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坤洋　刘日恬

[摘 要]我国农村电商扶贫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各地农村相继结合地区实情通过农村电商开展扶贫工作，由此诞生了如陇南模式、沙集模式等农村电商扶贫的模式。本文基于文献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对我国现有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进行梳理，从中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六种模式，分析这些模式的共性与差异，探讨现阶段制约我国农村电商扶贫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为有关学者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思路，最后对我国农村电商扶贫进行了展望，以期对我国农村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有所积极意义。

[关键词]农村电商；电商扶贫；扶贫模式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年来，国务院多次发文指出大力支持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并于2015年将电商扶贫列入精准扶贫十大工程。通过发展农村电商，能够增加收入，促进贫困地区实现多维减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商承担着乡村振兴与扶贫减贫的双重重担。在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中，陆续产生了沙集模式、遂昌模式等农村电商扶贫的典型，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渗透、新技术与新思想的产生，又有新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出现。本文在梳理当下主流农村电商扶贫模式的基础上，分析当下主流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共性与差异，发展其优势与不足，探索适用于我国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村电商扶贫的模式和对策。

2 农村电商扶贫模式的概念

“模式”一词早在中国古代就已出现，《魏书·源子恭传》中有“并连表诏答、两京模式，奏求营起。”这里的“模式”指的是事物的标准样式，故而农村电商扶贫的模式，指的是农村电商扶贫行动中的标准样式。农村电商扶贫的理念最早由汪向东教授提出，是指在我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中运用电子商务手段，以促进我国农村脱贫致富目标的实现。

我国最早形成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是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的农村电商发展方式，因地处沙集，该模式常被称为“沙集模式”，由汪向东于2011年在其论文中提出。此后的几年时间内，我国陆续出现了许多农村电商扶贫模式，有关学者常常以该模式产生地对其命名，如通榆模式、陇南模式等。需要注意的是，农村电商扶贫模式与农村电商模式存在着差异，农村电商扶贫是在农村电商之后出现的扶贫形式，因而某些地区虽然存在着自身特色的农村电商发展模式，但与扶贫无直接关联，如“遂昌模式” “青岩刘模式”等，这些农村电商的发展模式命名方法与农村电商扶贫模式的命名方法一致，部分学者在对待这一问题时会混淆二者的区别，本文所探讨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均是与农村扶贫具有直接关联的模式。

就我国现阶段已经出现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来说，主要以地名命名，如：沙集模式、温州模式、青川模式、义乌模式、遂昌模式、兰田模式、军埔模式、陇南模式等，以及按企业命名的模式，如：本来生活网模式、顺风优选模式、沱沱工社模式、中粮我买网模式等。这两类模式就其扶贫本质来说并无差别，二者只是命名的角度有差异，前者是以农村电商扶貧的发生地命名，后者是以扶贫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命名。本文为便于研究，仅讨论以地名命名的模式。

3 我国农村电商扶贫的主要模式

自2011年农村电商扶贫首次提出以来，随着各级政府的不断重视，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在2015年国家将电商扶贫列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农村电商扶贫，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已经涌现出一些成功典型，部分地区甚至已经由“农村电商扶贫1.0”向“农村电商扶贫2.0”乃至更高版本进行转型升级。本文通过查阅大量文献，从当下诸多成功案例中选取6个，这些案例发生地位于我国的不同方位、不同省市，这些地方具有各自的特色，采取了不一样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对这些典型模式进行分析与对比，从中总结经验与不足，将有利于我国农村电商扶贫的进一步发展。

3.1 沙集模式

沙集模式在2011年就已形成，是我国最早形成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沙集镇位于江苏省徐州市，该镇最初是典型的苏北农村，年年以人均不足1亩的盐碱地种植着水稻和玉米，收入很低，青壮年多依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但在2006年，以孙寒为首的“电商三剑客”开始尝试做简易家具电商，随后越来越多的村民投入到简易电商中，便形成了以“农户+网络+公司”为核心的沙集模式。这里的农户是市场主体之一，公司是农民建立的公司，网络是市场化的公共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截至2016年9月底，沙集镇物流快递总收入达7.1亿元，拥有网商11696户，网店15869个，实体企业1693家，皇冠、双皇冠网店超100个，以及配套企业百余家。

3.2 砀山模式

砀山县位于安徽省宿州市，该县2010年被授为“中国种植梨树面积最大的县”，但却是国家级贫困县，其原因便是长期以来未对本地的产业优势进行充分利用。农村电商的提出给砀山脱贫致富创造了机遇，在县政府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形成了“产业+基地+电商+贫困户”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砀山县并于2015年选入第二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2016年，国际商报将砀山依托本地水果产业发展农村电商进行扶贫的模式称为“砀山模式”。2017年，砀山县通过电商扶贫有效带动2318户贫困户、3369人增收，2016年来已带动1.26万户、2.51万人摆脱了贫困。

