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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丁文江的科学救国

2018-05-14张耀杰

关东学刊 2018年2期
关键词:胡适

张耀杰

[摘要]胡适和丁文江是民国学界最为要好的两个朋友,他们一起创办过《努力》和《独立评论》周刊,还一起共事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他们两个人虽然在某些具体的观点和意见方面存在分歧,在科学救国、公忠报国的“爱国苦心”方面,却是高度一致的。

[关键词]胡适;丁文江;科学救国;“新式的独裁”;“爱国苦心”

1956年是丁文江去世20周年,1955年12月17日,身在美国的胡适开始撰写《丁文江的传记》。1956年3月12日,历时三个月、长达12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杀青脱稿。现在看来,这篇传记的准确标题应该叫做《胡适与丁文江合传》,其中翔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在科学救国方面所表现出的半新半旧的精神困惑。

一、丁文江和胡适的共同努力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出生于江苏泰兴县。他在《努力周报》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是“宗淹”,意思是要效仿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01年,15岁的丁文江为了申请报考上海南洋公学的保送名额,在父亲带领下拜见知县龙璋。龙璋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为题进行面试,丁文江的超常发挥赢得龙璋的欢心,被龙璋当场收为弟子,其人生道路由此发生决定性改变。

1902年,16岁的丁文江在龙璋安排下,跟随胡子靖到日本自费留学。丁文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进入正规学校就读,他当时喜欢的是谈政治和写文章。

随着1904年2月8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原本就不认真读书的中国驻日本留学生,因此找到了拒绝读书的强硬理由。在此期间,和李祖鸿(毅士)兄弟同住的庄文亚,常常接到无锡举人吴稚晖(敬恒)从苏格兰爱丁堡寄来的书信,说是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苏格兰生活便宜,希望年轻乡党去英国留学。丁文江、庄亚文、李祖鸿三个人听信吴稚晖的劝说,于1904年3月从上海启程前往英国。他们登上轮船时身上只剩下10多个英镑。

三个人赶到爱丁堡时,发现吴稚晖所说在英国留学一年只需要600元,指的只是食宿费用,读书穿衣的费用并没有计算在内。在吴稚晖安排下,丁文江、李祖鸿留在爱丁堡学习英语,吴稚晖陪同家里没钱的庄亚文去利物浦过最刻苦的生活。用胡适的话说,吴稚晖先生一生宣传“留学”,往往用他自己能忍受的刻苦生活做标准。丁文江、庄亚文、李祖鸿三个青年受了这种引诱,冒了大险跑出去,等到木已成舟的时候才明白:“那种生活不宜读书!"

侥幸的是,丁文江、李祖鸿在爱丁堡偶遇曾经在山西传教的约翰·斯密勒医生,他们在约翰·斯密勒医生的热心安排下,到英国东部小镇司堡尔丁就读乡镇中学。丁文江从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后就考进剑桥大学。他在剑桥大学读了半年时间,因为学费昂贵而被迫辍学。

1908年,丁文江考取学费相对低廉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他在此之前上书两江总督端方申请学费,端方指令泰兴县每年津贴几百元公费。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后,他又在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帮助下补了每月十镑的半官费。

1911年4月,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的丁文江,离开留学七年的英国,经滇越铁路从云南河口进入中国。他回到家乡不久,辛亥革命就在湖北武昌率先爆发。

1913年2月,丁文江来到北京,就任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司长是江苏同乡张轶欧。

1913年10月,张謇就任新成立的农商部总长,次长刘厚生是张轶欧早年就读南洋公学时的国文教员。丁文江在同乡前辈张轶欧、刘厚生、张謇等人的鼎力支持下,先后创办地质研究班和地质研究所,为中华民国培养了第一代地质学专家,并且初步调查了中国境内的矿产资源。

1921年,前农商部次长刘厚生和京奉铁路局联合组建官商合办的北票煤矿公司,总资本500万元,其中官股40%,商股60%,刘厚生为董事长,丁文江为总经理。

北票煤矿位于当时的热河省朝阳县北部,原本是京奉铁路局经营的煤矿,投资50万元还没有挖出煤炭。丁文江受交通部委托前往调查这一带的矿产地质,调查结论是矿产资源丰富,有开采价值。他之所以要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去办北票煤矿,主要原因是父亲丁吉庵去世之后,由他负担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负担四弟文渊在德国自费攻读医学的高昂费用。

