、安全的空间，只需要专心琢磨表演。那时也不是流量时代，一个演员想获得成功只有把戏演好。沈畅看着她一步步走过来，“每一个作品，拍的东西都比较实打实的。作品能说话嘛，作品为王。”

沈畅怀念那个时代，“有一种质感”。如今她转型做了制片人，能看到整个行业在变化，演员的职业范畴已不再只是演戏了。“后来有了这么多附加的东西，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我还要代言，还有真人秀，那时候根本没这些东西。”

我曾在山下学堂看过一次新生班的汇报演出，周迅请来很多业内的朋友做观众。最后一场戏即将开演，一个女孩倚在房间侧面的门框上，为表现紧张的情绪，她的前几句台词都是低声自语。很多人没意识到戏已开场，还看着前方的空地出神，但周迅听到女孩的声音就率先侧过头去。她在女孩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十年前的同一场戏——《风声》中顾晓梦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在房间里相互试探，她也穿着暗色旗袍和高跟鞋，和眼前的女孩一模一样。

对这次采访，她已经尽力了，近两小时的对话是她的极限。持续回答问题让她有些疲惫，“做访问像喝糖梨水，我就是不大喜欢，你如果说必须要喝的时候，那我也得喝。”

这一场落幕了，扮演顾晓梦的女孩慢慢后退，所有学员重新登场，在教室地板匕坐成一排，等待对面老师们的专业评点。

“我今天看到你们，我就想起我上学那会儿。”陈建斌抢先发言，他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中，感慨持续了七八分钟。片刻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之后轮到周迅了，她用宽大的毛披肩把自己裹起来，盘腿坐在椅子上，转头向四周看了一圈，发现大家都在注视着她。她定了定神，想了一会儿。

“我觉得大家都谢谢自己，以后的路还很长。”

几秒的停顿中，教室里非常安静，所有人仍然专注地看着她，期待相似的情境也能触发她讲一段声情并茂的感言。

“我说完了。”

她笑了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大家愣了几秒，接着掌声响了起来。

在给《智族GQ》的书面回复中，陈国富总结周迅的表达方式，不是概念型、语言型，而是更偏向视觉、直观和体验。在《表演者言》里，很多演员嘉宾来介绍自己表演的技巧和方法论。秦海璐说自己看剧本，要把戏里其他人的部分也都看了，分析每個人在每个时间点，为什么说那句话，记住所有的逻辑事件和情感走向，周迅则很少去谈这样的方法。有一期是易烊千玺做嘉宾，他向周迅请教，拍戏怎么进入角色？周迅想了想：“我是从拍戏到现在，我很少做文字上的准备什么的，看我也不大记得，我主要还是靠感觉。”

车流渐渐松散畅通，周迅试着剖析这种难以言说的“感觉”。这次演之华，她塑造角色的方式是涂上蓝色指甲油，代表之华在平淡中对生活有热情。在准备人物时，周迅有一天拍了指甲油的蓝色色卡发给导演岩井俊二，说了自己的想法，并问哪个颜色好看，结果导演跟她选择了一个一样的颜色，“这就是之华的颜色。”

“我对人物的感觉，因为有些时候会从一些颜色上去找，反正也就是在我到了大连之后才有的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我的酒店就在海边？”

“对，反正就是突然想到的。”

不说也是我的性格

聊了快两个小时，还没到目的地。副驾驶上的经纪人转过头来，“聊了很久了啊！没有别的问题了吧？”周迅摆摆手：“你问吧，反正也没到呢，我能回答你的我就回答，我不能回答的，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好吗？”

对这次采访，她已经尽力了，近两小时的对话是她的极限。现在，她身子向后靠，陷在松软的椅背里，持续回答问题让她有些疲惫，“做访问像喝糖梨水，我就是不大喜欢，你如果说必须要喝的时候，那我也得喝。”

