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茂

内容摘要：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异常严密，《唐璜》的出版面临巨大的困境。然而，当时的女性创作十分繁荣，大量女性作家的作品获得出版。本文通过分析《唐璜》中的尹内兹离婚案、唐璜与有夫之妇朱丽亚的艳遇，指出拜伦不仅借此影射尹内兹的原型拜伦夫人安娜贝拉以及“蓝袜子女性”，并以此为噱头迎合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女性作家展开竞争，而且还表达了对政府出版审查制度以及女性阅读与创作的反抗。

关键词：《唐璜》;离婚案;出版审查;女性阅读与创作

Title：  Allusion and Resistance in Don Juan

Abstract： The extremely sever governmental censorship in British romanticism results in the difficulty in publishing Don Juan. Compared with it， the contemporary women writing is particularly flourishing and many novels written by women writers are easily publish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ez divorce case， the affairs between Don Juan and a married woman Juli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Byron not only alludes to his wife Annabella and the Bluestockings， the archetype of Inez， caters to readers tastes and competes with women writers， but also discloses Byrons resistance to the censorship and women reading and writing.

Key words： Don Juan; divorce case; censorship; women reading and writing

Author： Li Shengmao， Ph. D. candidate of the Graduate School，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ncludes Anglo-American poetry. E-mail： swind99@qq.com

与拜伦（George Gordon，Lord Byron，1788-1824）同时代的杰出诗人及文学评论家雪莱认为拜伦的《唐璜》（Don Juan）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品，超越了歌德和华兹华斯（Bloom xi）。《唐璜》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唐璜这一传奇人物，还有众多女性。它的第一章介绍了唐璜之母尹内兹及其情人朱丽亚，并讲述了闹得满城风雨的离婚案。华兹华斯称之为“那本无耻的书。它对英国人品格造成的危害，比我们时代的任何别的东西都要厉害”（拜伦 22）。激进的报人及诗人利·亨特（Leigh Hunt）在其报纸《检查者》发表文章为《唐璜》辩护，称它并不是一部不道德的作品，而仅仅是对不道德性行为的诱惑力进行了真实的描写（Rutherford 177），从而吸引众多读者争相传阅，盗版横行。福柯在《性史》一书，通过最为现代西方人所关注的性问题切入，指出性背后隐藏的权力、话语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当代英国学者玛里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认为：《唐璜》是一首颂扬性以及性之美、性之自然的长诗，是一首反抗官方宗教强行设置的性禁忌的长诗（Butler 215）。卡罗琳·富兰克林（Caroline Franklin）则认为：拜伦创作《唐璜》这样一首讽刺性长诗，是对英国社会谴责其性放荡行为的报复，是为其放荡行为做辩护（Franklin 88）。自《唐璜》出版以来，读者对其评价毁誉参半，相比拜伦同时代的评论家，当代学者似乎更关注其讽刺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唐璜》中的离婚案、唐璜与有夫之妇朱丽亚的艳事，指出拜伦不仅借此影射唐娜·尹内兹的原型拜伦夫人安娜贝拉以及“蓝袜子女性”，并以此为噱头迎合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女性作家展开竞争，而且还表达了对政府出版审查制度以及女性阅读与创作的反抗。

