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敦

藏族经济行为模式的形成，是由积淀于藏族传统文化（广义）之传承教育范式中的文化基因所决定，并将长期地影响其经济生活、发展取向之选择。从多重认知视角把脉其质，了解其行为之文化基因基础，是制定政策的根本前提，是社会在整体上趋于和谐发展所不容忽视认知视域。由是：必须深究其文化转型之内在本质，方可制定出符合其行为规律的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

一、引 言

经济学人本缺位已产生共识（“人是机器”、“人是劳动人”等；人被异化为非人的存在。从约翰.穆勒之“经济人”假设到斯密的发展；马克思之劳动价值学说到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的完善。在经济学视域中人只是作为生产要素对待，被抽象了人的社会人—全面的人—的存在本质；“人本”已被经济学视域遗失在学界公认。）而人本缺失之核心在于文化去缺位。换言之，即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的失衡，从而物质主义泯灭了人性的精神层面（即人是智慧动物、“心灵”动物）。藏传佛教影响下的藏民族在心智及心灵研究与践行方面独具特色，其贡献也是巨大的；但是纯文化主义个性（狭义层面）对当代藏族人经济行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藏族哲学思维之可持续“轮回”循环理念对区域性“行为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广，它是藏区区域经济文化之发展产生长期制衡（扩展）作用的因素。本文试从文化哲学、行为经济学视角，对藏族人的经济行为模式作一探讨，旨在引起学术界对民族经济研究之行为层面的深层文化基因之关注和重视。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具备哲学思维的潜质决定着该民族的族群人格特质与行为选择方式的模式。哲学思维方式是否沉淀于行为方式选择中，关涉到一个区域内文化群落的行为文化基因之选择取向和行为惯性。人类文明积淀了两种基因：个体先天之生物基因和群体后天之“文化基因”，二者整合构成了完整的人格特质，即“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语）”了的特质。藏族人是一个具有极高精神素质的种群。素质是个体在先天基础上，通过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而形成起来顺利从事某种活动的基本品质或基础条件，是二者有机整合之结果。笔者认为，后天环境实质是自然物质环境基础上形成的“人文环境”，人文之要素构成形式比较复杂，而其中区域性种群之“文化基因”是它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基因可定义为： 它是人的生物遗传基因为基础，而在后天的人文环境之长期历史演进、发展变化中形成的极为稳定的行为规范文化之传承机制（其行为文化的特质具有世代传承的社群“遗传”特色——类似于生物DNA或RNA的信息遗传序列复制性机能）。它通过行为文化之要素的缔合特性，储存人的精神生命之孕育、生长、发展、超越过程的全部信息而完成行为文化信息的复制、转录、表达，它是决定精神生命之健康发展的内在因素。它也具有客观性（存在方式）和信息性（根本属性）。

二、藏族传统文化模式的总体特征及其独特的行为文化特质

传统的理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之方法以及行为经济学等学科应用的心理学、博弈论分析方法对以信仰式思维为主导的藏族经济行为无法提供充分的理论根据和有说服力的分析模式。藏族先民是以投射—幻化方式将自然物为主的万物人格化而形成的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即苯教为其思维活动之根基。在主客体互渗的原始宗教思维的基础上，因佛教的传入而形成的佛、苯相统一之佛教信仰系统——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保留了苯教的人格神信仰特點，即以佛教为绝对主导性（苯教文化为辅）的藏传佛教文化中具有一定程度人格神论的色彩，从而其经济行为也不乏具有利己本性（即利己主义极化特质），此为藏族经济行为之市场化转化、渗透以及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行为特征有着人本化行为文化之基因基础；同时，此也与佛教理论之“绝对利他主义”（神性化）信念有相悖性而可能产生种种悖逆行为，严重遏止或影响藏族人经济行为的现代化。此在藏传佛教之思维方式形成的历史演进程式中可知：其一，藏传佛教信仰系统的形成不可能完全否定或抛弃原始苯教思维方式。此由藏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游牧为主导、农业为辅的基本生存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如以杀生而生存、生活是牧业生产方式的根本形式；其二、吐蕃王朝统一藏区之初，一定区域内部佛、苯宗教文化及政治斗争仍大范围存在。因此，通过佛教文化统治藏区，逐步同化藏区原有苯教之信仰方式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而在藏民族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藏族独特、稳定的行为范式。此为：藏区区域文化发展奠定了群众性广域社会基础和大面积生态文明之人文环境基础。由是藏族文化传承范式（形式）表现为如下特征：