丁文江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将近五年时间,把这座煤矿建设成为日产煤炭2000吨的大型企业。按照胡适的说法,“关于在君办理北票煤矿公司的事情,我差不多完全不知道。……这五年(1921-1925)之中,在君的生活有两件事是值得记载的:一件是他和我们发起一个评论政治的周报——《努力周报》——这个报其实是他最热心发起的,这件事最可以表现在君对于政治的兴趣;一件是他在《努力周报》上开始‘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展开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大论战。”

1922年5月7日,由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The Endeavor)正式創刊。作为一种尝试性努力,5月14日出版的《努力周报》第2号,公开刊登由胡适执笔、有16个“好人”联署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说是“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1922年9月,《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人当中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在直系军阀第二号大首领吴佩孚的支持下参与组阁,分别出任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教育总长,人称“好人内阁”。

11月18日晚上,亲近直系第一号大首领曹锟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带着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来到大总统黎元洪位于北京东厂胡同的宅邸,以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使国家损失达五千万元为由,挟持黎元洪下达逮捕命令。随着“罗文干案”爆发,仅仅维持两个月的王宠惠“好人内阁”被迫解散。《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平心降格”的政治主张,没有一项得到落实。

二、丁文江与张君劝的科学之争

在批评现实政治的同时,《努力周报》还通过每月增刊一期《读书杂志》的方式开展学术讨论。其中最为持久的一场学术论争,是由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引起的。

1923年2月,张君劢应吴文藻的邀请来到清华学校,给一批即将赴美留学的学生演讲“人生观”。张君劢认为,人生观与科学不同,其表现内容为: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他由此得出结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之自身而已。

张君劢的演讲稿《人生观》在《清华周刊》刊载之后,惹恼了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丁文江奋笔写作的长文《玄学与科学》,分别于1923年4月15,22日连载于《努力周报》第48,49号,并由此挑起了被胡适认定是“为科学作战”的一场轮番论战。站在张君劢一边的知名人士主要有梁启超、张东荪、瞿菊农、林宰平,站在丁文江一边的主要是在《努力周报》及其《读书杂志》发表文章的胡适、王星拱、任叔永、吴稚晖、范寿康、唐钺等人。

这样的一场论争,当事双方都没有能力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结论,直到今天,被丁文江称之为“玄学”的伪命题、伪科学,依然在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大行其道。关于这场论争,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介绍说:

这里表面上的问题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但这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科学专注于向外……其结果为物质文明。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账者,对于物质文明,厌恶之论已屡见矣。”科学及其结果——物质文明——不但是“已成大疑问”的东西,并且是在欧洲已被“厌恶”的东西,青年人当然应该回到那些“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而“其结果为精神文明”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了。所以在君当日把问题看作“玄学与科学为敌”的问题。

胡适指出,张君劢的观点并不新鲜,在此之前的1920年,梁启超已经在《欧游心影录》中表述过类似观点:“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底气不足的梁启超在断言“科学破产”的同时,还知道自相矛盾地留有余地,说是“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他的亲信弟子张君劢却借助于“欧洲人”的名义,明目张胆地“厌恶”起“科学”来。

在胡适看来,丁文江发起的这一场号称是“玄学与科学”的学术论争,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错位。张君劢所谓的“人生观”,既不是“人生观”也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牵强附会、信口开河的伪命题。所谓“玄学与科学”的论争,其实是不具备足够健全的科学精神的丁文江,与公然否定科学精神的张君劢之间,夹缠不清的一场混战。

关于这一点,老辈学人吴稚晖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一文中给出了生动形象、痛快淋漓的分析总结:

最近张、丁科学之争,……主旨所在,大家抛却,帷斗些学问的法宝,纵然工力悉敌,不免混闹一阵。实在的主旨,张先生是说科学是成就了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战,是祸世殃民的东西。他的人生观是用不着物质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粱杆子的土房,拉拉洋车,让多数青年懂些宋明理学,也就够了。于是丁先生发了气,要矫正他的这种人生观,却气极了谩骂了玄学鬼一场,官司打到别处去了。后来他终究对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简单的说了出来。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重新梳理了丁文江所要争论的这两个“本题”:第一,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第二,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

关于第一个“本题”,丁文江的答案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美的工业虽然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人生观不能统一,也是为此。战争不能废止,也是为此。”

关于第二个“本题”,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中回答说:

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波波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見?

