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慈禧重新训政——这意味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慈禧太后第三次垂帘听政后，开始对戊戌党人进行整肃。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问斩“戊戌六君子”之外，一大批支持新政的官员及其家族的命运如何？

慈禧当面问李鸿章是否为“康党”

1898年9月20日，慈禧太后改变原定和光绪一起回颐和园的计划，继续留宿西苑（今中南海）。第二天，慈禧重新训政——第三次垂帘听政，并开始对戊戌党人进行整肃。

1895年8月，在康有为的鼓动下，由帝党官僚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推动维新变法。李鸿章对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表示赞赏，不仅默许强学会将会址设在自己倡建的安徽会馆，而且“自愿捐金二千入会”。11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李鸿章又捐银一千两。

但对于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光绪帝的变法主张、政策，李鸿章并未或极少直接参与实际活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为千夫所指的李鸿章投闲京师。出国游历一番回国后，1896年只被安排在总理衙门行走，并无实权，李鸿章自诩为“伴食宰相”。因此，他既未参与慈禧幽禁光绪的活动，也没有同情并设法救援光绪的言行。

当慈禧镇压维新志士时，李鸿章曾在暗中设法保护他们：慈禧训政后，张荫桓一开始被定为死罪，李鸿章通过荣禄向慈禧建议把张荫桓从死刑改为流刑；刑部主事张元济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革职，李鸿章派幕友于式枚前去慰问，后来还通过盛宣怀为张元济安排工作；李鸿章既秉承慈禧旨意在宴请伊藤博文时要求日本引渡康有为、梁启超，又通过伊藤博文以及日本驻天津领事等三次向梁启超转达慰问之意，希望梁启超“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

当然，李鸿章的这些举动，自然会被密报到慈禧耳中。慈禧训政两年后，即1900年，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途经上海前往广东赴任时，李鸿章曾向自己的侄婿孙宝谊说起他向慈禧陛辞的情形。慈禧拿着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镇静地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

“廢立之事”指的是幽禁光绪、废其帝位之事。李鸿章先在慈禧最为紧张的这件大事上表明立场，接着偷换了“康党”的定义——在慈禧看来，康有为、梁启超当初鼓动变法，是想谋害于她、还政光绪，故污蔑康有为是“乱臣贼子之尤”；而李鸿章则采康有为主张变法之义加以引申，巧妙应对，化险为夷。

曾国藩家族有人为变法“献身”

曾广钧为曾纪鸿之子、曾国藩长孙，自幼聪慧，“凡是他要学的，则无所不能”。父亲曾纪鸿去世后，年仅16岁的曾广钧被特授举人，24岁即中进士，入翰林，弥补了曾纪鸿未能会试上榜的遗憾，也成了当时翰林院中最年轻者。

曾广钧对于大清王朝的日暮途穷有所体察，并有革新国政的愿望，有赞同甚至参与维新的迹象。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曾广钧就列名其中。1898戊戌维新时，曾广钧更是在北京加入了新党，梁启超在《广诗中八贤歌》中，有“湘乡曾广钧重伯……其狂率类此”等赞美之句。戊戌变法失败后，曾广钧为广西武鸣府知府，但当时他在北京。幸亏其母郭筠安排其先行出京，才免遭慈禧整肃。

而曾国荃幼孙、也是曾国藩侄孙的曾广河则没有这么幸运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没多久，他在刑部员外郎任内突然去世，年仅24岁。

曾国荃生前为一等威毅伯、官至两江总督，死后赠太傅、谥忠襄。1890年曾国荃去世时，两子曾纪瑞、曾纪官已亡故。朝廷因此下旨曾国荃的长孙曾广汉承袭一等伯爵，次孙曾广江赏举人。曾广河则蒙祖荫特赏从五品的员外郎，后分在刑部供职。