（一）宗教化思维视角为主导范式之行为选择

其一、藏民族以宗教化思维为主导而形成了内倾性思维特征及其绝对化思维惯性。藏传佛教经宁玛派的融合（整合佛、苯两种宗教文化），到萨迦派的发展而形成了以否定思维形式，即否定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否定客观事物的自在性（本体或实体性），从而形成了否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物无定性、事无定事、人无定在）的藏民族的佛教哲学体系。依此：思维主体要超越现实世界则必须使理念升华至精神超脱之境界，即“成佛”——通过修习佛法、断除欲望而至“涅槃”。藏传佛教发展至格鲁派（俗称“黄教”）逐渐形成了以佛为中心的藏传佛教文化思维模式较完整的宗教化思维体系，对整个藏区乃至周边藏传佛教信仰者的所有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宗教关心超自然之事，而世俗关心现在之事（迪尔凯姆语）。在藏区以佛为主导的致思趋向形成两个层次的理想目标：一是“智者层”：以修为主，“成佛”为终身执着之轴心，放弃对生活的一切世俗化追求（主要以寺院教职人员为主）；二是“世俗层”：以信仰为中心而在索求世俗化的生活过程中，依据宗教化的真、善、美之“践行”准则为基准去追求未来生活（包括来世轮转生命之“诉求”）的美好归宿（主要是信教群众为主）。两方面皆是以心、行统一，以心为重，以“行”践之的宗教式（内倾性）绝对化惯性思维为其总体行为的根本特征。

其二、藏族伦理的神本化理念及修心为重的“践行”准则始终支配着藏族人的经济行为。藏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及藏传佛教文化的独特传承模式，已形成了完整的环境伦理范式、和谐社会伦理范式和社会生存行为伦理范式。（1）藏传佛教化传承中佛本位文化极力扼止人的贪欲膨胀，即倡导抑制人的贪、嗔、痴。此：一方面，限制了人的主体意识及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另方面，却使整个族群的行为意向遏制了个体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经济行为的扩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环境论理范式，限制了人类受物质主义之资本绝对化理念支配下的行为倾向的腐蚀，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演进。（2）藏传佛教文化极力反对极端的科学主义及其工业文明模式的极化发展。科学及其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至上的行为范式已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极度不和谐的文明危机众所共知。佛教文化传承为主导的藏区人的经济行为因受藏传佛教（即佛教与苯教之整合形式）影响，始终制约于万物有灵的苯教文化的教化作用而极力反对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推崇生命至上以及为来世生命轮回而慈心行善的行为准则。一方面，它制约了藏族经济行为的纵深扩展与发展，导致了经济的贫困、落后；另方面，它却遏止了人类行为的异化及人类本性的背离，对经济全球化局势下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文伦理环境之无形资源。（3）藏传佛教文化之经济伦理提倡有限消费，反对极端消费主义。由是其消费观在积极意义上遏止了挥霍、浪费式消费方式，更遏止了人自身的异化（即人的身、心、念变为消费品）。一方面，形成了一种节约性消费行为习惯，对整体社会的奢侈、挥霍行为设制了屏障，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群众习俗文化基础；另方面，其极端化认知理解也阻止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进步、提升及丰富化，导致了众多消极的和负面的作用。同时，藏族经济行为普遍地带有不讲经济成本、不求利益回报、施舍成性的行为习惯。综上所述，藏族神性化理念及修心为重的行为准则始终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二）宗教化、神本化哲思倾向而导致的独特的文化传承范式