一、《唐璜》与拜伦夫妇分居案

拜伦1818年开始创作《唐璜》，在约翰·默里等人的帮助下，陆续出版。1823年，拜伦支援希腊革命，中断《唐璜》的创作，最终完成十七章。拜伦在长诗中对西欧传说中唐璜登徒子形象进行改编，围绕唐璜的风流韵事及冒险奇遇展开叙述。长诗以尹内兹离婚案开端，引出唐璜与有夫之妇朱丽亚私情，不幸暴露，不得不航海远行，途遇风暴，流落海盗岛，邂逅海黛，收获爱情。然好景不长，被卖为奴，苏丹后宫屡遭奇事，侥幸逃脱，又遇战争，偶成英雄，成俄国女皇宠臣，出使英国。实际上，《唐璜》的创作与拜伦破裂的婚姻密切相关。1812年，拜伦初识安娜贝拉，1813年求婚遭拒，最终两人1815年成婚。婚后一年（1816年1月），拜伦夫人安娜贝拉带着女儿离开拜伦，再未回来，也未说明缘由。随后她给拜伦写信要求分居，拜伦不知所措，试图挽回他们的婚姻。他的朋友也试图劝说拜伦夫人放弃分居的想法，但一切都是徒劳。此刻，拜伦夫妇分居的消息在伦敦已经闹得满城风雨，报纸和剧院充斥着针对拜伦的讽刺文章，称之为19世纪最大的丑闻（Franklin 13）。拜伦夫人成了美德的象征，拜伦则成了地地道道的浪荡之徒，再也无法留在伦敦了。1816年4月25日，拜倫永远地离开了伦敦，远离了充满污蔑谩骂的伦敦社交界。因此，该案是拜伦生命中的重大转折点，同时，也促使一部诗歌巨著的诞生。如卡罗琳·富兰克林认为《唐璜》第一章是为讽刺拜伦夫妇分居案而写成的长诗（Franklin 13）。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证实拜伦夫妇分居案与《唐璜》第一章之间的紧密联系：

第一， 长诗的写作时间契合。拜伦1818年7月3日开始创作《唐璜》，9月19日他致信托马斯·穆尔说已完成了《唐璜》第一章。1819年4月，他将第二章寄给默里，1819年7月15日他匿名出版《唐璜》第一、二章。当时，拜伦的朋友一致反对出版《唐璜》，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它会唤起读者对拜伦夫妇分居丑闻的回忆，从而对拜伦的声誉产生不利影响（Franklin 62）。也就是说，拜伦在因分居一事闹得沸沸扬扬而不得不离开英国之后的第三年，他完成了长诗前两章的创作及出版，无怪乎读者很容易从《唐璜》第一章中嗅到拜伦分居案的蛛丝马迹。

第二，尹内兹与拜伦夫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拜伦夫人安娜贝拉性格文静，也是一名饱学之士及出色的诗人，还喜欢数学，被拜伦称为“平行四边形公主”。她被伦敦社交界视为美德的象征，她相信她的美德足以改变拜伦的放荡行为。《唐璜》中的尹内兹也博学多才，精通格致之学，是“贤德女性”的化身。尹内兹“最心爱的科学是推算之术，/最卓绝的美德是宽宏大度”①（拜伦，17） 。由此可见，尹内兹与安娜贝拉在学识及品格方面的相似很可能是拜伦影射其夫人的结果。

第三，律师形象、诉讼情节与分居案的紧密联系。诗中第一次出现律师字眼正是对尹内兹的描述，她“有如那令人悼念的罗米力勋爵”（18）：作为律师，罗米力勋爵初时接受了拜伦的雇聘，后出尔反尔，成了拜伦夫人的律师。“凡耳闻这案情的也成了话匣，/并且又自任律师，检察官，法官，/有的以此消遣，有的由于宿嫌。”（25）拜伦夫人作出离开拜伦的决定，她的母亲诺埃尔夫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诺埃尔夫人建议她去伦敦请律师，先咨询了法学家塞缪尔·罗米力爵士，接着请教了拉沁顿博士。《唐璜》中说，尹内兹夫妇的离婚大戏终于要走上法庭，她“找来一些医生，想证明/她亲爱的夫君得了神经病 ”（24），“她还有一本日记，记着他的罪咎，/还打开过他几箱的书和信札”（25）。而在拜伦夫妇现实生活中，拜伦对其夫人极力嘲讽，再加上酗酒后偶尔会举枪威胁她，拜伦夫人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丈夫已经发疯了。在她带着女儿离开拜伦之后，她开始寻求相关法律和医学上的建议（Garrett 44）。此外，拜伦夫人在备忘录中把她借以作出决定的、不为人所知的理由作了详尽的叙述，并且将每一段加以编号，分门别类地将这些证据依次作了整理。拜伦在《唐璜》中几乎如实地写下了其夫人的所作所为。

