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冬儿

演讲课上，我是唯一的中国学生。教书先生克莱尔是个瘦小精干的女人，长着鹰一样的眼睛。“上我这门课保证作业多、压力大。现在退选还来得及！”她上来就抛出直戳戳的开场白。

周三早上，我往教室走，克莱尔站在走廊尾端，“早上好，Winter！这节课分几个房间，你左转进第二个房间。”我预感到走进了一个巨大的阴谋，连呼吸都急促起来。

忽然音箱里传来克莱尔冷峻的声音：“请打开座位下的黑色文件夹，里面是今天的任务。”任务是：“洛杉矶市水源受污染，你作为市长，召开新闻发布会。”既有角色扮演，还要用外语即兴演讲，我紧张得左腿有些麻。

看着第一个上去的美国同学说得磕磕巴巴，我胆大的天性爆发了，走上前去，虽然脑子里仍一片空白。站定30秒，忽然來了灵感，我煽情地说：“各位媒体朋友，很抱歉发生这样的事。但请大家相信，现在洛杉矶市民的饮用水是安全的。市民的福祉永远是第一位的！媒体朋友若有疑虑，尽可放心发问，我会一一解答……”我把问题抛回去，看着同学们耷拉的脑袋快撞到地面了，估计也问不出太别出心裁的问题。

隔周发成绩，我“情景演讲”拿了A。评语是：“靠机智而非技巧取胜！”说得十分中肯。

接下来几周是谈判技巧演讲，我必须铆足力气才能抢到话头，嗓子都累得喊不出声了。再下来的三周做说服演说。那些有关“演讲与口才”的论文题加上其他活动，把我的睡眠时间压缩到每天不足4个钟头。那阵子，我像踩着棉花团走路，浑身软飘飘。

好不容易熬到倒数第二节课，克莱尔说：“现在让我们展现一学期的训练成果。每个人抽一张纸条，做即兴演讲。Winter，你先来。”

我忽然觉得头像要炸开了，从盒子里摸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你是美国总统，要向国会提议医疗改革法案。”

我的额头上开始冒冷汗，在脑子里迅速组织演讲架构，但只零散地冒出一些短语。“早上好，议员们！”我毫无意识地吐出这句话，接着天花板忽然旋转起来，眼前一片黑暗。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医院里，医生检查的结论是：缺少睡眠。

两天后，我坚持去上了克莱尔的最后一节课。一进教室，她就迎上来，眼神很温和，语气却依旧冷静：“没事吧？”“没事！睡少了。”我不想显出柔弱的样子。

“Winter，你好像还欠我们一样东西。”我刚坐定，克莱尔就把我点出来。她怎么还好意思逼我做完这件事？我憋了一股气走上去，故意把嘴咧得很大，给了她一个挑衅的微笑。生气时脑子却特别有逻辑，我心也不慌了，逗趣地说：“总统大病初愈，提案继续……”同学们都笑了。

五分钟的演讲我塞得满满当当，一个结巴都没打。克莱尔淡淡一笑，带头鼓起掌。我很诧异，也为自己强顶着完成任务感到得意。

学期结束时，我又收到克莱尔的邮件，里面写着：“Winter，我知道作为班里唯一一个国际学生来上我的演讲课是难于登天的事，你做得很好！”我这才知道她这一路都在看着我。

时隔这些年，每每有人惊异于我英文纯正，我都会想起那年夏天的魔鬼式演讲课和克莱尔冷峻的面孔。有些路要自己走才知道累，可回头看看，每个脚印都是为跨向远方而踏。

（冯国伟摘自《少年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