转眼，她又开始担心采访的素材有限，连问我会不会写起来很痛苦，“不够写的话，你多难受啊。”语气认真。

“那比如说就像这种怎么办呢？其实我有东西我不说也是我的一个性格啊，对不对？而且是我很强烈的一个性格。”她在“强烈”这个词上咬字很重。

车下了高速，她突然身子前倾，扭头看向窗外，发出一声惊叹：“哇，好美啊！”太阳似乎已经落下，黄昏的天空铺满了层叠的、渐深的红，是晚霞，但又像火烧云。她拍拍司机的椅背：“靠你了！在落下去之前能不能冲到天台上去。”

这一趟的目的地是山下学堂，平日里，周迅常常登上山下学堂的天台，一个人坐在天台上出神。当晚，她还要为山下学堂一周年再接受一段10分钟的视频采访，但她此刻期待的是天台上没有访谈、不必说话的自在与松弛。

如果可以选，她希望能只做想做的，只说想说的，不要在表达上刻意勉强自己了，“以前我会觉得算了，可能对方会不舒服，但其实我不大想说，我说了也不舒服，你明白吧。我现在更鲜明，不想说的就真的不跟你说了。”

眼看着红云正在消失，隐入越来越暗的天色里，她催促着司机加快车速。导航显示，预计车程只剩下10分钟，窗外的楼宇飞逝而过，这是一场与晚霞的赛车。

一路畅通，车子准点驶进了园区，划过一道长长的弧线，发出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响，最终停在山下学堂门口。

大家依次地跳下车，周迅没有说什么，只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天已经黑了，晚霞消失不见。

陈可辛的北上漂流 又叛逆 又合群 卫诗婕

陈可辛的长发是在27岁那年临时起意留的。那像是一个心理补偿，象征着反击或是反叛。在那之前他喜欢Beatles和Paul Simon，向往浪子和不羁，而年轻时的他却终日一副小老头的沉稳模样，是别人眼中的niceguy。眼见身边的人一个个从“很坏”变成“很乖”，他觉得“再不疯就老了”。长发逐渐变得灰白，一直保留到今天。

要合群

陈可辛摆摆手，拒绝妆发。发型师提议是否上一些发胶，他也摇头说不用。他讨厌化妆，曾经也反对女儿化妆，但当他发现12岁的女儿的同学们都在化妆，他妥协了。“没办法了，你跟你的世界要合群。”

为了寻找共同话题，他陪女儿看那些“很不好看的”节目。看着看着，发现“其实也没那么不好看”。“因为当你进入她的世界，你就理解为什么她喜欢看，其实这个跟我们拍戏要跟观众沟通是一样的。你先要进入到他们的世界。”

要合群，这一直是陈可辛的生存信条。出生于一个泰国华侨家庭，因父母工作变动，童年的陈可辛频繁转学，辗转于中国香港、泰国、中国内地，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这使他年纪轻轻就沉稳周到，“像个小老头”。

父亲陈铜民曾是邵氏影业的编剧，也是一位拥有电影梦的业内人士。成为著名导演后，陈可辛曾邀请父亲与他合作，拍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电影。但父亲拒绝了。“这已经不是我的时代了。”陈铜民说。陈可辛感到感伤，他也不愿被时代抛下。

最近五年，陈可辛先后尝试了短视频和网剧。这在一些因《双城故事》、《甜蜜蜜》等文艺电影而熟悉他的人看来，意料之外的事。对他来说却是情理之中，年轻人都在使用网络。“当然你不是说永远要讨好观众，但是你要跟他沟通，要了解这个社会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他的营销团队主要是90后，陈可辛重视他们的声音。新片《李娜》即将开机，剧本筹备了四年，当中数度几乎放弃，因为无法找到“能和当下年轻人共情的点”。“李娜身上有一种反叛。后来又看到年轻的、更年轻的观众好像对这种比较反叛、比较我行我素的东西又不是向那么顺的方向去走。”陈可辛常常为这样的问题感到疑惑。

