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拉姆·达斯

我曾到缅甸的一座寺庙闭关三个月。用来闭关的小屋里没有书和报纸，没有可以搭话的人，说白了，就是无事可做。在蒲团上只坐了两个小时，我就觉得无聊死了。我非但沒有抛开这一念头，或者顺着这一念头喊出“我要出去”，而是打定主意，要好好研究一番这种无聊。我问自己：“无聊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是圆是方？是动还是静？”我越是从灵性的角度对无聊的本质穷追不舍，越是有一种新奇的感受。不再担心无聊这事，而是切身感受这些念头、偏见、期望和感官上的感觉，才发现所谓的无聊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念头，我实际是在一个有待探索的意识状态中。我再一次看到了现在这一刻的完美和醇厚。

和以往一样，注意力是个有效的转化剂。

除了“心理时间”，人还受着“文化时间”的影响，文化时间和语言、饮食一样具有地域性。哲学家肯·威尔伯（Ken Wilber）指出，这个时代不是新生代戏称的灵性时代，而是信息时代。这是以哲学物质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其特色是工业化的快节奏。

有一天，我在第五大道上跟在一对老夫妇后面走。他俩依偎在一起，亦步亦趋地走着。在一处人行横道口，车辆和行人为抢红灯匆匆而过。这对老夫妇慢慢地挪到人行道口时，一帮人却以极其恶劣的态度对待他俩。汽车冲他俩鸣着喇叭，有人催着他俩快走，而他俩一脸茫然地站在人行道上，就像一对火星人，因为崇尚快节奏的社会跟他俩的步调完全不一致。我不知道如果他们身在有人帮、有人扶的乡村和小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也许他们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的文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显得格格不入。我这才体会到追求效率的文化对老年人施加的精神暴力。

记得父亲临近90岁那年，有一天下午，我开车带他去波士顿郊外的一座叫哈里斯顿的小镇。父亲年幼时，他的祖父（家族中第一代欧洲移民）曾在哈里斯顿经营过一个农场。由于父亲年事已高，我很想带他到这个地方走走。那时候，父亲一家人住在波士顿北郊，每到周末，一家人都要乘火车去哈里斯顿。他的祖父会到车站接他们，然后用马车载着他们回农场。我认为重走旧路对父亲来说肯定是一段快乐的旅程。

我找到了车站，然后又查了好些老地图才找到那座农场的位置，于是我开着车循原路一路而去。等到了那儿，才发现农场不见了，只剩下几块腐败不堪的木板。父亲到了这个年纪，变得越来越沉默，几乎很少开口说话。他四下看了看，一副迷路的样子，回来的路上，他两眼一直盯着车底板。我好生失望！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花了那么多心血，甚至还打电话给市政厅，才找到这个地方。可现在，他就当没这回事似的。

紧接着，我发现了问题：整个旅程跟他毫不相关。这一天过得太快了！这一段旅程是以汽车的速度来衡量的，不是父亲记忆中的马车速度。我决定再来一次。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车站，按一匹栗色牝马拉着车的速度慢慢往农场开去。果不其然，父亲一下来了精神！故事一个接一个。“这就是我从马车上摔下来的地方。这是我们摘苹果的地方！”父亲一肚子的故事，但只有我们慢下脚步，才能唤醒他对往事的回忆。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老人觉得自己落了伍，跟不上这个飞速前进的世界。正如许多老人向我诉苦一样，时代将他们抛弃了。

我们接受新生事物，但也不能忘了旧事。父亲虽然身在新时代，但他要回到从前，回到另一个世界中去。他没有沉迷往事，只不过为了回到从前，得按他童年时的节奏。他没有哀叹。老年人往往会重温童年时的时间观念，那个时候，他们没什么事急着要做。记得我小时候像现在一样，从来没有忙的时候。老年和童年的我时间都很宽裕，这份宽裕为灵魂营造了一段空间。对父亲来说，是我放慢速度为他营造了这份空间，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汽车比不上马车。因为汽车的速度无法提供马车一样的空间。

在快节奏中迷失了方向的还有医学界。我小的时候，医生几乎就是家中的一员，他们会时不时地到我家来小坐片刻，喝杯茶。如今，他们来为我做例行的检查时，要是能和我握个手，在为我看病的短短十来分钟里跟我说上几句话，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律师们也是一个德行。我的侄子就是个律师，他说他的电话上装了一种专门的仪器，用来计算他花在业务上的分分秒秒。从前的律师不用为计算在客户身上花了多少时间费神，他们甚至免费和客户用餐。这在不久前还是个道德准则，但在现代人的眼里，则显得非常浪漫，甚至有点做作。

（摘自《学习做一个会老的人》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