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一文中,还针对张君劢极端推崇的“中国的精神文明”批评说:

提倡内功的理学家,宋朝不止一个,最明显的是陆象山一派。……我们看南渡时士大夫的没有能力,没有常识,已经令人骇怪。其结果叫我们受蒙古人统治了一百年,江南的人被他们屠割了数百万,汉族的文化几乎绝了种。……到了明末,陆王学派风行天下,他们比南宋的人更要退化:读书是玩物丧志,治事是有伤风雅。……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陕西的两个流寇居然做了满洲人的前驱。单是张献忠在四川杀死的人,比这一次欧战死的人已经多了一倍以上,不要说起满洲人在南几省作的孽了。

我们平心想想,这种精神文明有什么价值,配不配拿来做招牌攻击科学?……言心言性的玄学,“内心生活之修养”,所以能这样哄动一般人,都因为这种玄谈最合懒人的心理,一切都靠内心,可以否认事实,可以否认论理与分析。顾亭林说的好,“……以其袭而取之易也。”

“陆王学派”,指的是宋、明两代以陆九渊(字子精,人称存斋先生、象山先生)、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为代表的刻意讲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貌似全能全知却分不清楚公私群己之权利边界的一派儒生。所谓“袭而取之易”,意思就是方便于抄近路、讨便宜的托古托大、欺世盗名、哗众取宠、招摇撞骗、强词夺理、牵强附会、急功近利、巧取豪夺。

可悲可叹的是,自以为捍卫科学的丁文江,一旦谈到科学知识之外的所谓宗教人生观,竟然变得和张君劢一样强词夺理、牵强附会,以至于忘记了科学之成其为科学的学科划分和边界局限,从而于不知不觉中暴露了自己与张君劢、梁启超等人一样根深蒂固反科学的传统文化之本色底蕴。

三、丁文江“有武断的嫌疑”的人生观

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一文里,还正面介绍了自己所信仰的所谓的宗教人生观:

我岂但不反对美术,并且不反对宗教,不过我不承认神学是宗教。十二年前,我做《动物学教科书》,说蚁类优胜的理由:“所谓优胜者,就蚁之种系言则然耳。……合至愚之蚁为群,而蚁之种乃优胜,何哉?曰,栖牲个体之利益以图一群之利益也,牺牲一群一时之利益以图一种万世之利益也,言群学者可以鉴矣。”……我的宗教的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

写作《<科学与人生观>序》的胡适,是基本上认同丁文江这种“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观念的。他在吴稚晖的相关论述基础上概括出的十条“人生观”之第十条,是这样表述的:

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胡适认为,“这种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我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但是,稍微懂得一点点自然科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人类是大自然长达45亿年的进化演变的结晶,相对于大自然来说,人类其实是很渺小的,并且极有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位上死灭消亡的。一个以主体个人为本体本位的文明正常人,是不会纠结于人力之外子虚乌有、无限绝对、永恒不灭的所谓“全种万世”的。在力所能及的边界范围之内尽到自己的一份相对有限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本分,才是一个文明正常人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最佳方式和最佳途径。

到了1956年的《丁文江的传记》中,胡适谈到丁文江的宗教人生观时介绍说,这里面有丁文江25岁左右写作《动物学教科书》时的见解;有37岁写《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时的见解。这种见解和他1934年48岁时写作的《我的信仰》,大致上也是一致的。

《我的信仰》是丁文江1934年5月6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星期论文,其中写道:“我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宗教心是为全种万物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合群以后长期演化的结果,因为不如此则不能生存。”

丁文江公开承认,他的这种信仰是不符合他自己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的:“一部分是个人的情感,无法证明是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请读者原谅。”

按照丁文江这种“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的高度宗教神圣化的神道逻辑推演下去,中国历史上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的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天命流转、改朝换代、草营人命、杀人如麻、一统江山、统一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所标榜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存天理,去人欲”,就是神圣正确的。希特勒为极力扩张日耳曼人的种族血统和生存空间,不惜针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以至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神圣正确的。

1956年的胡适,已经充分见证过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极端败坏,于是,他在《丁文江的传记》中难能可贵地明确指出:丁文江從来不讳言他的宗教人生价值观中含有科学的因素和非科学因素,丁文江经过严格训练的科学知识使他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但是,他的“宗教心特别丰富”的情感使他相信“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就是宗教。“他的情感使他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宗教心可以含有绝大的危险性,可以疯狂到屠戮百千万生灵而还自以为是‘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这种‘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的信念,只可以作为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用来律己的信条,而不可以用作律人或治人的宗教。”