可见拜伦分居案与《唐璜》尹内兹诉讼案的过程极为相似，而且结局也大致相同：拜伦夫妇分居案没有上诉法庭，二人达成一致，即拜伦夫人保留自己嫁妆收入的五百英镑，而在其母诺埃尔夫人去世后，二人平分继承温特沃斯所得收入。同时，拜伦夫人保留了他们女儿奥古斯塔·艾达的监护权。与此类似，《唐璜》中的尹内兹离婚诉讼中，由于丈夫唐·何塞一命呜呼，两人的离婚案也未在法庭上审判，且他死的时候未立下遗嘱，因此他的庄园、田产以及唐璜的监护权全归了尹内兹。由此可见，拜伦夫妇分居案与《唐璜》第一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拜伦意图通过尹内兹离婚案影射拜伦夫人及虚伪的伦敦上流社会。

二、《唐璜》与浪漫主义时期的出版审查制度

因分居案的影响，拜伦已不容于伦敦社交界。1816年4月，拜伦乘船离开伦敦移居意大利，但因其身份特殊，也因伦敦社交界对他们夫妇分居案的关注，拜伦的朋友担心这首以其婚姻破裂为素材的长诗，特别是它对安娜贝拉略作掩饰而塑造出来的伪君子形象尹内兹，会使《唐璜》难以被公众接受（Bone 38）。为了避免读者把尹内兹与拜伦夫人联想起来，拜伦转而叙述唐璜的第一桩风流帐，企图以此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他设计了和尹内兹截然不同的女性唐娜·朱丽亚，其中最巧妙的是朱丽亚是尹内兹的好友，而且还是尹内兹慎重挑选的、美艳迷人、品德端正的非知識女性。朱丽亚不著诗文，与尹内兹也没有共同趣味，且违背她的教育原则：唐璜读的诗书都经过了饱学之士的删节，没有任何不雅的词语，她雇佣的婢女非老即丑。为何尹内兹会允许这样一位貌美如花、正当妙龄的女子出现在唐璜的面前？原因有二：一是掩盖她与朱丽亚丈夫唐·阿尔方索的私情，“据说在唐·阿尔方索结婚以前，/尹内兹对他放松过自己的谨严。/据说，他们还继续着以往的关系，/虽然已被时光冲洗得纯洁了些，/他把他的太太当作自己的好友，/实事求是，这种作法当然最妥帖：……如果这还不能（谁能呢？）制止留言，/至少，那话柄已被她大大削减” （44）;二是引出唐璜的艳遇，因为艳遇对象正是朱丽亚，从而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避免读者仍沉浸在与拜伦夫妇分居案有着紧密联系的尹内兹离婚案中。拜伦也很好奇读者对唐璜故事的反应，于是他通过杂议和读者进行交流：“这就是唐璜最早遭受的麻烦;/但我是否要把他的情场风波/陆续陈述下去，那就要看公众/对他这一次的艳遇反响如何;/他们的赞许会给一个作者增光，/而迎合他们的怪癖却无大错。/假如此次荣获他们的奖掖，/也许一年后他们就更多给些”（110）。从这一节可看出以下两点：第一，拜伦十分关心他所描写的唐璜的艳遇能否吸引读者，能否获得读者的赞许。第二，拜伦判断当时的读者有这样的怪癖：喜欢读一些艳史及充满异国情调的人物故事。