他会问身边人，《延禧攻略》好看吗？为什么好看？“除了游戏（他不会打），时下的热点，他都会去了解。”80后导演许宏宇说。两年前，许宏宇看完电影《喜欢你》的剧本，对陈可辛表示“很感兴趣”，他没有想过陈可辛会答应监制。“对他来讲，就是一部很玛丽苏的电影。他又不理解玛丽苏，但是我觉得挺好，他觉得我相信了，我觉得可以做了，那他就去做了。他的接受能力很强大。”

10月的一天，陈可辛在石景山游乐场接受《智族GQ》的封面拍摄。他坐在旋转木马的马车内，望向前方的岩井俊二和周迅。三人合作，由陈可辛担任监制的新电影《你好，之华》即将上映。

这是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登陆中国的首部作品。一年前，當岩井在电话里向陈可辛表达想要进军中国的想法时，得到的是热情的鼓励，“你来啊，我帮你做监制。”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可辛便发起了“泛亚洲电影”计划，鼓励香港地区，日、韩、泰等泛亚地区的电影人合作。岩井就是参与计划的导演之一。

《你好，之华》讲述了一段由书信引发的往事纠葛。按照剧本情节，女主角之华需要以丢失手机为由，与自己曾经的暗恋对象通信。这在内地编剧看来太不接地气。“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丢了手机一定是立马再买一个。”陈可辛说。

但岩井俊二对此坚持。陈可辛帮着编剧团队与他沟通，“尽量保全导演的想法”。一个导演的坚持，他懂。

1998年在好莱坞，从零开始的陈可辛加入了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执导的第—部电影《情书》就与大老板们产生了分歧——陈可辛为剧本设定了一个开放式结局，而好莱坞的大佬们则要求故事的最后必须要有closure（结局）。“他们拿去试映，结果可想而知。你那个试映是针对1亿美元以上票房的观众做，我没想要1亿美元票房啊。”

《情书》的结尾最终违背了他的意愿，依然是closure——资本说了算，这是好莱坞的残酷规则。但陈可辛不会拍桌子走人，“那改变不了什么”。在能够争取的范围内尽量平衡，做到“也不丢脸”，这是他的生存法则。

“今天中国也一模一样，在（资本运作）这方面学得比谁都快，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坐在回酒店的车上，陈可辛感慨，内地的电影工业越来越像好莱坞。不同的是，现在，他坐在了谈判桌的另一头。

在能够争取的范围内尽量平衡，做到“也不丢脸”，这是陈可辛的生存法则。

学生存

好莱坞的制片们个个都把导演捧得老高，“张口闭口artist”，用陈可辛从没听过的那些词。但他很快明白，自己在这里没有任何话语权。除了a类导演能够拥有最终剪辑权，其余的导演谈不上创作，更像是工具。

“在那里不是拍得好就能有话语权，而是赚多少钱决定了你的话语权。”每当产生分歧，陈可辛甚至找不到具体的对象去沟通或是说服。谈判桌的另一边，真正的对象是庞大的商业集团，是华尔街，是背后千千万万的股民。

好莱坞的首秀之后，陈可辛铩羽而归。回到香港的他想通一个道理：要想真正拥有话语权，就要自己投钱，在过程中学习规则。二十年间，陈可辛投资过数十部电影，一部《武侠》票房失利便令他损失惨重，他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我不敢告诉我母亲亏了多少。”

拿到《中国合伙人》剧本的时候，韩三平对陈可辛说，如果怕赔钱的话，就别投资了，当个导演就好，韩三平当时拿不准这部电影能否有市场，但陈可辛坚持要投资。“我们投了，才有话语权，才能保证各个环节的品质和决定权。”陈可辛说。

1997年前后，香港电影所依赖的海外市场呈断崖式萎缩，港片在台湾地区的市场份额也从40%瞬间跌至不到1%。与此同时，伴随2002年院线制市场化改革，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开始了“野蛮式增长”，院线制推出当年，张艺谋执导的《英雄》收获国内票房25亿。“2002年，我看到《英雄》的成功，原来内地可以是这么大一个市场。”陈可辛心动了。

