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旖旎 买琳燕 刘科江

[摘要]校企协同育人是“中国制造2025”对职业教育提出的重大要求。通过对校企协同育人现状的审视，发现诸多问题影响了协同育人的长效发展，如缺乏利益主体间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多层次、系统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以及缺乏先进的校企合作信息服务平台等。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部分地区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因地制宜型政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把握新技术型校企精准育人模式以及具有“国际范”的协同育人模式等。未来应建立校企协同网络公共平台，完善人才培养保障体系，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协同育人等以创新培养路径。

[关键词]校企合作 协同育人 人才培养模式 路径

[作者简介]赵旖旎（1990- ），女，广东广州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硕士；买琳燕（1978- ），女，河南焦作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刘科江（1980- ），女，四川成都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广东 广州 511483）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智能穿戴产品设计人才的产教融合、跨界协同培养研究”（课题编号：BJA160058，课题主持人：刘科江）和2018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一般课题“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三维度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究”（课题编号：GDGZ17Y005，课题主持人：赵旖旎）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8）14-0045-07

2018年2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明确指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关键和基本办学模式。2017年8月，李克强总理在“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座谈会”上指出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行业竞争的需要，改革完善职业教育育人方式”。同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更明确提出了“推进产教协同育人”，要求职业教育必须把握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以就业为导向；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校企协同育人在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办学质量和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既是人才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内生需求。

目前，我国已锤炼出一批极具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但仍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职业教育与市场、产业脱节，职业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差距较大，校企合作资源整合不足、合作主体利益不协调等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对当前经济结构转型下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探讨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以期从内容、模式、体制等方面为校企协同育人提供新思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

一、校企协同育人问题审视

校企协同育人是一种多元协同的培养模式，它围绕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重大战略需求，以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的发展需求为导向培養人才，以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在校企协同育人过程中，学校与企业的研究者、生产者、管理者投入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合作攻关，力求在促进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校企协同育人中存在诸多不适应问题。

1.缺乏利益主体间有效的资源整合。政府、学校、企业是校企合作的三大主要利益主体，三者性质完全不同却又根据自身的不同特点和优势追求利益最大化。政府和学校是非营利性组织，以提供公共服务、追求社会效益为己任，学校重视教学及科研成果，政府关注税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企业则是营利性组织，利润最大化是其一切行为和决策的目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取决于该过程中的收益和成本。如果在合作过程中企业的收益和成本是“自负盈亏”“捉襟见肘”或收益微薄，企业就毫无动力参与合作。高效、合理地整合资源，协同三大主体利益间的平衡，对校企合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校企非对称的资源依赖结构。根据有关调查表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人才需求、行业技术发展需求、员工培训、社会声誉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现阶段，校企合作育人的主要参与者为高职院校。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企业对于合作的高职院校毕业生的需求较低，约67%以上的企业每年招聘合作院校的毕业生比例低于20%，只有约33%的企业每年招聘合作院校的毕业生比例高于20%。职业院校并没有成为企业员工培训的依托主体。超过一半的企业（59.6%）每年依托职业院校培训的员工不足全体员工总数的5%。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很多企业已不仅仅着眼于国内市场，还更多地放眼“走出去”，因此，产品的生产、包装、出口等各个环节是否符合国际标准至关重要。目前许多高校毕业生无法满足企业及市场的要求，致使企业利益得不到保证。职业院校为企业提供的培训无法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学校对人才的培养也无法与企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协同，难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

企业和高校在资源配置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校企协同育人可以视为一种链式的战略联盟，要求企业和高校相互依存互为支撑。但是，当合作双方在资源依赖结构上呈现较为明显的非对称时，即在协同育人的过程中学校对企业的资源依赖性远强于企业对学校的依赖时，校企合作将会面临一系列困境。现阶段很多学校在校企合作中都处于非对称资源依赖结构的被动局面，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积极性较低，因此，校企合作的可持续性、校企合作共同培养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资源的配置情况。当学校本身已具备让企业对其产生依赖的实力和资源配置，双方达到资源互补的状态时，校企合作的目标才能达成共识，人才培养的质量才能得以保障。

第二，政府主动引导作用的缺位。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应扮演主导者、协调者、监督者和验收者的角色。政府缺位会导致校企合作呈现表面、功利和间断的局面。一方面，政府在法律法规上对校企合作各方的权责和义务定义笼统、模糊。虽然我国已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令法规，但多为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同时缺乏对地域特点的考虑，致使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缺失，实施困难。另一方面，经费保障、校企教师资格认定、职称评定、招生考试、技能型人才待遇、职业资格认证和就业准入等方面的制度和保障尚未完善，为校企协同育人带来了很大困难。虽然少部分城市已经开始为校企协同育人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保障，如上海为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优惠政策、解决落户和待遇问题，但制度的完善和保障体系的建设依旧任重道远。再者，政府在对企业的税收、信贷、利益分配、资源共享、分险承担、成本补偿、成果奖励以及知识产权等配置上缺乏有力的支持和明确的政策，各级政府以及政府内部对校企合作的管理没有固定的机构和标准。