3.3 陇南（成县）模式

甘肃省陇南市属于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甘肃省乃至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但自从2013年以来，陇南市把互联网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了陇南优质农特产品与外面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探索出了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陇南模式”。陇南市成县于2013年在网络上尝试宣传、销售核桃，引来了众多“网客”，大大促进了当地核桃的销量，是陇南模式中的典范，因此陇南模式也被称作成县模式。“政府主导+农户+电商”的架构是陇南模式的核心，尤其在政府主导方面，值得广大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效仿。2016年陇南通过农村电商扶贫直接带动5.7万人实现稳定就业，其中吸纳贫困户就业1.4万多人，电商扶贫对贫困群众的人均收入贡献额达到620元。

3.4 青川模式

青川县曾在5·12汶川地震时遭受到严重损毁，随后青川县城于乔庄镇原地重建，青川模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形成。2009年3月，阿里巴巴公司与青川县政府签署“七年合作”备忘录，将在青川建立阿里之家基地，帮助青川发展电子商务，经过几年时间“4+1”（产业基地、资金互助社、贫困村电商服务示范站、物流快递+贫困户）的举措，2016年上半年，青川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8000万元。与我国多数农村电商扶贫不同的是，青川农村电商扶贫是整体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兼有灾后重建的性质，在这过程中，电商巨头企业的扶持起着重大作用。

3.5 武功模式

在2017年5月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全国农产品电商50强县名单，武功县位列全国第五、西北第一，而该县在几年前还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县城，和其他许多县城一样，面临着有丰富农产品资源而难以卖出和群众增收乏力的难题。这巨大的变化源于2014年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建立，與我国多数地区以“卖”为立足点不同的是，武功县强调“买”和“卖”同时进行，提出了“买西北、卖全国”的思路，其核心的“基地+公司+电商”，即依托产业园区，完善农村电商体系。2016年该模式拉动近8000名贫困人口就业，实现电商脱贫4000余人，仅电子商务一项，就为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275元。

3.6 通榆模式

通榆县位于吉林白山，是典型的东北农业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是我国著名的“杂粮杂豆之乡”，但是丰富的农产品并未使该县人民富裕起来，直到2013年该县引入电商扶贫。2013年末，在当地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和深入参与下，由社会力量投资成立了一家名叫“云飞鹤舞”的电商公司，创立“三千禾”品牌，通榆县政府全力配合该公司的运营工作，这也是通榆模式的独特之处：品牌经营与政府背书，形成了以“生产方+电商”为核心的通榆模式，经过三年的发展，2016年，通榆县通过电商扶贫共带动9017名贫困群众增收，实现人均增收366元，2017年已经与3551户贫困户签订种植收购协议，预计每户增收1500元以上。

上述6种模式是本文选取的当下我国农村电商扶贫中各具特色的典型，但我国农村电商扶贫正迅猛地发展着，对我国农村的脱贫致富具有重大意义，有理由相信还有很多本文未列出的、已经出现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并且将来还会涌现出更多的模式。

4 我国主要电商扶贫模式的比较研究

4.1 相似性

通过梳理我国六大主要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其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采用产品销售式电子商务形态。本文梳理出的六大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均是通过互联网（主要是淘宝、微信、地方电商网站）销售本地主要农产品或工艺产品，这反映出我国农村电商扶贫尚处于较为浅层的初级阶段。（2）主要出售本地初级农产品。六大模式中有四种模式所依靠的增长源是本地特色农产品，且通常是未经过深加工或只经过简单处理的农产品，其原因主要是地方人才、资金与技术的缺乏，无法打造产业链，这反映出我国农村电商扶贫具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在后续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应考虑地方电商产业链的建设。（3）切实有效地达到了扶贫目的。六大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在当地政府采用后的2～3年内对地方精准扶贫工作起着巨大的作用，实现了大量贫困户的脱贫增收，有效降低地方贫困率，同时也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助力于非贫困人口的就业。（4）贫困户的切身参与。这六大扶贫模式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现脱贫增收，与其中贫困人口的参与有着紧密联系，反观我国众多地区失败的农村电商扶贫案例均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和贫困户的分离。本文梳理的这六大成功模式中，贫困户参与方式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开网店当老板型，这类人群通常是贫困户中的先进分子（有一定文化或学习能力，身体状况良好），他们自身往往可以在外地打工获得收入，其家中的突发事件是其致贫的主要原因，因此电商给了这类人在本地致富的机遇；第二类是给他人打工型，这类贫困人口通常是农村电商扶贫中的重难点人群，他们自身能力有限，往往无法自行创业，只好通过给本地的大户打工获取收入，由于地方农村电商的发展势头良好，因而他们也能获取一份还不错的收入。（5）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有许多农村地区的地方政府（通常是县级政府）规划在本地发展农村电商进行扶贫，但事实上只有极少数取得了显著成效，沙集模式等六大主要农村电商扶贫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开明与务实，在看到农村电商潜力的同时又能够尽其所能去落到实处，这是许多未能成功推行农村电商扶贫的地方政府所欠缺的。