藏族文化以特有的哲思范式而产生了独特的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行为范式及规制文化、认知文化等等约束体系。（1）信仰式教育为主的传承范式。据史料记载，藏族先民在原始社会就已创造了发达的高原农牧业文明，《新唐书》及藏文史料《雅隆尊者教法史》所载：已创造了度量衡升、斗、秤，贸易双方之交易有公平的准绳。因原始社会之生产力极度低下而其生存形式主要以共同劳动、共同占用生产资料、共同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故：建立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社会组织的过程是个渐进的过程。松赞干布统一诸部落建立农奴制政权——吐蕃王朝后，建立了一整套职官制度、行政制度、军事制度及制定了法律，形成完整的国家形态。但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统一的度量衡制也促进了农业、畜牧业、商业贸易及军事武器为目的的手工作业生产的发展，并依据地区差异采取相异性经济政策，注重管理。但是，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其文化教育主要是以传承信仰为主导。对藏族文化的记录、保存、传播、交流和发展以藏文创造为标志，其民众教育形式仍延续古朴的神话、传说、故事、卜辞、歌谣、民间谚语等传承形式的同时，因其后佛教文化之普及而使传承形式有所升华却未能改变其神性化特质。依此为其行为文化之基因基础而成为群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体意识的消匿为主要特征成为藏民族文明形成的起点（在史料中可窥测其斑）。由是为以后藏区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奠定了规制文化基础，并为独特的藏族教育模式、行为模式之形成及延续提供了稳定的民众行为模式基础，增强了群体意识的凝聚力和整体文化的整合力。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整体性（全民性）宗教式的绝对化思维惯性，从而产生了轻视实证研究的行为习惯和形成了忽视经济生活之发展及易于满足的生活习性。（2）虚物主导化的文化观（知行观）引导人的所有行为，即以虚物为主导或本位的文化传承模式。从自然辩证法的认识视域看，世界是实物和虚物构成的，二者是对象性存在，存在的即同在的，或者说非存在的与存在的不同在。虚物是实物的对象性存在，是无形的存在和实体的无。“共振虚物”（实物的物息符号与意识符号两种虚物的共振），即作为共振虚物的信息现象和作为观念虚物的精神（或称为意识思维）现象。没有虚物观念就不可能适应和反映这个时代，知识化或信息化经济实际上就是虚物主导化（实物为基础）的经济运行过程。笔者认为，整个工业文明时代是实物主导型或物质主义绝对化的时代，它以非人本化的方式处理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了人类发展非人性化、不可持续性发展及物质生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整体畸形延续；而藏族传统社会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主要是以信仰为主导的行为倾向为根本特征，即绝对精神主义或者虚物绝对化的行为传承范式为主导型。由此导致了忽视实物生产及其形态发展，使藏区经济行为的全面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从而产生了升华精神产品之生产而降低物质产品生产之扩展的惟精神主义行为范式。它是分析、研究藏族独特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深层文化基因依据。（3）独具特色的“语言”表现形式对行为的神本化制约。藏语言自藏文（字母文字）创造之始就保留了其元语言所具有的神性化、诗歌化、艺术化的表述形式和传承模式，它对人们的所有行为产生自始至终的影响，譬如具象思维、形象思维为主导性思维特性，使后来的佛教文化之辩证思维方式中充满了更多非理性色彩。“语言是一种社会秩序”（索绪尔语），“语言是一种元秩序”，它实际上是一种惯例体系（conventional system），是一种约定俗称的“自成一类的东西”（迪尔凯姆语）【1】，语言的稳定性是“集体惰性”和制度变迁梗阻的语言根源。首先，藏族在“语言游戏”和“生活游戏”过程中依其独特的语言表述形式和行为互动方式，将语言知识和语言界说作为藏族人指导行为指向和规约人们现实行为最要重的内在性的秩序规则、规制依据和确定人的能力的主要准则、标志。（古语云：藏族人的行为规范不是建立在文字或书面上而是建立在“言语承诺”的人格化表达上——近似于汉语中的“一言九鼎”之意），以语言承诺（具有行为的契约价值）为人格内涵的本质特征和行为的作为特质。换言之，惟有通过藏语言之独特的表述形式才能代际传承其独有的认知文化及制度文化的精神内容与内在秩序规则，规约人们的行为与牵动深沉的灵魂。其次，藏语言之独特的民族风格使该民族行为中沉淀了更多的承诺性自律约束而减少了更多的契约性之他律约束。换言之，即德性——信念、信仰之自觉重于法律、法治等他律约束。一句话，重修轻视，不利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规律性的认识、把握和应用，它阻碍了经济行为的深层扩展。藏族语言在共时态下的稳定性、不变性和历时态之下的可变性、演化性是研究藏族经济行为的不可忽视的领域。（4）藏传佛教密宗之发展巩固了神、俗相容的理论根基，巩固了行为约束的群体基础。在后弘期，因社会动荡而使民众疾苦加深之势下，显宗所追求之涅槃境界，其过程之遥远、范围之狭小、步骤之复杂、速度之慢长而致使人可望却难及。而密宗其相反之行，即长则即身，短则立地成佛，加之阴阳双修等修行形式摆脱了湿槃常乐我静的静修约束，适应了世俗之求索理念而得到了较大发展（●密拉日巴修行之种种传说及史料记载便是例证）。总之，藏族经济行为的整体性特征更趋向于佛本位文化及神本化之族群个性的发展。