四、胡适与丁文江的“独立评论”

1923年4月,丁文江劝说胡适南下上海、杭州专心养病,《努力周报》交由丁文江、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等人编辑组稿。同年10月,曹馄经过贿选当选总统,《努力周报》因为“批评政治、监督政治”的尝试性地努力“完全失败”而自动停刊。

1924年9月17日,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人关之后,张作霖派遣张宗昌、邢士廉、姜登选等人率军南下,把奉军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到南京、上海等地。为了保全江浙沪一带居民的生命财产,陈陶遗、刘厚生、陈仪、蒋百里、罗文干等人发起一场秘密运动,为丁文江展现政治才干提供了一个绝佳机遇。

1925年7月,丁文江收到罗文干从湖北岳州打来的密电,要他到岳州会见吴佩孚。丁文江向北票公司请假南下,在上海和刘厚生、陈陶遗等人密谈之后前往岳州,与吴佩孚协商借助客兵驱逐奉军的相关事宜。

1925年9月初,丁文江从上海乘坐海船返回天津。这一年的10月10日双十节,孙传芳在杭州宣布组织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联军,共同讨伐张作霖。五省联军公推孙传芳为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分五路驱逐江浙沪地区的奉军武装。陈调元在安徽、白宝山在江北同时响应。驻扎在南京的杨宇霆抢先渡过长江撤回北方,驻扎在上海的邢士廉也率部撤离。最为富庶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转眼之间变成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地盘。

1926年5月5日,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淞沪商埠督办的孙传芳,在上海总商会招待上海各界的茶会上正式宣布,由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全权总办,说是“本人和陈陶遗省长曾经详细商讨这些问题。今天说的话可以代表我们两个人的共同意见”。

孙传芳在演说中宣讲了由丁文江起草的“大上海”计划,把上海租界四周的南市、闸北、浦东、吴淞,全部归并到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管辖之下,此前各行其事的上海交涉使、上海道尹、警察局长,全部服从督办和总办的领导。这项计划“要使上海租界四周围的中国地区成为一个模范城市,其结果应该成为我们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

1926年8月31日,代表江苏省政府的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上海交涉使许沅,与代表公共租界领事团的挪威总领事Aall签订《收回会审公堂临时协定》。该协定正式生效的1927年12月31日,也是出任淞沪商埠总办8个月的丁文江正式辞职的日子。

等到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上海及周边地区之后,丁文江为了躲避国民党方面的通缉和清算,离开上海隐居在日本人统治之下的大连乡下闭门写作。他在“大上海”的政治实验,事实上是以失败告终的。

1930年11月28日,胡适一家从上海搬回已经改名北平的北京。当天上午,蒋介石南京政府接受教育部长蒋梦麟辞职,改任其为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来到北平后,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协和医学院院长兼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顾临反复讨论,拟定了帮助蒋梦麟重振北京大学的方案,也就是1931年1月9日中基会董事会在上海通过的“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万,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二百万,作为合作特别款项,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的合作办法。丁文江因此成为北大15名研究教授之第一名。

蒋梦麟出任校长的“新北大”是1931年9月14日开学的,开学后的第四天便发生了日本军队炮击沈阳、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予抵抗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的年底,胡适和丁文江在朋友们的热心推动下,开始筹办《独立评论》周刊。丁文江提出仿照《努力周报》的办法,从1932年1月开始每个社员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先积累三个月捐款之后开始出刊,出刊之后捐款仍然继续。由于胡适住院40多天割治盲肠,《独立评论》第1号拖到1932年5月22日才出版面世。

反观历史,胡适、丁文江等人所谓的“独立评论”,其实是很不独立也很不专业的,当年也并没有起到引领时代潮流的导向作用。

1932年8月,丁文江在《独立评论》第13号发表《假如我是张学良》,就守卫热河省的作战方略向张学良公开喊话,可惜的是,张学良缺少的恰恰是丁文江所希望的“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

五个月后,日本军队开始进攻山海关,丁文江又迫不及待地写作一篇《假如我是蒋介石》,向掌握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公开喊话: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攻击。