基于此，校企协同育人需要政府主动引导，高校重视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感和核心竞争力。各方利益主体共享资源，分担风险，打造多层次、多元化的协同创新模式，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2.缺乏多层次、系统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第一，培养定位不清晰。我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已开始重视校企合作且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5年，1762所高校与企业累计共建校内实习实训基地2.8万个，校外实训基地19万个，聘请企业行业教师14.8万人，超过一半的学校能安排半数以上学生进入合作稳定的企业实训。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高职类院校仍是校企协同育人的主力军，学术型院校参与校企合作更偏重科研成果转化、工程中心、研究中心等建设，对协同育人鲜少问津。

本科生以通识教育和基础理论训练为主，较少被派往企业接受专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研究生则通常仅通过参与校企合作的科研项目来获取研究经验，为将来的应用性研究做铺垫。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缺失导致校企合作单一化、片面化。高职院校的目的在于与企业无缝对接，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相辅相成，为企业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典型的有“订单式培养”“顶岗实习”“现代学徒制”“寓学于工、产教融合”等培养模式。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研究开发型”“集成创新型”“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学生不仅要了解企业的需求，更要把握行业整体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既要有即时性技术，又要具备前瞻性和迁移能力，成为适应企业发展的技术骨干。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应是技术员与工程师的交叉，甚至是研发人员与工程师的交叉。

第二，培养方式较单一。现阶段我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机制模式單一，地区之间和学校之间呈现碎片化、条块化和不平衡的现象。首先，从合作企业的规格来看，高职院校合作的企业主要以学校所在地的中小企业为主，大型企业、跨国公司更青睐于研究类本科院校。中小企业在资金投入、生产规模、行业竞争等方面实力相对较弱，无法满足校企协同育人对于稳定、长期和高质量的要求，且中小企业运营模式、产品类型相对单一，对行业先进的技术和发展趋势掌握不全面，无法为学生提供最先进、最前沿的技术技能指导。其次，从区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比较集中，对技术人才需求量大，有合作的意愿和提供教学的能力，校企合作成效相对显著。最后，从合作层面来看，我国高校的合作企业和合作方向相对单一，研究和教学内容更多是解决或满足某个企业具体的问题或需求，不能惠及整个行业。因此，校企协调育人不仅与单个企业合作并为之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与多家企业建立合作，共同组成研究中心，对行业内普遍的技术问题进行研究，推动地区重点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三，培养体系不完善。现阶段我国技术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技术技能型人才“供不应求”，特别是高层次、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十分短缺，技术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员的20%，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仅占5%，而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之比为1.5︰1以上，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比达到2︰1以上，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2025”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问题。导致该问题出现的突出原因在于：一是我国还没有形成较完善、系统的应用型人才选拔体系。无论是学术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均通过高考这个“独木桥”进行笼统选拔，选择向技术型方向发展往往是高考成绩不理想学生的无奈选择，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生源质量得不到保障。而在许多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应用型与学术型人才平行选拔，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未来发展规划选择报考不同培养方向的院校，应用型院校对学生的选拔有着独立、严格的选拔标准。二是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认可度低，对应用型人才的学历、职业资格证体系的建设关注较少。选择应用型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获得的社会认可度和待遇远远差于学术型学校毕业生，致使应用型人才培养难以可持续发展。三是应用型人才无法得到持续深入的教育。由于未形成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应用型人才深造渠道受到影响。许多欧洲国家对选择该方向的学生有着明确、持续的层次培养体系，应用型学生同样可以获得应用型硕士和博士学位或相对应的同等学力并得到社会、企业、行业认可的资格证书。这种主动、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也是造就英国工业革命、德国“工业4.0”的重要原因之一。

3.缺乏先进的校企合作信息服务平台。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颠覆了传统的经营和管理理念，平台经济作为中国产业升级和“互联网+”发展的一种崭新的业态，已横跨诸多产业门类，提高了生产要素整合和资源配置能力。国内传统的校企合作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市场导向下学校与企业点对点的对接合作；二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连接高校与企业。前者政府的作用被弱化，资源不能得到有效整合，不利于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发展；后者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共享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校企合作“自说自话”的局面，但不能快速反映市场需求，以松散、被动的信息服务层面存在。运行机制不灵活，没有相关制度保障，平台不能被充分利用起来，对推动校企合作的作用很有限。传统的模式导致资源配置绝对过剩与相对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信息不对称导致校企合作搜寻成本高、资源集聚差、合作效率低下等问题，致使政府和市场在校企合作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二、校企协同育人问题审视

