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对嵌入阿尔泰山草原150余年的红墩汉人群体的生计适应做了研究。研究发现，汉人群体表现出了较强的主体性，在生态环境、社会、文化、政治和族群关系构筑的情境中创造性地通过混合生计的生成与再造在游牧民的世界中实现了生存和发展。红墩汉人的个案说明，人群的生计抉择是适应策略的一部分，不仅涉及生态，还涉及外在世界的变化与人们的资源利用行为。生态人类学的生计研究应跳出生态适应的单一框架，更加注重生态社会与文化等不同层次的适应关系。

【关键词】阿尔泰山草原；汉人社区；生计适应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在人类历史上，以相对单一的生计形式从所处生态环境中提取资源以求生存和发展并不常见，可以说，混合生计是人类社会常见的一种社会文化策略。不同的群体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此同时，人群的生计方式有可变性，当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人群就必须调整生计方式以生存和发展。那么，当农耕社会的汉人迁居至一个游牧民的世界中，以往的农业—畜牧业/副业/手工业的生计形式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农耕群体又将如何发挥自身能动性来适应这个变动的社会？

我们发现，在一个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末孤身嵌入游牧文化中的汉人社区中，一些牧区汉人运用一种“农业—牧业—副业”组合的混合生计的策略在一个游牧民的世界中生活了150余年。文章以红墩汉人社区为个案，分析这些汉人是如何在这个社区内形成了混合生计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内容是什么？这种生计模式是如何适应不断变迁的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阿尔泰山草原汉人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产生的动力等问题，以补充草原社会汉人社区的相关研究。

一、红墩汉人

红墩镇地处阿勒泰市东南端12公里处，克兰河中上游，阿尔泰山南麓的峡谷之中，属于山间冲积平原，地势较平坦。民国10年（1921）建县时称红峒渠村，后续汉人不断迁移至此，以解决阿山粮食生产问题，本文研究的汉人社区便因此而生。

红墩的汉人根据迁入的时间顺序分为“老户儿家”汉人和汉人新移民。最初的红墩汉人社区是由“四十户”汉人家庭组成，这部分汉人主体是清同治年间迁入的汉人群体的后裔，在红墩已繁衍五至八代，当地称为“老户儿家”汉人。王建基、许学诚认为：“户儿家”是农村、農民的指代，是对清代“户屯”农民的称呼，以区别于军屯和犯屯。[1]新汉人移民进入后，人们便在“户儿家”前缀一个“老”字。《新疆游记》中详细记录了“红峒庄，庄民四十八家，皆汉人。”[2]这批汉人曾在奇台、吉木萨尔屯垦，而后又迁居至福海等地。1867年因农民起义，队伍中的汉族农民被带到了塘巴湖和阿苇滩一带开荒种地，数年后被安置到了红墩。汉人新移民的进入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主要来自山东、四川、江苏、河南四大省。此外，甘肃、陕西、安徽、青海等省份也有部分移民迁入。

二、汉人混合生计的形成过程

以往在奇台、吉木萨尔屯垦的老户儿汉人主要以农业和副业的生计组合发展生产。迁居至克兰河谷的牧民社会以后，受到草原经济和牧民生活的影响，这些汉人建构出与以往不同的农—牧—副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

在老户儿汉人迁至红墩之前，这片区域虽是哈萨克族和蒙古族游牧民的春秋草场或冬季牧场，但在早期就已经为屯垦种地奠定了有利条件。清同治九至十年，生活在这里的蒙古人在靠近山边的地方修建了一道渠用以生产生活。既有水渠，农业随之发展起来，他们开始在克兰河两岸以家户为单位修建庄院形成了“庄子”扎根下来。这些汉人用中古式木犁和一些简陋的牛具在庄子的周围任意开垦荒地种田营生，农业生产较为粗放，不少汉人采用“刀耕火种、骑马撒种”的耕作方法，与此前蒙古牧民粗放的“漫撒子”生产方式是一样的。农具简单但齐全，主要以洋犁、土犁、耙、车、石滚为主。

为了更好地适应草原生态环境，同时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需求，老户儿汉人们在经营农业的同时逐渐发展起牧业。一方面他们自身需要耕畜、役畜和坐骑，另一方面在这片寒冷之地他们需要皮毛衣料和肉乳保暖提供能量。他们从生产生活角度选择与实际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牲畜种类，主要有山羊、绵羊、牛、马、骆驼。户均羊30只、马5匹、牛20头左右，只有少数汉人家拥有骆驼。从这些畜群结构可以看出主要以饲养牛羊为主。这可以看作是汉人对草原生态环境的适应，不仅是受到哈萨克族牧民的影响，更是一种理性的经济选择行为，彰显着汉人的能动性和生存智慧。