“他（陈可辛）进内地算（香港导演中）晚的了，王晶啊杜琪峰啊早就来了。”黄建新回忆，陈可辛早早流露出对内地市场的兴趣，却迟迟没有动身。90年代末，陈可辛投资了黄建新执导的电影，两人因此相熟。彼时，黄建新作为内地第五代导演，正是最早一批参与合拍片的电影人，先后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欧洲展开过合作。

90年代的内地，电影工业尚未建立，行政色彩依然浓重，任何拍摄行为都需要当地政府的批准。先后参与几部合拍片的黄建新总结，最难的要数沟通：“在自由经济市场，（拍电影）这是商业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就是行政行为，这是他们最不习惯的。”

内地的权威感的确令陈可辛畏惧。上世纪90年代，陈可辛第一次因工作来内地。走进国营制片厂，见到的都是“领导”——“那可能是一种对体制或者对权威的想象、恐惧，包括偏见。”多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那种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挥之不去。

“你知道为什么被吓到吗？”好友陈德森谈起陈可辛陪他初来内地时的一个细节。在深圳，陈可辛在一座侨上遭遇抢劫。“傍晚，他要过一个桥，跨过去（时）给两个人前后拦堵强抓起来。那么晚了，被人抓头发，打了，抢他钱，所以他非常反感。”某种程度上，那种无法还手的暴力与权威感相类似，迈出尝试需要勇气。

“他进得晚，但是他的特点是什么，别人进来是拿你的投资去拍港片，他进来直接是拍的内地片，讲内地的故事。”黄建新评价。多数香港导演来内地只为谋求资金，为港产片续命，陈可辛却转身拥抱了内地题材：《中国合伙人》、《亲爱的》、《李娜》……

《中国合伙人》开机之前，编剧张冀和陈可辛花了大量时间讨论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民间商业的尝试，“在这个基础上（对剧本）做了大量的修改。”主角们最初的创业为什么选在肯德基以及废弃的工厂，陈可辛一开始无法理解。“国企改革，肯德基进入中国，都是具标志性时代背景的。”张冀——解释。陈可辛善于倾听，“能够感受到他那种真诚，完全放下自己去学习。”

如何让剧本更有机地与本土的文化相结合，俗称“接地气”，是大多数北上的香港导演要攻克的难题。从《中国合伙人》开始，陈可辛与内地编剧开始建立起信任，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黄建新回忆，早年拍《投名状》时，片场的粉尘令陈可辛哮喘发作，他都坚持回香港就医，“他不信内地的医生”。

信任需要过程，起初，陈可辛也曾与内地编剧争执不下。电影《亲爱的》中，张冀将黄渤和郝蕾扮演的寻子夫妻设定为一对离了婚且有阶层差异的夫妻，而陈可辛认为，一个完整家庭丢了小孩才最直接、有深度。开机前一天晚上，陈可辛还在质疑这对人物关系，但他最终选择相信张冀——陈可辛后来才理解：“离婚了之后，把整个格局拉大了很多。”陈可辛在一次访谈中承认，城乡差别等一系列问题都通过这一设定引了出来。

“出来以后大家都很惊讶，一个香港导演可以把内地的故事拍得那么好。”黄建新评价，陈可辛是极少数真正赢得内地认可的香港导演。完全采用内地的编剧团队，是陈可辛近年来的转变，这在黄建新看来“不容易做到”——“他一个外来的，要让大家相信，这是很难的，很了不起。”

叛逆

留长发是在27岁那年临时起意。长发作为一种反叛的象征，寄予了陈可辛某种一直以来被压抑的渴望。

“（从上学到工作）一直在忙，也一直表现好，就是很符合80年代的价值观，就是向上的，上进、递升，每年都做对的事情。但其实在心底里对我来讲是跟我的理想、跟我的榜样，我小时候看到的榜样是相反的。”