1.因地制宜型政校企协同育人模式。近年来，我国已有部分地区依据当地的优势和发展趋势，因地制宜地开展政校企协同育人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例如，顺德立足于企业、高校、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积极引导和促成校企合作，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和学校教研、科研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政府为主导，成立了“广东顺德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国际联合研究院”“广东工业设计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广东工业设计城科研工作站等平台，与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国内外名校联合培养研究生。研究院内开展实地学习等相关课程，不仅为制造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输送大量人才，也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学生学以致用、毕业生就业率的提高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企业发展需求的角度出发，一方面，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与国内外各高校进行高层次“学徒”培养。学校以选修课方式，让在校硕士、博士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兴趣选择企业，在校生与企业师傅双向选择，共同完成为期1～2个月或半年的培养计划；另一方面，企业岗位与高校专业精准对接，依托学校为员工提供培训，并为骨干员工提供与合作院校联合培养硕士、博士项目的名额，使得企业员工在专业上得到进一步深化，提高了企业人才的竞争力。该项目为校企合作协同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借鉴。政府拓宽了校企合作的领域和维度，协同了地方、高校和企业发展的需要，促使利益主体目标齐驱并进，有利于校企合作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2.把握新技术型校企精准育人模式。新技术时代，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促使人才培养产生了一系列由内而外的量变和质变。移动学习和固定学习、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将并驾齐驱，学校的“围墙”将被打破，学习和工作将精准对接，人才的培养也将是多元协同培养产业链上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模式。置身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把握教育的新形态、智慧生成的新规律是人才培养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产业转型升级所涌现出的许多新业态，对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巨大，企业随着市场的导向在“调频”，学校就要与之“共振”。

校企精准育人“同频共振”，一是专业建设走出“时代范儿”，由新兴产业引领人才培养。嘉兴技师学院敏锐地洞察到机器解放劳动力的趋势，开设了全省第一个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二是传统专业“旧貌换新颜”，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基础。学校的专业布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及时做出调整，根据行业、企业的需求，撤并部分缺乏竞争力的专业，改造升级优势专业，重点加强新兴专业和紧缺人才专业的建设。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从2012年至今，已撤并14个专业（方向），并在原专业基础上增设了9个对应产业升级转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技术、光伏发电技术及应用等。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依托“数控加工技术”和“电器运行与控制”两个专业的建设基础，增设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专业方向，并与浙江瑞宏机器人有限公司签署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合作协议，共建人才培养基地。温州以轻工业专业为主的学校纷纷进行专业升级，温州鹿城区职业技术学校致力于打造“未来之鞋”，搭建了鞋类资源库建设平台、O2O鞋类培训教学平台，建成了鞋类数字化研发中心、脚型与鞋底扫描3D打印鞋楦的个性化皮鞋定制馆。

3.具有“国际范”的协同育人模式。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拓宽了国际合作交流的深度及维度，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企业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意识也随之增强，国际化办学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内部、外部环境。近年来，我国企业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号召，纷纷在海外设厂，但由于当地教育资源紧缺，企业在实际生产和经营中出现用工困难，特别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给远达不到企业发展的需求，急需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2015年12月，教育部批准在有色金属行业率先进行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工作，明确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作为全国首家试点单位，联合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助力优质产能协同走出去。不仅如此，部分学术型院校也越来越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及输送。云南民族大学与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政府展开了合作，成立了澜湄国际职业学院。该学院与湄公河5国相关院校及国内12所高校联合成立了澜湄职业教育联盟，共同致力于专业建设、师资培训以及“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开展各项工作，以推动区域各国职业教育资源共享。

三、校企协同育人路径建议

1.建立校企协同网络公共平台。在信息化时代，校企合作必须对接时代的发展需求，建立具有“集聚辐射性”“外部性”“独特自主性”“协同创新”和“开放共赢”的校企合作网络公共平台。

首先，为了让更多的企业和学校加盟校企合作信息服务平台，扩大用户规模，规范平台使用，平台建设初期应由政府作为主导和资助主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具有资质和教育背景的运营商共同参与平台设计、制度建设、宣传推广等。随着平台建设的逐渐成熟，政府仅作为政策指导的角色，将平台的经营管理权有步骤地移交给运营商，使得平臺与市场有机结合，逐渐形成以非官方运营商为主体、市场为调节和导向、政府为监督的动态市场化运作机制。其次，为解决地域局限性及资源配置不精准的现象，平台可拓宽服务辐射圈，由运营商采用加盟机制，在各地区设立分站网点，通过分站点筹集、整合该地区校企合作的资源和信息，实现线上与线下对接。用户（学校、企业、学生等）可以通过平台的搜索与自动匹配等功能，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信息筛选。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高效地搜索并了解潜在合作院校的师资力量、专家资源、设备配置、专业建设情况、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等信息，还可以通过平台寻找企业需要的专业实习生或毕业生；学校可以有效地获取行业动态、企业规模和实力、企业发展需求等信息，极大地提高了校企合作的机会和成效。同时，校企合作网络公共平台应注入多元化、个性化的育人机制，如开辟集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为一体的综合实验实训平台，校企双方依托互联网采取虚拟环境教学。企业通过平台为学生提供在线远程实训，电子商务、金融等专业学生可以在虚拟教学中进行店铺运营、网上操盘等。企业还可以通过悬赏发布工作任务，在帮助企业解决具体工作问题的同时，为学生提供实际工作机会。学校可以通过平台推进慕课教学资源建设，将教学内容、视频通过平台发布，进行教学与指导。平台功能多元化有利于提高校企双方对合作内容的理解和沟通，有效地降低校企实训基地建设的成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平台的参与度越高，应用范围越广，所产生的效应就越大，效果也越显著。