实际上，拜伦出版唐璜关于艳遇的长诗是冒一定风险。1787年6月1日，乔治三世颁布皇室公告鼓励公众信仰上帝、传承美德，同时也防止并惩罚邪恶行径、对上帝的亵渎及放荡行为，其中就包含限制淫秽图画、图书以及对年轻人和毫无防备之心的人士散播有害思想的出版物（Blann 21）。虽然1787年的公告不是皇室第一次呼吁对邪恶行径的压制，但是第一次对淫秽文学的出版采取行动。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在皇室颁布禁令后，就立即成立了一个组织，鼓励公众参与促进反淫秽文学新法律的实施。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针对淫秽文学、煽动及亵渎性质的出版物的惩罚运动达到了顶点（Donelan 1）。在这样一个时期，在政府严格审查出版行为、全民支持惩罚出版淫秽作品的书商的时期，《唐璜》的出版是极其危险的。霍布豪斯专门负责检查《唐璜》中是否有不轨的地方，最终拜伦及出版商约翰·默里只私下印刷了50本，且没有署名。1819年8月24日，拜伦致信默里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署名，不管出现什么紧张的情况都必须这样;不过如果关于《唐璜》的事变得严重起来，你感到自己身处困境，或者连我也处于困境，则承认我是作者，我绝不畏缩。”（拜伦，《拜伦书信选》210）可见，拜伦已经做好了《唐璜》因涉及淫秽而遭受惩罚的准备。

在如此严峻的出版环境之下，为何拜伦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创作被当局视为有害风化的作品？他是出于何种动机？威廉·克莱尔（William Clare）指出，拜伦作品的出版以1816年分居案及自我海外放逐为分水岭，他由读者的宠儿沦为讨伐的对象（Bone 36）。受默里的鼓励，也为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拜伦在出版《唐璜》之前迅速出版了一系列东方故事集：《异教徒》、《阿比杜斯的新娘》、《海盗》、《莱拉》、《科林斯的围攻》和《巴里西亚》。这些作品完美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满足了读者渴求充满异国风情和罗曼司的喜好（Bone 33）。因此，拜伦希望《唐璜》能够通过类似的故事来吸引读者，从而以读者之力对抗当时的出版审查制度。

不仅如此，拜伦还在长诗中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的出版审查制度的不满。在尹内兹离婚诉讼案和唐璜与朱丽亚偷情事件之间，拜伦谈了唐璜的教育经历：“唐娜·尹内兹所最关切的，/每日在渊博的教师授课以前，/有一件事她必亲自细细查考，/那就是，课业在道德上是否够严;/凡是他所学的她都穷加追究，/每一门学问都要先经她查看;”（30）唐璜学习了多种语言，在人文艺术、科学领域广泛涉猎，甚至毫无实用价值的文献也博览无余，“只有邪书却没有翻看过一页。/凡是不雅的，或涉及生殖的叙述，/都绝对禁止，——生怕他误入歧途”（31） 。表面上，拜倫在谈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对当时的出版审查制度表示了赞许;实质上，他将尹内兹变成了道德审查制度的化身，并在接下的诗节中描述了尹内兹（即出版审查制度）的两难境地。“古典的作品引起了一些难题，/因为男女神的恋爱不堪入目，/他们在以往时代倒有点名气，/怎么却不知穿上胸衣和长裤？/这给可敬的师长惹来不少麻烦，/而必须找出古里古怪的名目/去解释《尹内德》、《荷马史诗》等等，/因为尹内兹对神话实在头疼”（32）。拜伦进一步列举了奥维德、阿那克里翁、萨福、卡图卢斯、维吉尔、尤维纳利斯、马提雅尔等等，这些古人的经典作品都有露骨的性描写。经过尹内兹的道德审查之后，“唐璜读的书都是最佳的版本，/而且经过了饱学之士的删节，/他们正当地抹去碍眼的部分/以保护青年学子的天真无邪;/可是，唯恐诗人被涂得面目全非，/而且痛惜于他们如此受肢解：/于是编了个附录把那一切收进，/事实上，也省得老师再添索引”（33）。拜伦在原注中说：“这是事实！现有或曾有过一种版本，把马提雅尔的所有不雅的警句都置于书尾”（Ferguson 846）。拜伦期待后世或不太严谨的编者高抬贵手，能够使其复位，而不至于像花园的众神一样面面相觑地集体罚站（34）。这些古典书籍没有逃过审查员尹内兹的火眼金睛，甚至于家庭必备的弥撒书也因画满了稀奇鬼怪的暗示性图像而被替换为另外一本。