由是可将藏文化的传承形式概括为：其一，以神话形式实现传承。神话是藏文化传承的一种普遍的形式，通过寓言、神话等虚构叙事的形式将历史上曾经历过的或将民族的信仰、伦理、习惯以及理想信念等文化代代传承、保存下来，成为教育子孙后代的一种广泛的传承模式。它具有耳濡目染、易于传承、普遍可接受性和无限延续的形式特征，它是藏族在当代仍然保留的传承形式一个主要内容。在藏区每一个神山即有一个神话故事；藏族之修辭、诗明学等学科也存在神性方式传承的特征。其二，以信仰形式实现传承。对宗教信仰之“神圣”性而言，在藏族人的信仰式思维方式中，进步意念（实物形态的发展与享乐形式的发展）却是一个世俗的概念，它表现在：世俗社会重倾于社会生活的“幸福”、“完善”之目标，而宗教信仰以重“来世”的超越为目标，故抑制、剥夺“现实”欲望，追求“信念”（一种虚设的理念）的幸福；世俗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为理念的理性化社会的建构与实证及其个人奋斗——利益追逐形式，被藏族信仰者自始至终地、极为虔诚地追求精神的超越、灵魂等级的升级、泛爱生灵、造福众生的思维理念所制衡。由此可知，藏族牧民的宗教认同与中原文化的宗族认同不同：一是祭神不祭祖。其祭祀活动主要是超度亡灵，使之超越世俗凡间的困扰；而中原文化宗族认同在清明、中秋、冬至和年终都要进行寑祭、墓祭和庙祭等，其祭祀行为最突出的目的表现在生育观上，即生子方可光宗耀祖；而在藏族牧民之中此种观念极为淡薄，如上门女婿比比皆是却不以为耻即是例证。二是修佛殿不修家谱。中原地区汉族农民大都重修庙更重续家谱的活动，而藏族农牧民修佛殿、祭诸佛却不续家谱，即不重名利重修心。三是礼、教、法活动以宗教为重。藏区历史上的政教合一、以教为重之制度文化范式便是例证；而中原农民的“孝道”则是家族礼俗的核心，是维系家族内部等级秩序、强化家族认同的圭臬，而藏区牧民却以寺院为核心、来世灵魂升级为终生之念。寺院通过信仰方式聚敛财富以发展宗教及公益事业的经济行为与世俗社会的享乐性、利已性的经济行为的深层矛盾凸显的现象却被信仰之力所消解。

在传统思维模式下的一个惯性结论是，认为高层化僧侣是通过宗教手段残酷的剥削民众而进行享乐，但是笔者根据拉卜楞寺院之调查表明，一方面，高层僧侣聚敛的社会财富有三大用途：一是进行寺院建设，发展宗教文化，最终以民众财富（人类文化遗产）的形式积累为公有财产，而不存在由任何一个家族来继承之产权形式；二是发展社会公益。笔者在50多个拉卜楞下属寺院属民区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历史上寺院利用信仰手段修建公路桥梁（民间公用），为孤寡人提供救助不计其数。其组织形式是利用信仰方式进行集资和动员劳役（无偿、自愿）进行投入（如1985年拉卜楞寺院大经堂被烧后参加义务劳役投入者约5万多人次即是当代例证），寺院以诸多方式推进了社会公益事业之发展。另方面，高僧阶层的实际生活调查中发现，其生活极为简朴，即便是活佛阶层虽然生活比一般僧侣较好（此也许是佛教等级制的一种需要），但从实际消费行为上看，仍然不存在奢侈的生活，保持着僧人的高洁简朴，寺院对其管理约束也极为严格。总之，佛教活动史上，公益主义（绝对利他主义）、未来主义（来世理念）的行为倾向在寺院及民众行为中普遍存在。与之相反，“世俗社会”的个人主义（绝对利已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的行为理念下，却使享乐、奢侈的消费行为成为普遍形式，资源浪费、短期行为日益严重。此两种行为理念支配的行为结果之差异性表现在：宗教的“绝对利他主义”、“未来（来世）主义”理念支配下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经济行为具有原始的、自然经济的自我节欲、收敛生产、绝对公平分配等形式特征，却也具有浓厚的循环因果、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理念，并在其中发挥着始终的作用。藏传佛教信仰系统极力反对“世俗社会”的个人主义、功能主义、自由主义等理念支配下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行为，根本否定只顾个人不顾他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布不顾整体、只顾现在不顾未来的非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行为之延伸与扩展。

藏族文化传承范式之利与弊分析。其利的方面是：以民俗文化形式传承的经济行为模式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民族深层文化积淀的产物，它具有世代世袭的稳定性和强烈的遵从要求及价值规定；同时，又约定俗成而被外化成为一种行为规范，从思想上给人以某种制约和塑造，被人称之为“不成文的习惯法”。在此意义上，它对社会具有一种整合、凝聚与规范功能，它对社会产生有效排除各种异质因素的干扰和保护文化特色之重要的社会控制作用。它有利于经济行为的规范意识、未来意识及整体意识的产生；具有规范群落行为、稳定社会、促进发展和积极的整合社会凝聚力的规制约束作用；同时，有利于民族文化资本化及促进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扩展。弊的方面是：一些落后的民俗对社会经济产生许多负面效应，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依据“重来世，淡现实”之行为理念行事（其观念基础是因果报应思想及佛本位文化），它是“罪感”心理及成佛心态的现实表现，它将一切现象归因于天意而漠视客观存在。此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缺乏追求当下功利的原动力，也导致淡视或不依据客观规律及法律等手段去建构经济活动模式和制定行为规范以制约和维护行为及利益的现象。依“重遵从，重德性，重忍让，而轻凡人，轻权利，轻抗争”之行为准则而行事也必然导致奴性文化的扩展，人性、个性被泯灭，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之培育机制被扼制。其极端化的表现是佛教文化的绝对利他倾向.换言之，即特殊的文化背景差异对藏族人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行为方式及认知方式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造成诸多背离经济规律的异质性的经济行为后果（如限制了藏族人的竞争意识、合作意识的形成；积成了施舍成性、布施成习、无偿奉献为荣之行为惯性等等）。