曾广河与军机章京谭嗣同交往甚密、情谊良深。关于其死因，《曾宝荪回忆录》中说是服毒自尽：“戊戌政变我虽然很小，但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是戊戌八月里的一天……听说我们忠襄公（曾国荃谥号）房下的百航（广河字）三叔服毒自尽，可见我们曾家也是新党。”曾宝荪这番记述，在近人朱德裳的《三十年闻见录》书中也得到印证。朱德裳在该书《戊戌四军机章京之死及株连》一节中写道，变法失败、光绪被囚禁后，和日本驻华使馆关系颇好的谭嗣同和曾广河商议下一步行动。

曾广河问谭嗣同：你能走自然好，但光绪帝能同你一起走吗？谭回答说不能。曾广河又问时为湖北巡抚的谭嗣同之父谭继洵能一起走吗？谭嗣同说也不能。曾广河连珠炮式的两个问题，更坚定了谭嗣同留在京城之决心，也因此为慈禧所擒。

在曾广河看来，谭嗣同本有机会逃生，但因为自己的责问而放弃了。于是，在未策动谭嗣同及时逃走避难的自责以及害怕事后慈禧追查同党殃及家族的顾虑中，曾广河服毒自尽，成为曾国藩家族中为戊戌变法献身者。

左宗棠第四子两度被参为“新党”

左宗棠去世后，原为禀贡生的四子左孝同被恩赏举人、授候选道（即候补道员）。戊戌变法前后，左孝同在长沙主持湖南保卫局。

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各项新政相继遭到守旧势力的摧残和破坏，保卫局也不例外。1898年10月6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奏请将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一并裁撤，以端风化，而厚人心”。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出于维护省城长沙治安考虑，上报了“裁撤总局、合并分局并纳入保甲局”的折中方案。如此一来，保卫局实际上已改为保甲局。即使如此，守旧派仍不满足。11月27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又上奏说“保卫局余毒犹留”。因此，慈禧下旨令俞廉三“将分局员绅暨巡查人等全行裁竣”。至此，保卫局被完全废除了。

湖南保卫局从1898年3月设立总局始，到1898年年底“全行裁竣”止，存在时间不足一年，真正履行其职责不过几个月时间。由于湖南保卫局的维新改革性质，也由于湖南保卫局的首创意义，参与其中的左孝同，事后被整肃，也就自然而然了。但慈禧训政、湖南维新变法成果陆续被裁撤后，左孝同命运如何？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的1897年11月，左孝同就被人参劾，说他把持局务、和戊戌党人往来过密。27日，慈禧下旨，要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确切查明“左孝同有无把持局务、依附奸邪实迹”，据实上奏。所幸，俞廉三对保卫局印象颇佳，当初就曾设法保留以维护治安，因此没有趁机落井下石，而是奏报“查明：道员左孝同实无把持局务及依附奸邪实迹”。

但此事并未结束。1899年6月，左孝同再度被参为“勋阀子弟怙恶不悛”。慈禧重翻旧账，又让俞廉三访查“左孝同从前是否钻附革抚陈宝箴、交结黄遵宪梁启超，有无主张民权、擅易冠服情事？该道现在出游江浙等处，是否与革员文廷式、宋伯鲁往来？”

陈宝箴、梁启超、黄遵宪、文廷式、宋伯鲁等都是“戊戌变法”中被严处的对象，因此这次参劾情况更为严重。从弹章能具体指出左孝同在江浙游历这点来看，举报者对左孝同的行踪、事迹十分了解。还好，俞廉三再次为左孝同开脱，奏报说左孝同被参各节，均无实据，只是由于左孝同“赋性忼爽，易招物议”。甚至，俞廉三建议不必处分，觉得加以历练，左孝同将不失为有用之才。

否极泰来，1902年后，左孝同官运亨通，后官至署江苏布政使，从二品。1912年清亡后他移居上海，1924年在上海去世，享年68岁。

（《北京晚报》2018.5.21 刘江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