在如此严密的监管之下，唐璜仍然与有夫之妇朱丽亚偷情。由此可见，年轻人的堕落与是否阅读不雅之书关系不大。正如1822年拜伦在致默里的信中提到“《唐璜》可能有些色情的东西……但任何姑娘也不会因为读了《唐璜》而堕落……”（拜伦，《书信选》287）。只能说明尹内兹的教育方式及及道德审查是完全失败的，拜伦以此对出版审查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三、《唐璜》与女性阅读和创作

然而，拜伦所面临的考验不仅来自“关心”他分居案的人、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还无法绕过当时的一个特殊群体：知识女性。于是，拜伦讽刺的矛头还直指知识女性，尤其是对创作感兴趣的 “蓝袜子女性”②。尹内兹是长诗中首位女性，博学多才，懂多种语言，包括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希伯来文，而最终这位十全十美、无与伦比的女性被比作“是从艾吉渥斯小说跳出的人物，若非崔莫太太教育人的杰作，也是千里寻夫的‘西立勃之妇”（19），这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足以说明尹内兹是一位以英国“蓝袜子女性”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1813年5月，拜伦在戴薇夫人的聚会上遇到了艾奇沃斯，他表示狄拉括夫人的机敏和纽金特小姐的离职让他极为沮丧，这两个人物分别是艾奇沃斯小说《伯琳达》（Belinda）和《缺席者》（Absentee）中的主人公。在拜伦眼中，这些女性虽然都聪明机智，却虚伪自私，心机很重，而这正是尹内兹的性格写照。尹内兹记忆力非凡，聪明过人，内心想与唐·何塞离婚，却极力伪装成幸福伉俪的样子;明知丈夫有外遇，却故作宽宏大量、不予追究之态，但私底下却搜集证据;她与朱丽亚丈夫有奸情，却仍然与她做好朋友;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与唐·何塞的离婚案中占据上风，可见她是一位虚伪自私、富有心计的知识女性。

拜伦刻画这样的一位知识女性有何意图？难道仅仅是为了影射拜伦夫人？ “哦，善心的女学究，天蓝的袜子！/哪一本书不是靠你们而走红！/你们以容貌为新的诗篇作广告，/何不也发给我一张‘出版许可证？/怎么？难道我必须落到庖夫手里，/卷入那掠夺巴纳斯的一把火中？/唉，在诗人之群里，难道只有我/无福登上你们那灵泉的茶座？”（347）在1780年至1830年间的浪漫主义时期，大不列颠出版的女性作家的作品远不止几十个，甚至不止几百个，实际上在这半个世纪中，成千上万女性作家的作品获得出版（Curran 179）。因此，拜伦认为蓝袜子女性的作品对其诗作的阅读影响巨大，蓝袜子女性作品的畅销及出版靠的是美貌，而他的作品却落入庖夫之手，在掠夺文艺之山巴纳斯（即争夺对读者的控制权）的路上毁于灰烬。

女性创作及传播与蓝袜子俱乐部的流行密不可分，蓝袜子俱乐部为女性阅读提供了一个极佳场所。她们讨论文学、哲学、艺术、音乐和戏剧，交谈的内容不受知识上的限制：她们就道德问题进行辩论，还翻译经典，批评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在沙龙中，她们还与同时代最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们交谈，朗读自己的作品，聆听别人的作品，接受或给予批评意见，从而进行自我教育。尽管诗人拜伦嘲笑她们讲着糟糕的法语，奢谈十四行诗，但当时知识界及文学界的杰出人物大卫·加里克及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参与了她们的讨论。约翰逊对蓝袜子俱乐部创立者伊丽莎白·蒙塔古妇人有较高的评价：“她比任何我认识的女人都了不起，因为她传播了更多的知识”（龚龑，80）。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不仅表现了英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体现了女性对话语权的争夺。