他的榜样是Beatles和Paul Simon，向往浪子和不羁。无奈现实中的自己却从年轻时就是一副沉稳模样，“像个小老头”。眼见身边人从原来的“很疯”“很坏”，随着年纪增长慢慢变得“很乖”。陈可辛着急了，“再不疯就老了”。

父亲从小对他的教育极为民主自由，几乎从未遏制过他的任何想法。“没什么好叛逆的。”成年以后，某种原本被遮蔽的性格侧面却慢慢浮现。

曾志伟评价他：表面很nice，有礼貌，但是实际很“硬颈（脾气倔）”。早年在与曾志伟合作的UFO电影公司，陈可辛被曾志伟称作“皇帝仔”——“都要听他的。”片子拍到一半，不对路，停工了。完全不考虑市场，只想做艺术上的尝试，于是有了《嬷嬷烦烦》。与陈德森合作的电影《晚九朝五》因为涉及性爱、吸毒和同性恋题材，在香港影评界掀起争议，有阵子曾志伟见到他们就骂：好的不学，拍这种片子，UFO早晚毁在你们俩手里。

黄建新记得，在片场，陈可辛常忍不住摔对讲机。黄建新会逗他，“你赔啊，我给你数着了，这是第三部了，1200块。”陈可辛便笑了。

不同于真正的强势，陈可辛擅长建立一种民主的气氛。“我永远不用担心他在想什么，直说就行。”张冀说，“有时候在现场可能也会吵起来。比如他接受不了的地方，他可能赌气说不拍了。”“其实过会儿还会拍的，他就是需要一个缓冲期。”

熟悉的身边人早已摸清陈可辛的脾性，“他一拍桌，我们就不讲话了。”早年间，陈德森与陈可辛常常吵得僵持不下。在他看来，做监制时的陈可辛比做导演时更为强势，“一刹那他就是，开战了，往前冲，他喊着冲，有人说等等，等你妈的等，冲（笑）。打到一半了，大家饿了，停下来吃饭的时候，你刚才说什么，为什么要等等（笑）。”

张冀觉得，“孟晓骏（《中国合伙人》中的角色）很像他（陈可辛）”。那个有些骄傲、倔强，又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像是青年陈可辛的写照。1980年，陈可辛在美国格兰岱尔学院主修电影，为了买菲林和胶卷，又不想给家里添负担，陈可辛跑去小餐馆打工。他是buts boy，没有资格收小费，女领班歧视这位来自香港的小个子青年，总是克扣小费，只给他一些钢镚。

—天，一位老太太叫来陈可辛，塞给他20美元的小费并鼓励他——这个故事被加进了《中国合伙人》的剧本，成为了电影中的情节。而孟晓骏与合伙人之间的矛盾与散伙，也像极了陈可辛现实之中的经历。

2009年，陈可辛与黄建新在北京创立了“我们制作”工作室。同年，“我们制作”与保利博纳共同创立了“人人电影”，宣布3年将拍15部电影，预期票房20亿。但仅合作一部《十月围城》后，“人人电影”便解散了。

当陈可辛和博纳总裁于冬产生分歧时，黄建新最初承担着协调者的角色，但他逐渐发现，双方“对艺术的理念追求不同”——一方以纯商业驱动，而另一方想要兼顾艺术表达。“在一起会束缚住手脚。”他劝陈可辛，“还是分开吧，各自都能释放能量。”

“我以前一直是，非常没有安全感做NO.1。我永远希望有个有大格局观的人能靠。”过往的一次采访中，陈可辛这样剖析当时的心理。两次与庞大机构合作的失败让他意识到，他无法再找一个有经营观念的合作伙伴来依靠，他也有不可让渡的表达欲望，不能仅仅服务于市场、公司、投资方。