丁文江这种一厢情愿的喊话献策,从立论上就是违背现代政治文明的。从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开始,王在法下、违宪受罚的惩罚性条款,才是检验文明政治与前文明政治的试金石。在像张学良、蒋介石这样的掌权者不肯学好也不能学好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力量监管惩罚蒋介石、张学良的爱国献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屈原式的自作多情和阿Q式的自欺欺人。

五、胡适与丁文江论“新式的独裁”

1934年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为了赢得民心,在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联名发表通电,其最后一句话是:“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蒋介石当天接受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又公开表示说:“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12月9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关于思想自由》,该文在《独立评论》第131号转载时改名为《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其中公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开放党禁报禁、保障个体人权等五项建议。

胡适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無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于12月11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130号,其中写道:

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这个见解在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国内政治学者的注意。这大概是因为这个见解实在太不合政治学书里的普通见解了。……试看美国的民主政治,哪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谓“智囊团”的政治出现于美国,这正是因为平时的民主政治并不需要特殊的专家技术,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机,国会授权给大总统,让他试行新式的独裁,这时候大家才感觉到“智囊团”的需要了。

胡适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中强调说:在不少政客和学者都鼓吹独裁政治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

胡适一边借口“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来赞美美国的所谓“新式的独裁”;一边又说“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本身就是缺乏专业精神和严谨态度的自相矛盾。胡适这种自相矛盾的“趁火打劫”,为丁文江等人趁虚而人、见缝插针的反批评,提供了一个致命破绽。

12月18日,丁文江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针对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文批评说:“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在丁文江看来,胡适所谓的“新式的独裁”,才是现实政治的改进方向:

汪蒋两先生尽管通电说独裁政治不是必要,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何尝不是变相的独裁,不过不是蒋廷黼、钱端升两先生理想的独裁而已。岂但我们的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不久或者要遇着空前的经济恐慌。在没有渡过这双重国难以前,要讲民主政治,是不切事实的。胡适之先生自己说,美国“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机,国会授权给大总统,让他试行新式的独裁”。我们的国难十倍于美,除去了独裁政治还有旁的路可走呢(么)?

接下来,丁文江给所谓“新式的独裁”拟定了四个标准化的要素条件:(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質;(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只是在美国社会已经趋于成熟稳定的制度框架内,通过议会两院的立法授权程序有限度、有边界地扩张了总统以及联邦政府相对于各州政府的权力份额和执政力度,与“独裁”二字是划不上等号的。通过议会扩权之后的罗斯福,并没有掌握任意妄为的独裁权力,假如他违背相关的法律条款推行专制独裁,美国社会是完全有能力依照既定的法律条款和制度程序来对他实施弹劾惩戒的。胡适和丁文江所谓“国会授权给大总统,让他试行新式的独裁”,是明显误读“罗斯福新政”的基本事实和法理常识的一个伪命题。

到了1953年11月5日,胡适在匹茨堡大学演讲《一个东方人看现代文明》时再一次谈到推行所谓“新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强调的就是罗斯福不可能实施“独裁”的基本事实:“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尽管罗斯福总统的权力那么大,他在他的家乡——哈德孙河边的达奇县——的选举就从来没有赢过。同时,他把‘感恩节提前一周的做法也失败了。这就在说明了在西方世界里,民主的力量大到足以控制政府的权力。”

1934年12月30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33号里,胡适在转载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同时,也刊登了他自己的回应文章《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针对丁文江像打赌押宝一样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寄托于明君清官之好人政府痛加批驳:

丁在君先生……对于英美的民主政治实在不很了解。……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简单,只消把“诺”字改作“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无权说一个“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只能焚书告天,盼望那个独裁的首领要全知全德,“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要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万一不如此,就糟糕了。

到了1935年1月1日,胡适从上海乘坐哈里生总统船前往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1月2日,他利用海船上的闲暇时间为过去一年写下总结性的长篇日记《一九三四年的回忆》,其中特别谈到1934年12月28日,丁文江“忽然发表了一篇《民主与独裁》,专驳我的一篇有意利用汪蒋感电来‘趁火打劫的文字”。

“趁火打劫”四个字,活灵活现地展示了胡适只忠诚于现代文明的国家理念而不肯效忠于某一个政治强人的精神面貌。

六、胡适与丁文江的“爱国苦心”

胡适的《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并没有能够说服丁文江。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在《大公报》发表另一篇星期论文《再论民治与独裁》,其中表白说:

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到:“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