女性作家又是如何逐步占领通常有男性统治的文学王国的呢？难道正如拜伦所说，蓝袜子女性作家属于“美女”作家，靠的是用美貌来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在18世纪末出现了一场变革，倘若我能重写历史，我会把它说得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要，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Woolf 7）。与表现女性个人生活及情感经历的虚构故事及当时女性争夺话语权的时代气息遥相呼应，也为了打破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女性作家意识到传统诗文不适合挖掘女性生活，吸引女性读者，更遑论史诗。故从小说创作入手，因为小说通常被认为是属女性类别的，逊诗歌一筹。1789 年，（英国）共有26 位女性作家写出了28 本小说，并呈猛烈上升趋势。到1796 年，有33 位女作家出版了39部小说……在某些小说形式上，如书信体小说，她们已与男性作家等同，甚至稍微超过了男性小说家（黄梅，57）。由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人开创的第一波小说创作的热潮，逐渐为女性作家取代。到18世纪末，女性作家的作品远远超过了当时小说的一半（Curran 182）。当时阅读广泛的作家有玛利亚·艾奇沃斯、简·波特、苏珊·费里尔、玛丽·雪莱、卡萝琳·诺顿夫人等。在长期占据英语系文学教材的英国浪漫主义“六巨头”（Big-six）中，即在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拜伦、雪莱和济慈中，唯有拜伦可以与当时的女性作家如艾奇沃斯抗衡，而其他五位诗人的作品在当时却极少人问津。女性、小说、读者或女性小说读者，对浪漫主义作家而言，是对传统上诗歌以男性为写作主体的组织形式的一种现代性威胁。（Lucy 322）

“怎么？难道我已不再是文豪了？/不再是舞座的诗家，光烫的丑角？/忍受一批蠢材的恭维，不禁慨叹：‘我脱不了身呀！像约力克的鸟？好，那我就像华诗人那样赌咒：（因为没人读他，他常常发牢骚，）/文风已荡然无存，诗名成了抓彩：/只能有俱乐部的蓝衣女士分派。” （348）

“哦，‘又深又暗的、美丽的蓝色呀！/正如某人在某处这样赞叹天空，/博学的女士们，我要以此言奉上;/据说你的袜子太—（不知什么原因，/当袜子是那颜色是我很少注目，）/蓝得使人想起当贵胄们朝觐，/或是在午夜狂时，他们左腿上/扣着的那只绶带—权力的象征。” （348-349）

在这两节中，拜伦意识到由蓝袜子女性组成的文艺沙龙对他的作品影响极大，“女性作家”及文学市场亦随之出现（Catherine xii），她们就像掌握着审查权力的皇室贵胄一样，能决定包括他在内的男性作家的作品命运，尤其是诗歌，即使华兹华斯的詩歌也鲜有人拜读。早在《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拜伦就表达了他对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女性阅读与创作的担忧（Murray 45），而当时其他男性作家并没有意识到女性已经开始蚕食他们的领地（Curran 184）。1770至1835年间，许多女性诗人并未隐藏自己的真实姓名，或羞于展示她们的诗歌技艺，反而在创作伊始就自豪地在封面页上署上了她们的真实姓名。女性作家所显露的自信体现了文学市场的日益女性化，而男性作家却开始有了阉割感（Murray 41）。