“你还这么年轻，未来能做很多事。”陈可辛始终记得新泽西的餐厅里，美国老太太对他说的话。每当遭遇挫折、内心灰暗的时候，他都会想起这句话一给了他某种力量和倔劲儿。

谁有话语权

坐在回酒店的车上，陈可辛谈起这些年的改变，他认为自己更从容了。车子开过亮马桥附近的一家酒店，十多年前刚来北京时，他常在这里见投资人，有时谈得不愉快，他的“艺术家脾气”就暴露了——“有一次谈电影，陈可辛生气了，冲我吹胡子瞪眼，说我不懂电影（笑）。”嘉映影业董事长覃宏曾提到。

现在，陈可辛是一名拥有终剪权的监制。在好莱坞曾感到遥遥无望的目标，他在内地做到了。他不再寻找大机构合作，拥有了独立的工作室。

“我其实拍的是商業片，但并不是那种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片，我要有自己的表达。我不能够有一个老板，因为在我觉得我已经很照顾市场的时候，老板觉得我还没那么考虑市场，这样我们的矛盾就很大。”陈可辛说，“我（独立）的好处是，那些投资公司都相信我。”

2009年的金像奖，由陈可辛监制的《十月围城》获得最佳影片。这是陈可辛以监制身份收获的第一座奖杯。上台领奖时，陈可辛忆及往事：“入行时蔡澜先生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想做导演。他对我说，好导演有一大堆，80年代香港都没监制，为什么你不做监制呢？所以做了那么多年，监制的电影比导演的电影多很多，但大家都叫我陈导演陈导演，其实我是监制！”

黄建新至今記得，在《十月围城》拍摄地的酒店内，身为监制的陈可辛在闭门会议中挺身而出的样子。2009年7月，拍摄启动不久，导演陈德森抑郁症发，丢下剧组回港休养。演员档期在即，闭门会议是要讨论是否放弃陈德森，重新寻觅导演让项目进行下去。

“他是处在了一个经常会自我矛盾之中，自我判定、纠结又要坚持，这是一个最难的状态。”

“他（陈德森）为这个项目付出太多了，我们不能丢下他。”黄建新回忆，陈可辛当时这样说。陈德森自2003年开始筹备《十月围城》，历经投资方自杀、母亲去世，自己更患上了抑郁症，只为了造出“一座城”。为此他受尽投资人的奚落——“刘德华、张国荣、黎明加起来才2000多万，你要我那么多钱，我还不如给三个大明星吧，你是不是傻？”“每一个导演都要盖那么贵的景，我是做地产的还是投电影的？你就车墩拍拍就好了。”

陈可辛没有让陈德森再遭遇这样的状况。“我们用三倍的钱来拍。”他说。“围城”最终造出来了，“演员来到现场都傻了，一下子就进入到那个时代了。”当陈德森抑郁症好转，再回到片场时，陈可辛和“前来救火”的刘伟强已经在片场多线操作了起来。陈可辛对他说，“这是你一辈子的愿望，你就好好享受当导演的过程。”

“现在年轻导演来我会跟他讲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只要晚服我，我是一个电影人，我是听得懂的，我会赌，我能做这个赌。”坐在谈判桌的另一边，陈可辛尝试去构建一种更健康的生态：“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有话语权，然后我能够跟有话语权的人对话，能够大家思考、对话、沟通、理解，不一定我对，不一定他对，但是大家能够沟通。”

许宏宇评价自己与陈可辛的合作，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新导演，“得到了充分尊重”。“他不会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他会听你的想法，努力帮你一起实现。”

11年前，许宏宇是一名刚毕业的剪辑师，偶然加入《投名状》剧组，利用业余时间拍摄了一部关于陈可辛的纪录片。他对其中一个镜头印象深刻：那是2007年，适逢香港回归十周年，整个维港进行了烟花会演。坐在尖沙咀高楼的工作室内，陈可辛正专注地处理后期，窗外烟花绽放，夜空绚烂，整整10分钟，他始终没有抬头。