三、藏族哲学思维的特有范式决定其经济行为选择的特殊性

契机：藏族生态理念蕴涵的文明基因与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先天性行为特质之有机结合。生态是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生态立藏”战略应是国家战略转换的新的思维视角，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引起重视的可持续发展必选领域和关键。中央的“美丽中国”建设理念为藏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科学谋划，把生态作为主线贯穿全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发展有机结合才是高原藏区社会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的重点、灵魂和契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2】（1）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永久性前提，而文化是人类理性的转化形式。人类面临着必须克服的一个危机就是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生态危机、“二元”结构矛盾及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失衡是“贫极”和“富极”之矛盾极化的本质原因。因为，人类是一个由动物与文化双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它遵循着人——文化（历史的前提）——人类文化的基本模式演进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文化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个人，而且是活动着的生命个体的人。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人文环境中生活。文化，实际上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人类思维支配下创造出来的成果的直接形式，文化必然成为人与社会交互作用的中介和载体。人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思维活动中，以观念为中介、以实践为契机进行生命活动（生物生命和社会生命）和生产活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而完成了人的内在分离和外化，即创造了文化。从此，文化成为人类高级化发展阶段的行为起点，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关系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常衡性要素、永久性前提，是可持续发展之魂（文化）的绝对性载体。（2）文化所具有的规制约束之先天特质，常衡地、内化性地约束人们行为而成为一种强力的无形资源。人从自然界获得物质，人与人交往的形式以及人的存在的意义皆与其所拥有的文化密切相关。齐美尔（Simmel.G）认为，若把生活之种种高雅化、生活之种种精神的形式、生活之内在的和外在的劳动之种种结果，称之为文化则“把价值纳入一种照准方向。它们尚未通过他们固有的和客观的意义而直接处于这种照准方向上，一旦我们把它们视为天然胚胎和倾向的升华发展、丰富和分化的程度，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它们就是文化的内容……生活的各种价值恰恰是开化了的自然。”【3】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使建构体系化之文化发展模式与实现文化资本化运作已成为发展路径选择之必然。文化资本化，实质上是对各种文化产品（符号、商品、物品及习俗等等）通过产业化运作而实现其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社会资本”体系之形成和转化的过程，即产业开发（旅游业、服用业）和产品开发（服饰、礼仪形式、独特风俗等原生型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在引导消费时，对理性消费、感性消费、消费习惯等作文化性的了解和研究，把握不同民族的“生活风格”和“生活方式”，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一个人类学视角去开发、挖掘文化之产业域及产品开发域，则成为生态与文化有机结合之扭结点和契合域。（3）生态文明与文化发展之有机结合机制的建构如何可能。机制，即自成系统的事物或自然现象（包括社会现象）诸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形式、作用原理、作用过程及功能。“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設。”【2】被国家列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手段和重要方法。区域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机制化”建设。笔者认为，“机制化”建设主要包括制度机制和文化约束机制两方面。区域性地方民族文化资源是保护生态文明的丰富的群众性行为文化资源基础。高原藏区地方文化中，藏民族有着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千年文化的内涵性行为文化储备，以内化、自律的精神特质，世世代代地传承、延续其保护自然环境的行为文化，这是雄厚的群众基础。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性的运作体系，是建立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发展有机结合的要素机制基础。高原藏族人因其信仰机制影响而形成了生物平等主义价值观及其思维模式的普遍化。其价值理念是人与自然界的其他一切有情生物之间不是管理与被管理、奴役与被奴役、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类没有支配自然生物的权利。“众生平等”理念下，藏族人以“崇敬自然、尊重生命、万物一体”的价值观而产生了对自然的诸多禁忌。对神山、神湖、神泉以及神圣的动物、植物等皆严格防范和禁止任何人的触犯和亵渎行为的发生，以信仰形式而机制化地将自然万物被赋予为神圣的自然保护区。因藏传佛教文化的“三因说”为自然认识论基础的藏族人之信仰式思维方式，普遍形成了一种立体把握的整体论、和谐论、同一论的“三位”认知视域。生命无自性、一切法唯依仗因缘而生起或安立。自然界有情众生同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依托的关系中，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念与相互联系的观念，使其通过语言、宗教、神话、心理、禁忌及各种象征符号等形式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人文生态系统”的和谐的机制化体系。赋予万物以生命，以感应压力制衡一切行为。“随缘任运，顺成自然；顺其自然，知足安适；安宁清诺，尽力施舍；忍耐克制，柔和平顺”的民族性格，为生态文明建设打下了雄厚的民众基础（生态与文化有机联系的人文资源基础）。由是：通过法制化制度体系建设，从而使生态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有机结合成为可能。