丁文江在这段话语里,表现出的是他不惜偷换概念也要证明自己无限爱国的价值混乱和身份歧视:偌大一个美国,难道不正是逃出“祖国”的清教徒以及各种冒险家逐步建立起来的么?难道当年的爱因斯坦、哈耶克们,不正是在远离“祖国”的情况下为全人类贡献出了他们各自的精神财富么?难道逃出“祖国”的“巴黎的白俄”,就不可以光明正大地充当“英美的工人”和英美的“知识阶级”么?难道丁文江仅仅为了表明自己公忠爱国的道德洁癖,就可以用充满身份歧视的非职业性的“巴黎的白俄”,来混淆“英美的工人”“苏俄的知识阶级”“苏俄的地质技师”之类的职业概念么?

应该说,针对丁文江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话语,是可以借用鲁迅当年的经典话语来加以回应的:“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一直以中国社会极少数的全能精英自居的充满着身份优越感的丁文江,显然不愿意选择“英美的工人”“苏俄的知识阶级”“苏俄的地质技师”之类的普通职业,他所选择的是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之类更高等级的技术官僚。关于这一点,丁文江1935年5月7日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的广播稿《科学化的建设》中,有明确表示:“假如国家不能养成专门的技师,一切专门的事业当然无法着手。比专门技师尤其重要的是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假如他们不能了解科学的意义,不能判断政策的轻重,不能鉴识专门的人才,则一切建设根本不会成功的。”

到了1956年3月,写作《丁文江的传记》的胡适,不仅没有认真反思他自己以及丁文江对于罗斯福新政的严重误读,反而替丁文江所向往的“新式的独裁”辩护说:

我们回头细读他的政论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几篇政论放在一块读下去——我们方才能够认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他在那个时期主张“新式的独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学训练都不相违背的,是可以领导全国走向“建设新中国”的路上去的。

出于对丁文江充满了全能精英式的身份优越感及其“爱国苦心”的高度认同,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感慨道:“他的‘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是‘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九一八事变”之后,政府的首领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就是够不上‘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

在我看来,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的所谓“首領”,自然应该开诚布公、相互平等地与所有国民分享其公共权力,还有什么必要搞所谓的“新式的独裁”呢?

反过来说,既然“独裁的首领”可以对“国家的利害”加以“独裁”,还需要以全知全能的知识精英自居的丁文江们浪费口舌,写作《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再论民治与独裁》之类夹缠不清的爱国文章么?

1935年12月2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从南京来到长沙,应铁道部长顾孟徐约请探查粤汉铁路沿线可供开采的煤矿资源,同时受教育部长王世杰委托,在长沙附近为清华大学等北方高校的战时南迁选择校址。作为参与设计粤汉铁路的地质专家,丁文江最为关心的是:万一华北不能保全了,万一平汉铁路不能继续运煤南下了,粤汉铁路沿线的南方诸省的能源供给如何解决?

12月7日,丁文件从南岳衡山乘坐铁路局汽车到茶园铺,然后步行15里前往谭家山煤矿。他走下600米深的矿洞,累得衣服全部湿透。走出洞口,天气极冷,他不肯洗澡,把湿衣服烘干就离开了。过度劳累的丁文江,当天便开始伤风感冒。

12月8日是星期天,丁文江人住衡阳市区的粤汉铁路株韶段路局的宾馆,与老朋友凌鸿勋交谈了一整天,晚上又到凌鸿勋家吃饭,约定第二天同去来阳考察马田墟煤矿。9号早晨凌鸿勋来到宾馆,才发现服用安眠片又封闭门窗的丁文江,因为在壁炉中烧煤取暖而煤气中毒。由于救治过程的一再失误,致力于科学爱国和公忠报国的丁文江,于1936年1月5日下午在长沙湘雅医院去世,年仅49岁。

到了25年后的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亚东区科学教育会开幕式上发表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再一次重复了“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在一九二八年又用英文发表”的“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

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坐在一只原始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在近代喷射机在他头上飞过的物质文明。……我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能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对于极力维护蒋家王朝家天下的蒋介石父子及其追随者来说,胡适所大力提倡的来自西方社会的先进文明和科学技术,一直是被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而加以限制利用和严防死守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胡适泛泛而谈的上述演讲,无意之中触犯了蒋介石父子及其追随者的致命痛点。随之而来的一轮文化围剿,导致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倒地而亡,时间是1962年2月24日6时35分。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稿,因此成为他提倡科学救国、公忠报国的一曲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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