野心

童年的周末，父亲常驾车带一家人去新界兜风，但不会去清水湾（邵氏影城所在地）。陈可辛回忆，“爸爸在邵氏做得不开心，一去那里就胃痛。”

父亲想拍自己的电影，坚持自己的风格而与公司几番争执。父亲曾对他说，“电影不是艺术，不像作画，画不好，废的只是一块画布和一些颜料，电影是真金白银投进去的，要给人交代。”

父亲的观点对陈可辛影响至深，很早让他领悟了生存主义的哲学。他在自传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香港时，认识一个出租车司机。司机本来是律师楼的师爷，懂法律，英文也好;金融风暴时失去一切，就去当出租车司机。在尖沙咀看到满街出租车都没生意，空车等客，觉得这样不行，就去郊外，有一天接了一个从沙田到中环的行政人员，一趟车程就做到了一天的生意额200多元，于是他和那个行政说，以后你有需要我就来接你，你打电话我就来。他开始专门去找长途客人，客人越来越多，接单接不过来，他就回到尖沙咀出租车站，招人合作，慢慢整合成一百多人的车队，每月有六万多收入。他说再也不会回中环打工，这辈子到老都做出租车司机。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个很典型的生存主义者。他的成功引发我去拍了《金鸡》，讲一个逆境求存的妓女。

自筹资金执导了几部电影，但屡屡遭遇周转不灵，陈铜民由此放弃了做导演的梦想。那—年，他53岁。

陈可辛今年56岁。拿过4座金像奖奖杯，得遍华语电影圈关于导演和监制的最高奖项。他被视作“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以及票房的保障。但他不能满足于只拍卖座的电影，想要兼顾票房和深度，为此也时常纠结。

“陈可辛做的是一条最难走的路。”黄建新感叹。“其实你要个人表达，没那么多顾忌，你要管市场，也没有那么多纠结。所以他是处在了一个经常会自我矛盾，自我判定、纠结又要坚持的状态，这是一个最难的状态。”

一次，两人一起看《蝙蝠侠3》。走出影院时，陈可辛感叹，所有蝙蝠侠的系列中，这部是最深刻的。黄建新却说，“但这部一定是最不赚钱的。”

“它深度一深，一纠结，普通观众就觉得太累了，就不够通俗。你去看豆瓣，最赚钱的电影应该在六七分之间，超过8分的有赚的，但是很少，大量最赚钱的电影都在这个评分之间。”

听了黄建新的话，陈可辛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如果你能放下你的纠结，下一部肯定多3亿票房。”黄建新常常打趣他。陈可辛则笑，“我只要赚了，我没要赚大钱，但是我的电影好，我就觉得行。”

很多年后，陈可辛参加中学的reunion，惊觉当年“原来没那么合群”。他一直以为自己扮演着nice guy，“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不同y。其实根本不是那样，同学取笑他，“你说好看的电影就不要去看，因为一定不好看。”

视野的宏阔早有显现。2000年，陈可辛找到黄建新商谈电影项目，他想拍哈金的小说《等待》，一个以“文革”为时代背景的爱情故事。项目最终未能获批，却让黄建新在心底暗暗欣赏起对方的格局。“他出生在泰国，去美国接受教育，又来内地拍戏，香港那寸土地不能满足他的创作野心。”

和父亲在一起，陈可辛说泰语。和妻女在一起，他说粤语。和异国的合作伙伴在一起，他说英语。来内地和团队工作时，他说标准的普通话。

“你可以看得出，他是open的、融合的。”张冀说。

当我问及记忆中关于陈可辛的标志性的一幕，张冀为我描述了一个画面：《中国合伙人》的庆功宴上，陈可辛喝多了落泪，他告诉张冀：那是他最想拍的片子，“拍得真过瘾。”

那个晚上，陈可辛还用吉他弹唱了一曲，是弗兰克·辛纳屈的《My Way》。

Ive life thats full.（我度过了充实的一生。）Ive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我走过了每一条道路，）And more，much more than this（但，远不止如此。）I did it my way.（我走完了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