2.完善人才培养保障体系。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建立在利益协同的基础上，而利益协同的关键是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的协同。人是技术和文化的载体，学校在校企协同育人建设中一直注重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但由于政府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校企“双师”的权责和保障不明确、操作性不强，导致一方面学校缺乏“双师”资源，企业教师聘任困难、不稳定并且与专任教师缺乏交流；另一方面企业对“双师”的培养和支持力度小，积极性不高，依然以学校为主导。有意向的企业科研技术人员也没有去学校任教的途径。因此，政府可以为 “双师”成长提供政策“土壤”，通过设立相关管理机构构建校企混编团队，由专任教师与合作企业工程师共同组建教学团队，既对外承接业务，又对内参与教学。根据运营和管理需求，校企双方人员统一接受管理和培训，并接受统一标准的薪酬分配和绩效考核。通过人力资源协同的方式来保障专任教师与企业工程师的技术和教学水平齐头并进。

由于利益主体的性质不同、资金投入水准不同，校企双方在设备资源上很难达到同步。现阶段校方主要通过争取捐赠、准捐赠或在企业设立实训基地等方式来缓解设备陈旧、不足的困难，让实践教学向实际生产靠拢，但这些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因此，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建立资源匹配服务平台，根据整合企业信息将企业分为上、下游两类。上游企业通常为生产商，将企业最新产品和设备投入平台，为客户提供产品、技术培训、售后服务等。不同的上游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各个生产环节的设备和技术，以满足专业教学的全面和系统性的需要。与此同时，企业可获得服务收入，降低市场推广售后服务和客户培训等成本，与学校结成可持续的利益纽带。不同的下游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多种就业岗位，以满足毕业生就业多样化的需求。下游企业可通过平台，降低技术研发和员工培训成本，同时把用工需求反馈给学校，与学校结成牢固的人才供给纽带。通过这种循环的校企合作生态系统，学校在上下游企业间起到了“技术传递”的功能，强化了上下游企业的联系，并将平台汇集的人力、技术、设备等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解决了设备、技术更新的困境，保证了实训基地的先进性。在这种企业合作架构里，校企各取所需，利益达到了平衡，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得到了有效保证。

3.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协同育人。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不断与国际接轨。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两个重要文件表明，把握时代发展的步伐和全球化的浪潮必须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引进来”不是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将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根据我国职业教育的特点融会贯通。“二次研发”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职业教育，包括课程体系建设、专业资格认证体系、教学评价体系等。与此同时，“引进来”还包括吸引海外机构和留学生来华学习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职业教育。

作为世界路径最长最宽的走廊和系统工程，“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文化的命脉，也为教育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把握“一带一路”的契机“走出去”，是我国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制造2025”要求的重要举措。具体来说：一是由政府为主导，通过出台一系列“走出去”的相关办学规范及指导政策，健全海外办学、资产管理制度等，简化校企海外办学、教师海外授课审批流程，加强考核政策各类奖励、补助机制的建设；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职业教育项目对外输出，设立国际职业交流中心，并且可以组织学校、企业的教师定期去国外培训交流；开拓经费来源，加强经费管理建设，设立“一带一路”职业教育专项基金；开拓新型多元投入机制，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作用等措施促进职业教育“走出去”。二是以企业为媒介，学校依托“走出去”的企业在当地开展校企合作项目，通过产教协同联盟搭建校企信息溝通平台，对照企业国际化发展要求联合培养人才，包括依据岗位需求培养具有国际标准职业资格的人才、外派教师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职工在职培训和技术服务等，满足企业多岗位、多专业的需求。学校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完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提供人才和服务，让中国标准服务全世界。三是学校根据自身优势，有重点地与当地学校和企业合作，比如云南的学校可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海南的学校可以重点侧重与海上丝路国家对接，西部与边疆地区学校可以着力于汉语的国际推广和轨道交通联合培养等。职业教育应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为企业培养具有地方优势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沿线国家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开门办学，推动职业教育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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