四、藏族经济行为之文化悖论域分析及对策建议

传统规范文化、行为文化之差异性的历史研究：它是把握藏族人经济行为规律及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一）藏族经济行为文化之博弈悖论域

何谓文化悖论？它是有别于形式逻辑之纯粹的思维方式悖论和哲学一般理论之“异化”问题，而是指文化世界价值功能上的自我相关的矛盾性和不合理性及其运动变化所建构的人的价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悖谬。其一、信仰机制的选择：文化冲突的悖谬域。人生价值认知之最为核心视域是生命观。笔者以“三重生命观”为认知视角，即：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辩证统一之社会认知视角去分析、研究人类行为。藏族的生命价值思维中，普遍存在着重来世生命而轻现实生命的思维定式。佛教文化的实现“涅槃”境界理念之“虚拟预设”与人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思维悖逆。亦即以验明此事物或人与它事物或人之同一性、相似性而辨明“身份”、“特征”、“同一性”等特质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的逻辑前提—“自我”存在本性相悖。在认知思维之认同过程中包含了个人对其身份的心理建构和时间建构。其认同现象却因宗教化思维与理性认知思维的互渗而使身份处于一种被质疑、可变动的状态。换言之，即因认同作用之结果的差异性而使身份不再是命中注定的或一成不变的。由是：“自我”被“群化人格”或“虚拟人格”的文化特质所消匿，而使人的行为常常处于矛盾思维或行为过程中。宗教化思维与文化全球化影响下的理性化思维的二重矛盾心态与行为势必会深深地影响一代藏族人的经济生活。其二、信仰式消费模式与现代消费模式的冲突。布施是朝圣意识的一种重要行为，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群众生活的经济行为。依照藏传佛教“千金不算多，一文不算少”的古训准则而作为的布施行为成为信众对佛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成为实现超脱生命轮回之必要行动和心甘情愿的实现目的的手段之一。仅以藏传佛教圣地之一的拉卜楞寺为例：蒙古河南亲王“敬献了金曼陀螺一个、牛马五百匹、羊四千只、绸缎五百匹，以及珍宝用具多种，作为供养（1709年9月）”；亲王辅助建经堂“献了孜雍、巴雍、然多的土地和500户百姓作为功德金”（《辅国禅正觉禅师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集》）等等。布施者既有个体行为，又有群体行为（包括部落、团体），信众之虔诚度高至无私奉献的极致状态。无论个体布施行为或是群体布施行为都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无偿转移行为，它势必对行为者经济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此也与经济学：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之规律悖逆。其三、“消费决定生产”与“生产决定消费”的悖论。宗教式消费并没有改变藏族人的生活状态，贫富两极现象仍然极为严重。无私的财产无偿转移形式无形中使公共文化产业（寺院的财产日益集中—产权的公共性；建筑文化、艺术文化及五明学科极大发展），却使群众生活并未以此而改变、富裕和现代化。消费的奢侈性“抽象集中”并没有使生产方式从粗放性运营方式向“集约化”运营方式转变，仍然无休止的延续自然农业形式和自然牧业形式。消费并没有决定生产方式的变化。同时，简单生产方式的粗放型、简单化模式也没有带来群众化的消费方式的改变。换言之，奢化性地聚财模式未能达到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目的，未能解决经济运行形式的“散、小、弱”的状况。而且“抽象”的财富观更遏止了生活方式（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等等）超越与发展。其四、物质决定论与精神决定论之悖论（本体论悖谬）。“物质主义”绝对化的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使经济学人本缺位、文化缺失，人类经济行为趋向破坏自然、扼杀人性，而非可持续发展理念统治人类的一切行为，导致了全球化的社会不和谐运行。与之相反，“精神主义”绝对化的宗教化思维范式，同样使人之自我遏止、自我虐待、忽略本我，经济行为上不讲究经济理性、漠视经济发展、无视经济生活丰富化，导致了社会落后、经济停滞不前以及区域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等等。在现代后工业文明冲击下，社会发育不良的社会域中产生了多重文明极端化碰撞乃至冲突，若不科学地分析、研究以及重新认知和建构则会产生更大的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扩大、极化。由是推知：物质生产的极化发展（主要是工业文明之产物），并未升华和超越精神之境界；同样，精神生产的极化发展（主要是纯精神文明之产物）也未能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裕与发展。此即两种极化决定论所带来的诸种文明悖论行为之极化表现。