家提供男子到田里劳动。但它也许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力，这就产生了雇农制度。[3]从当地获取的20世纪40年代的材料来看，雇工分长工和短工两种。汉人中没有人打长工，主要以打短工为生。雇主付给长工的报酬约30～40斗粮食，粗布衣一套，有的给靴子，个别长工还有代种地3-5斗。短工一般在春耕、秋收、打草季节工作，时间一般为两个月，报酬通常是一斗地（实际上超过一斗）给粮食10斗。

从奇台、吉木萨尔屯垦区到克兰河纯牧区，气候条件、资源条件的改变和限制、生产生活的需求，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和感知，使得老户汉人必然要经营牧业。从社会适应的层面分析，迁入的老户儿汉人选择农业为主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牧民对粮食的需求，这种良性的互补建立了一种共生的基础。

三、汉人混合生计的变迁

伴随着文化生态和社会的急剧转型，牧区汉人调整其自身社会结构与文化模式以适应环境、社会、制度等的变化，体现出自己的文化表征和独特个性。

（一）人民公社化体制下的混合生计的形态

红墩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两级管理，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大队分化出农业队与牧业队，此外还有为公社经济服务的社队企业。

1955年以后，全阿勒泰县掀起了办社高潮，1956年村里的部分农民纷纷入社。农业生产集体化后，当地的水利也在不断修建和完善，1957年干部们组织当地的义务工扩修红墩二道渠，并完成修建三道渠，为大量的农业生产提供了灌溉条件。土地基本都是草滩，村民就在土质好的地方大量的开垦土地，用牵牛拉犁开垦土地、扶犁平地。在合作社的经营下主要种植小麦和苞米，一是向集体缴纳公粮；二是进行劳工分配的生活所需。此外，迁入的新移民有着丰富的农耕知识、经验和较为先进的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向扩展和集约化发展。

1952—1957年，在自治区主要领导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克服“重农轻牧的思想”，并要求控制无序的开荒，坚持以牧为主和定居游牧的发展路径。这说明，牧区普遍存在着“牧业落后”的观点，红墩这个牧区也不例外。一些人认为“工业最好、农业次之、牧业最差”。[4]使得人们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放到农业生产中，牧业在汉人群体的生计模式中重要性有所降低。当时，红墩公社共有三个小队，每个小队有绵羊100多只、60头左右的耕牛、4匹马，每家有一头奶牛为自留畜。在放牧形式上，各社成立羊队、牛队、马队等，派专人放牧，实行统一放牧，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統一分配。[8]115技术的提高，使得人们对于耕畜的使用逐渐降低，但因人们日常生活对皮毛、肉乳的需求，使得汉人们对牲畜的饲养仍有保留。

自1963年起，全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处在大趋势之下的红墩公社的发展状况亦是如此。社员的家庭副业受到严格限制，而农业生产并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找寻新的出路才是走出困境的突破口。当地的云母矿、加工厂、基建队、机耕队以及水电厂等单位逐渐发展起来，此时迁入的汉人新移民为公社的社队企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通过从事剥云母、盖房子、打土墙、架电线以及电路维修等工作计算工分、吃公粮维持生活，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着服务并积累资本。

（二）包产到户时期的生计选择

在包产到户以前，当地以种植粮食作物如小麦等为主，但土地承包到个人手中后，农民开始大量开垦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来安排农业生产，经济作物的种类和产量逐年增多，以追求农业生产的最大化，同时也为牧业的重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包产到户时期该村是第三小队，耕地大约2650亩，跟以前集体劳作不同。这一时期开始按照“生不增，死不减”的原则，以劳动力产量为标准给每家每户分配土地。家中的劳动力一人可分十亩地左右，剩下的人每人一亩地。农业生产逐渐精细化，机械化程度达80%以上。

公社按质量评估定价把牲畜分配到各家各户，小家户开始普遍饲养牲畜（自留畜）。畜群结构以牛羊为主，马在生活中的功能弱化，呈基本消失的状态。一般一个家庭拥有2-3头奶牛，5只羊。农业的扩展和集约发展越来越要求小家户们不能在农业生产上分心，这也就导致一个家庭在牧业发展上投入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少汉人选择以年为单位直接承包给当地的哈萨克族，每逢春夏两季农忙时交由专门的哈萨克族牧工代牧，冬季就将牲畜赶回来用农作物的秸秆圈养。