尽管拜伦此时已从受大众崇拜的偶像中跌落下来，但他不愿屈从读者的品味。1819年4月，在致约翰·默里的信中，他明确说不会写“贵妇之书”来取悦女人和庶民，决不为了她们而写“甜言蜜语”（拜伦，《书信选》185）。拜伦在《唐璜》在第一章结束时，通报了关于唐璜的写作计划：仿照荷马和维吉尔的风格写成一篇史诗，分为十二章，每一章要包括爱情、战争、海洋的风暴，还有船长、国王以及新的角色，好让这一篇史诗不徒负虚名（111）。杰罗姆·麦克甘（Jerome McGann）认为，拜伦由抒情诗向讽刺诗、游记及英雄史诗转变，是从女性向男性创作模式转变，是从阿那克里翁向贺拉斯、荷马转变（Jerome 56），这一转变使得拜伦认为他并不比任何一个作家更受读者欢迎，书籍的销量也不更多。（Murray 293）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正版书籍销量不多，但盗版却遍地开花。仅仅在《唐璜》出版四天后（即1819年7月19日），威廉·霍恩就出版了《唐·约翰，或撕下面具的唐璜》（全名为Don John： or， Don Juan Unmasked， being a Key to the Mystery attending that remarkable Production， with a descriptive Review of the Poem and Extracts.），J·昂温（J·Onwhyn）也完整盗版了《唐璜》第一、二章。1832年前，至少有18个版本盗版了《唐璜》全部或部分章节。与默里出版的《唐璜》定价为31.5先令相比，这些盗版版本价格极其低廉，仅需4先令就可以买到，使默里的4开本滞销，最后只能当作废纸出售（Wise 4）。当然，盗版的流行与正版价格居高不下有密切联系，其中既有客观也有主观原因。客观上，由于英国与拿破仑统治的法国连年征战，书本的原材料昂贵;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对图书出版的影响相对缓慢;1814年的《版权法》将版权保护期改为作者有生之年，或作品发表后的28年，以两者中较长的一个为准，这也使得当时的图书维持较高的价格。主观上，为了避免受到审查制度的迫害，约翰·默里及拜伦均未在《唐璜》上署名，且出版四开本的售价高达1英镑11先令6便士。由于售价高昂，流通不广，默里逃避迫害的计划短期来看取得成功（Luke 200）。此外，由于出版商及作者都未署名，也就不受版权法的保护，这给盗版作品提供了天然的便利，这可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拜伦的诗学观虽不成体系，但由其书信集及诗歌创作可窥一斑。拜伦认为“他的全部真正诗情是同那些国家及与之相联系的事件相始终的”（拜伦，《书信选》113）。读者在《唐璜》中随处可见诗人生活和思想的影子。在致约翰·默里的信中，他明确指出“《唐璜》的意图在于讽刺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病”（拜伦，《书信选》286）。他认为诗歌承担两种功能：宣泄情感与讽刺时政。虚伪的上流社会在分居案中给拜伦带来巨大的压力与苦闷，是导致他离国出走的直接原因。英国工业革命给英国经济领域带来重大变化，但上层建筑并未随之发生变革。乔治三世时期，新闻出版业受政府严密控制，报纸的撰稿人、印刷者和出版者稍不留意就面临政府的审查。因此，拜伦对《唐璜》的出版格外小心，避免引起政府的怀疑。然而，当时的女性作家以女性情感故事为小说素材，容易通过政府审查，且对女性读者有极大吸引力。为与女性作家展开竞争，《唐璜》以离婚案、唐璜与朱丽亚的艳事开端，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宣泄了拜伦苦闷的情感，讽刺了拜伦夫人以及伦敦虚伪的上流社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拜伦还借此表达了对政府出版审查制度以及女性创作与阅读的讽刺与反抗。

注释【Notes】

① 拜伦：《唐璜》。查良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Byron. Don Juan. Trans. Zha Liangzhe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3.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引文页码，不另作注。

② 18世纪中叶的伦敦，人们聚在一起吃喝玩乐、谈天说地;一群上层女性厌倦了惯常的玩牌闲聊，1750年，贵族伊丽莎白·蒙塔古夫人在她的宅第成立了文艺沙龙，在此聚会的男女成员不作空洞无聊的闲谈，而代之以书刊与文化讨论。有一次，植物学家兼拉丁文翻译家本杰明·斯蒂林弗特受邀参加他们的讨论。18世纪的英国，男士出席沙龙需穿礼服、黑色长袜，而本杰明家境贫寒，没有适合这类穿着的衣服。蒙塔古夫人告诉他可穿普通衣服和蓝色毛绒长袜前往。于是，他成为当天女士们文学之夜的客人，伦敦上流社会的保守人士对他的穿着不以为然，给他取了绰号“Bluestockings”，嘲笑说他去的聚会是“蓝袜子俱乐部”，而bluestocking自此有了“女学究”或“女才子”的意思。参见王慧君：蓝袜社的由来。《世界文化》4（2011）： 50.Wang， Huijun. “The Origin of Bluestockings.” World Culture 4 （201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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