（二）行为选择之理论分析

文化转型是经济行为的纵深发展与横向扩展的必然趋向。文化转型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所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文化模式转化为另一新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无论是个体习性之改变、价值信念之改宗或特定群体某种文化特质或文化理念之变更，惟有在大的历史尺度上所发生主导性文化观念、文化理念、价值体系、文化习惯的总体性的、根本性的、脱胎换骨式的转变，方可谓之曰文化转型。人类最深刻的文化转型是文明形态的转型，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等形态转型。问题在于：文化转型与文化危机紧密相联。文化模式的常规期、稳定期，因文化转型与文化危机之历史性互动而构成文化模式的剧变期或革命期。危机与转型之历史性地交织过程中，文化失范或文化冲突以及文化的自觉反思或批判之行为过程始终成为文化转型的重要内涵。把握藏族人经济行为的文化特质，必须首先要研究文化转型的机制。其本质而论，文化转型的机制实质是人自身的发展和演进的机制，而内在的文化基因（藏族独特的文化思维、行为方式）是它的根基和基础。文化之内在驱动力源自文化的内在矛盾运动，即人的活动的内在矛盾性。在此要解决两方面的矛盾：其一、文化之超越性与自在性的永恒矛盾。文化内在所包含的超越性和自在性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在本质上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和创新，包含着超越性和自在性的内在张力或矛盾；另方面，文化是历史积淀而被群体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共同的行为模式，它对个体的行为具有现实的给定性或强制性、群众性，它是个体创造性的桎梏。此种基本矛盾性不是一种暂时的、时有时无的、无关紧要的矛盾，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的生存矛盾和生存结构，是文化内在的永恒矛盾。惟有从人的主体性入手去把握其复杂性、整体性存在特征，才能掌握其规律性。藏族精神文明的超然性特质与人自身生存、发展的永生性“轮回思维”理念之常衡制约的矛盾长期制约着其经济行为的超越和扩展。其二、文化之自觉与自在的互动之张力与冲突。自觉的文化即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自觉的文化即集中体现在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领域中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生存方式或活动方式。文化之自觉与自在并非彼此无涉、完全分離的，而是相互影响、互为促进、互为丰富改造。自觉的文化同自在的文化之间常常存在一种张力和冲突，自在的文化对自觉进行超越和批判，互动中创造性地对旧的文化要素取代、更新是文化转型的深层驱动力。内在活力和外在驱动力的辩证整合是研究经济行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藏族人经济行为在两个方面表现出失衡现象：物质产品生产与精神产品生产失衡；价值奉献行为与价值索取行为的失衡。总之，从人学视域而论，行为研究应从人本位的缺失转换到人的主体性为核心内容的人的生活性回归，研究人的问题、人的行为，将人的主体性、价值、个性、权利和人文关怀作为行为研究的主导内容和认知基础，以弥补经济学文化缺失问题。藏族人经济行为更多地舍身、执着于生命轮回、精神超越、慈悲行善、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而注重于精神产品的生产，而忽视、淡视、漠视其物质产品的生产；钟情于非理性视域的巨大投入，而民众行为则表现为理性思维的缺失。非理性思维的确是理性思维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无理性思维的非理性极化思维是空洞的和乏力无形的虚无世界。非理性是在感知——情绪——行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链条上建构的一种认知能力的精神构成。其特征表现为：非自觉性、潜在性、非逻辑性和情绪性。缺乏实践理性的客观基础而进行模式化的非理性之思维、行为的过程是制约经济行为扩展的深层桎梏。是故人类行为必须建立在认知模式的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思维视角上，唯有如此方可防止人类行为的极化发展而导致非均衡、不和谐的甚至恶性化的社会运行。同时，一定要维护、发扬与扩展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具有未来意义的文化内涵。如藏族人的有情众生是完全平等的生物平等主义伦理观对动物保护、生态保护有着积极的经济伦理价值和人伦和谐价值。客观、科学地分析、研究、审视和反思人类创造的诸种文化，对规范人类行为、提升人类思维层级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 经济行为选择之对策建议

其一、经济哲学思维之范式改造：

1.消除经济行为之非均衡模式悖谬域的认知障碍。（1）重构人生观（包括生命观）；（2）改变伦理式、信仰式思维方式；（3）建构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新的行为范式。

2.建构克服价值索取与价值贡献非均衡之行为理念悖谬的文化机制。（1）改变经济行为理念。经济行为转化的理念转型域包括：经济活动的商品化、商业化、专业化、企业化和经济结构多元化。通过寺院文化体及信仰群体的重新整合而逐渐形成一个旅游业、公共服务业、文化产品生产企业等等为主体的集团化经济行为群体，进一步繁荣城镇产业群，从而实现经济行为理性化的目的。（2）改变经济活动实践方式，完成集约化经济行为革命。（3）完善规制文化模式，改变万年一根筋的规制不变思维模式。