4.2 差异性

六种主要农村电商扶贫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模式的自身优势和适用情境不同：砀山模式中电商企业与贫困户结对帮扶能够保证贫困户的脱贫效果，适用于地方电商企业与贫困户规模相近或贫困程度不深的地区；陇南模式的优势在于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与切实参与，陇南丰富的农特产品与不错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发展农村电商的有利条件，因此该模式适用于有较好硬件基础和产品基础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青川模式较为特殊，其地震灾区的背景引起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同时该模式的成功也离不开本地居民的团结一心，但总的来说青川模式相对其于五种模式的借鉴意义较弱；通榆模式中打造的本地品牌“三千禾”无疑是最大的亮点，其优势在于通榆本地极佳的杂粮种植基础，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有着需求，这给当地贫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三千禾”品牌的打造意味着该地区在基础农业的发展之外延长了农业产业链，进一步为贫困户提供了脱贫机遇，因此通榆模式适用于大面积种植特色农产品或大量养殖场所集聚的贫困地区。武功模式是六大农村电商扶贫模式中唯一不依靠简单销售农产品扶贫的模式，其优势在于武功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物流，由此成就了“买西北、卖全国”的武功模式，因此该模式适用于地理位置较为重要的地区，如湖南株洲、四川宜宾；沙集模式为最早成形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其主导产业并非建立在传统产业至之上，因此沙集模式有其偶然性，但是偶然之中有其必然，沙集模式曾穷困潦倒、死气沉沉，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除发展电商外别无它法，沙集镇有眼界的年轻人看到了电商这一脱贫致富的救命稻草，随后一发不可收拾，成就了后来的沙集模式，因此沙集模式适用于无明确主导产业的但有一定硬件基础的贫困地区。

5 现阶段我国农村电商扶贫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上述我国农村电商扶贫六种主要模式的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农村电商扶贫现阶段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5.1 同质化现象严重

在我国农村电商扶贫过程中，由于模式易复制及产品单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同质化严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产业同质化和产品同质化。2006年，沙集镇东风村以孙寒为首的“电商三剑客”在做出大胆尝试并获得成功后，引得村民竞相模仿，形成了我国最早的电商扶贫模式——沙集模式。由于沙集模式的易模仿性，该镇周边村落紧随其后发展简易家具电商，某些村落甚至有赶超之势。由于村落内部环境的相似性，同一地区的主要产品存在同质化，在模式发展到成熟阶段时，易出现内部网店之间的恶性竞争。产品同质化在该地区农村电商发展初期能够形成规模效应，促进产业发展，但随着模式的日益成熟，在一定规模之后将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表现为该地区农村电商产值在农村电商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难以显著提升以及由此伴随着的扶贫效果显著下降，除沙集模式外，我国大多数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均出现类型同质化现象，如堰下村依托花木资源优势大量销售干花，砀山大力发展酥梨和黄桃罐头行业等。

5.2 农民观念的落后

汪向东在提到农村电商扶贫时曾谈道，沙集农村电商群体存在“多、小、散、弱”的现状，这暴露了沙集以农户家庭为主体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以家庭为单位农村电商借助“农村电商+家庭发展”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效促进了增产，通过专业化分工，家庭中的每个人各展所长共同协作，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然而由于“小富即安”观念在农民群体的普遍存在，当农村电商为其带来一定收益后，农村家庭通常更倾向于满足当前现状，从而阻碍了农村电商的进一步扩张。此外，由于农民观念的落后，产权意识淡薄，进而存在侵犯专利权、商标权的隐患。如某些网商为谋取便利，随意选用别家店铺图片用于自己的网店，出现货图不符的情况。

5.3 政府如何成为“守夜人”

农村电商扶贫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补贴对象的决定行为更多地体现了“扶持强者”的特点。这意味着在选择补贴对象时，政府会倾向于选择农村电商发展更好的个体户或家庭进行补贴。这将导致率先发展起来的农村电商群体将在政府扶持的跳板上走得越来越远，而同一地区中相对较弱的农村电商群体可能会因政府政策的变动，而进一步强化其弱势地位。这些农村电商群体中的相对弱者，往往是通过农村电商刚刚实现脱贫的贫困人口，因而往往容易由于政策的改变而返贫。若政府选择重点扶持弱势农村电商群体，又与“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相悖，在政府的扶持下，弱势农村电商群体的确能获得一定的发展，但长期而言，这会造成竞争的不公平，失去创新活力与动力，同时易使得这类群体形成对政府扶持的依赖性。政府应不应该干预，应如何干预？政府应扶持谁，扶持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都需政府把握好程度，努力做好市场的“守夜人”。