不少村民在包产到户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土地分配时期没有获得土地，是促使其发展副业的现实原因，副业逐渐在村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去集体化之后，“公社—大队”体制下的集体组织形式转变为市场经济类型的社会化服务。[6]这也暗示着这个草原牧区社区中的经济发展正在面临结构性的变化。那些足够敏锐、敢于突破的人抓住机遇，开起了商店、裁缝铺、修鞋铺等，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还有一些人聚集在一起，从事基建为村民盖房，提供农牧业生活和生产所需的服务。

（三）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的选择

“市场开放”后赋予了人们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体中的劳动力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以最有利、最擅长的角度决定其如何经营和发展。

当时村里的耕地面积共计3000亩，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家户户均耕地面积在20～60亩不等，不少村民逐渐承包其他人的土地，多则达到200亩。这样一来，农户们可以选择土壤肥力好的、离自家农田较近的农田进行管理。他们根据市场价格和自己的生产经验，对作物选择以及生产安排进行调整，主要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包括葵花、高粱、打瓜和花芸豆，同时还种植青储玉米和苜蓿喂养牲畜。农业生产年景总有好坏之分，村里大部分的家庭收入都以偿还贷款利息的形式流入银行，形成“春季贷款，秋季还贷，年无所获”的恶性循环，好多无力承担因天气等因素造成的亏本而放弃。

随着草场面积的缩减，饲草价格不断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饲养牲畜的成本。现在村里的年轻劳动力开始外出务工，留在家里的老人又没有足够的体力收割草场里的饲草，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调整畜群结构，牧业生产开始变化。目前，该村无畜户共78户，有畜户30户，户均牛3-5头不等，羊20～50只不等。不少汉族村民们说，现在一公斤牛奶还不如一瓶矿泉水值钱。即使面对如此窘境，这些汉人们还是没有放弃对牲畜的喂养。

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为村民的经济多样性提供了可能。脱离了传统农业与牧业的束缚，当地副业的发展体现了村民在经济生活中的智慧。村里的副业虽然不成规模，但是也成为村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里的汉人开始开商店、跑运输、捡石头、发展养殖业等。这些汉人寻求一种商业上的发展，对当地的生计发展更是一种推力。

综上我们发现，人们通过改变混合生计的组合原则和内容的方式来适应变迁的社会情境，具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农业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呈现扩大趋势，生产从粗放逐渐转为精细化、集约化和市场化；第二，家庭劳动力对牧业投入的比重逐渐减少，牧业规模呈现收缩趋势，但汉人群体仍然坚持牲畜喂养；第三，这些汉人把握和运用资源条件和历史机遇坚持发展副业。

四、结语

从晚清到改革开放以来，红墩汉人发挥能动性，不断调整其生计结构和内容。纵观历史脉络，不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和阶段，农业都是牧区汉人的核心生计，这种适应不是随意，是建立在他们的选择和优势上，之后再去考虑生态、经济等因素对他们的决策影响。

红墩汉人混合生计的研究揭示出在复杂文明社会中，在国家体系下，在时代与社会变革中，生计的适应不再只是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适应，而是对生态、社会、文化、政治甚至族群关系构筑情境的适应，它具有多维性和多层次性，是人们在情境中理性选择的结果。群体在情境中的抉择和实践不断创造和重构自身的生计形态，因而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游牧民的世界中得以生存和发展。这进一步揭示出，当代人类学生计适应的研究要以行动者视角和决策模式为基础，将生态环境、外在世界的变化和人们的资源利用行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适应研究对象和研究对象所处世界的变化。

参考文献

[1]王建基，许学诚.爬梳镇西：掀起新疆汉文化神秘盖头[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65.

[2] 谢晓钟.新疆游记 [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299.

[3]费孝通，戴可景.江村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61.

[4]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印：牧区政策文献汇编（内部资料），1985.

[5]马祥珲.恽芝兰：阿勒泰市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15.

[6]马戎.内蒙古草原牧区的蒙汉关系演变及影响影响因素——以锡蒙东乌镇一个牧业社区为个案[J].西北民族研究，2009（4）.

作者简介：庹梦婷（1993-），女，新疆库尔勒人，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