其二、经济、文化之发展政策建议：藏区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理念而选择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和谐国家建设的客观要求（可持续理念下的生态文明与文化的有机结合）。（1）藏区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思路必需围绕“生态藏区”来思考。整个藏区不仅是我国而且是全世界的生态重点区和生态脆弱区；同时，文化资源富集区。一般而言，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对藏文化的特殊性引起高度重视。绝不能把文化缺失的“增长经济学”发展方式看作藏区资源开发的唯一手段和目的。也就是说，发展路径选择更多地应该是“生态经济”与“和谐文化经济”的有机统一，而不应该是纯粹的经济资源区。不论是农业资源开发还是工业资源开发，不论是资源开发还是能源开发，都不能影响生态环境的质量，都不能造成新的环境问题。概而言之，即：以生态和谐为基础、以经济和谐为保障、以政策和谐为支撑、以社会和谐为重点。藏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要配合和谐社会建设，研究和建立适合藏区区情的评价指标体系。（2）发展规划必须围绕环境保护、文化保护来进行。一是在农牧业发展要“农牧结合、城乡互补”+“文化挖掘、创新整合”+“生态持续、传承文明”的立体文化“资本化”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要认真做好热能畜牧业、人工草场、工业化养殖、畜产品深加工、技术培训、公司运作等项工作，彻底转变农业的发展模式。要提高藏区贫困人口的衡量标准，基本标准应该是以当地平均收入为参照系，低于平均收入就可以看作是贫困人口，以中央财政为保障，在贫困地区实行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对农牧户以户为单位实行定额财政农业生产的专项补贴到户。二是工业发展实行非常严格的宏观管理措施，划分和区别工业产业开发的领域和产品范围，制定工业项目的投资最低准入标准，尽量控制破坏生态的产业的发展。三是能源的开发也要坚持“生态能”的原则，不能造成能源污染。要采取措施保证和建设洁净工业、洁净能源、洁净农业的发展结构的形成。牧区要由政府投资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沼气等新型能源，转变农村的能源结构。四是对藏区的教育、科技、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要有特殊的政策，为了尽快使藏区的人口素质有所提高，应该在藏区的12年国民教育、中专教育和中职教育中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国家的地方科技开发项目要尽量向藏区多安排。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体系。（3）科学规划问题是藏区发展路劲选择的生命线。建立生态发展规划的专门科研机构和管理机构，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对全区的重点、优先、限制和禁止开发的地域进行科学的划分，这是制定发展规划和战略的前提。也可以按照经济活动区和非经济活动区的方法进行区划。从长期战略视角而言，重点和优先发展区的问题比较好解决，而限制和禁止发展的地区的问题就非常难解决。要建设“无人区”或者生态保护区，就必然地要有大规模的移民。所以，藏区要把生态移民和建设移民区作为区域规划的重点，也要列入国家项目来做。（4）藏区发展的问题是全国发展战略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體”发展战略的方方面面，关涉到国家的稳定发展、和谐发展。是故我们必须从最有可能和最容易调动藏区全体人民发展的积极性的意义上去策划战略，必须从能够调动全国人民积极参与藏区建设的意义上去制定规划、战略和对策。因此，我们建议：一是规划必须先行，先规划后建设，坚决杜绝无规划就建设的现象；二是优先保护生态环境，后安排经济发展的次序，保护环境项目要有新措施，如生态移民、小城镇建设、牧民新村等，经济发展的项目必须是无环境污染的，或者不产生环境危害；三是优先加快发展旅游的同时根据实力重点解决“三废”能力的建设工业项目；四是有规划地先发展城市，后发展小城镇。根据藏区的实际情况，城镇化不能搞全面开花，要先把城市化改造工作做好，为大规模发展旅游业首先大好基础，然后再考虑小城镇发展问题。五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扶持政策要继续坚持，并且要根据具体情况增加支持力度。（5）重新制定国家支边政策的务实策略。完善国家的扶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政策，形成体系化制衡机制。针对性地调整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政策所涉及的产业开发、脱贫致富、对外贸易、企业投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从现实的发展状况看，许多政策实际上已经失效，或者有名无实。所以，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政策中失效的政策，要进行严厉的

调查和清理，及时贯彻落实好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新政策与新措施。我们应该明确，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和谐社会建设将生产极其重大的影响。所以，国家郑重调整对藏区的扶持政策将是一种必然选择。

五、结语

研究藏族经济行为必须首先要研究藏族人的精神领域，这是行为经济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从文化哲学的认识视域中梳理出藏族经济行为的历史脉络；从人学、“心学”（藏传佛教独有）的逻辑脉络中厘定出行为经济学的藏学视域；在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性原则下，在物质产品生产与精神产品生产的均衡发展理念下建构行为经济学的藏学范畴体系，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极大。总之，影响藏族经济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研究视域也是极其独特的。由是：必须对藏传佛教文化的特殊视域预以重点关注、探究；对藏族经济行为之人学范畴中超个人心理的研究为契机，制定出战略性高原藏区区域文化发展战略是也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单位为中共甘南州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