5.4 农村电商扶贫中存在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指的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这在互联网经济中广泛存在，农村电商作为互联网商业在农村地区具体表现，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着马太效应。农村电商中的马太效应对贫困户减贫脱贫存在着威胁，当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的进程中，率先进入农村电商领域的群体容易凭借经验与资产的积累快速发展，而落后的贫困家庭开展的电商则发展缓慢，导致相对贫困甚至返贫的始终存在。如沙集模式中的带头人孙寒，他旗下的公司在2015年销售额达到了5000万元，相当于同地区数百家相对较弱企业的销售总额，并且这一领先趋势将会一直保持。若完全放任市场调节，则农村电商扶贫则将背离扶贫的初衷，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值得相关研究者关注。

6 进一步发展农村电商扶贫的政策建议

6.1 推進农村电商产业集群化发展

同质化严重是产业发展初期的表现，随着农村电商扶贫模式的逐渐成熟、农村电商产业的逐渐完善，同质化的产品已日渐影响到农村电商的发展。为改变这一困境，我国农村在发展电商扶贫过程中应注意产业集群化发展，由地方政府牵头，对当地农村电商发展进行宏观把握后，科学确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以村为单位，建设农村电商产业园，实行集约化发展，改变以往各农村电商主体各自为阵的松散局面，协调全村资源，能够有效避免同质化发展。

6.2 促进农村居民教育与人才培养

“小富即安”等小农意识归根结底是教育的问题，只有充分对农村居民进行现代化教育，才能根本改变小农意思的产生，一方面，地方政府与领头企业应当起到带头作用，积极组织有关专家、先进电商企业的管理人员到村开展农村电商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不但要传授电商技能，更要传导电商思维与互联网思维，扩展农村居民的眼界；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兼具实践能力与理论能力的人才，引导有意愿有能力的电商从业者回乡创业，为农村注入电商发展的新鲜血液，提供人才支撑。

6.3 确保地方政府正确行使职能

在农村电商发展初期，地方政府应当扶持强者，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在发展中期，要注意整体发展，要让政策福利惠及多数人；而在农村电商产业体系比较成熟、已有明显脱贫作用时，应当向当地发展相对落后、家庭相对更为贫困的家庭倾斜。部分地方政府始终将注意力放在龙头企业上，企图打造农村电商发展的“标本”，以突出政绩，这种出发点在我国农村电商扶贫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是极其有害的，不利于贫困人口的长期持续发展。总而言之，地方政府在农村电商扶贫过程中要注意干预力度的把握，在发展前期要给予充分引导，在发展后期要尊重市场选择，充当好“守夜人”。

6.4 引导资源配置向弱者倾斜

农村电商扶贫的落脚点是扶贫，要始终将扶贫摆在首位，这就依赖农村电商的持续发展，而马太效应贯彻产业发展的始终，会导致资源不断向强者惠及，故农村电商和扶贫存在着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地方政府始终将贫困居民放在首位，在促进地方农村电商发展的同时注意成果的合理分配，应适当向贫困居民倾斜，这种倾斜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或政府补贴，而是资源的倾斜，使得贫困居民能够依托自己的能力参与农村电商，以自身的劳动获取合理的收入，保证贫困居民的收入能够随着农村电商的发展而同步增长。

7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我国农村电商扶贫主要模式的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农村能够通过电商扶贫实现脱贫的成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1）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或具有数量优势的资源；（2）当地农民对电商扶贫的积极参与；（3）政府高效落实的相关政策；（4）电子商务知识在农村的普及。由于各地发展状况的不同，导致各地电商扶贫模式亦不尽相同。各地之间农村电商扶贫模式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产品资源的差异性、政府扶持力度的差异性、企业参与的差异性、历史背景的差异性、物流运输便利程度的差异性。以电子商务进行农村扶贫的方式于2015年左右在我国兴起，发展时间短，扩散程度大，影响范围广，但在实施过程中，不免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同质化现象、农民观念落后、政府职能界定以及农村电商扶贫的马太效应。扶贫只是前期的工作，最终目标是让乡村居民富裕起来。在当今以及未来，我国电商扶贫还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推进农村电商产业集群化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教育与人才培养、确保地方政府正确行使职能、引导资源配置向弱者倾斜，能够带动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建设，引导农村地区的转型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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